秦汉帝国时代为中国确立了皇帝制度，那么皇帝制度有哪些特征？它对后两千年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这一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来看秦的统一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可以说，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后代中国可能遇到的政治问题，秦始皇的祖父、父辈都已经遇到了。比如秦国曾经出现过权臣吕不韦，曾经出现过外戚，曾经出现过太后专权，曾经也出现过宦官乱政。这些都为后来秦始皇施政、立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为了保证秦帝国最高权力的集中而不分散，秦帝国最终还是确立了“父系集团传承最高皇权”这样的游戏规则。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国家权力——皇帝他掌控整个国家——这种权力只在皇帝的家族内部，以父子相继的这种形式向后传递。这种王权不可以分散，不可以传到这个父系家族以外的家族。

可是我们又发现，秦帝国它还有另外一面特征：秦帝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庞大的官僚帝国。什么叫官僚帝国？就是所有的帝国官员，都是皇帝的“打工仔”，所有的帝国官员都是为皇帝个人服务的，他们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劳动，换得皇帝的权力分配，换得皇帝的支持、得到皇帝的赏赐，领取一份薪酬。

过去有一个词语叫“庶人之在官”。换句话说，官员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那你就是普通的一介老百姓——庶人。只有当皇帝认可你了，你才是国家的官员。所以我们看到，秦帝国就好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它的所有员工都是经过严格选拔、仔细考量，才录用为国家官员，为国家服务的。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司”，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却是在家族内部进行传递的。

这样一个结构充分体现了秦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帝国，而这种理性，也影响到了秦的皇室。我们可以说，秦皇室是中国古代最为寒酸的皇室。大家想一想，秦朝没有皇后，没有诸侯王，甚至在秦始皇死之前也没有太子。秦没有了贵族，没有了可以分享王权的人。

故而，这样一个极其理性的帝国，它建立的政治制度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皇权是皇帝个人的私属物品，可是同时，皇权也代表了一个集体，代表了一个国家，它是整个国家的公权力，故而任何人不得分享皇权，也不可以利用皇权进行牟利；其次，为了保证皇权的尊严和至高无上，其他人不得享有皇帝授予之外的任何特权。当时的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哪怕你是宰相的子孙，也要根据国家的规矩服徭役，缴纳赋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他是整个国家的掌舵人，他也是整个国家的所有者，他要为国家的走向负责。

那么，我们如何来概括秦帝国的这种国家形态呢？一位日本学者用这样一个词来概括，他说秦汉中国的国家形态是一种“父家长制”的国家形态。

那么，何谓父家长制？所谓的父家长制，是这些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非血缘的人，他们结合在一起，而其中有一个人又像一个父亲和家长一样，来统治和管理他们。可以说，父家长制是非血缘的集团，以“父家长”这种家内奴隶制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刘邦的集团全是沛县这一带的豪杰、小吏、游侠这种下层人物。可是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刘邦是这个集团当中的领袖，而其他人有的叫作“客”，就是客人；有的叫作“中涓”，就是我们所谓的替他家服务的人；有的叫作“舍人”，就是他家里雇用的人；有的叫作“士族”，就是他家中的武士和军人。他们这些人结合在一起，而刘邦既是他们的家长，又是他们的主人，可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家庭血缘关系。

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刘邦死后，吕太后哭泣，但是呢，不够哀伤，别人就问她，为什么吕太后忧心忡忡？吕后就说，当年这些军功贵族都是跟刘邦一起起来的编户齐民，他们都是一样的市井之徒。今天刘邦死了，他们会不会认汉惠帝这样一个小孩子做自己的家长呢？吕后担心他们不会认。所以吕后说，“非尽族是”，不把他们全部族灭掉，汉朝无法得到安宁。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父家长制。

可以说，父家长制既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构造形态，又是秦汉这些帝王王室的构造形态。每一个集团中的领袖，要担负起这个集团的责任。也正是由于这种国家形态，皇权只许我一家独大，其他人不可以来分配，不可以来分享。又因为专制君主具有公权力的性质，为了实现公权，那么就必须有秩序化的结构和范围。于是围绕着皇权，就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规矩和规范。

皇帝要唯我独尊，皇帝的名号别人不能分享，皇帝自称为“朕”，皇帝说的话叫作“圣旨”，皇帝传的命令叫作“上谕”，等等。后两千年的中国，皇帝就成了中国实际上至高无上的主宰。而那个“神”，那个“天”，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秦汉帝国奠定的结构是，皇帝开始实施对他治下的所有人的人身支配。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的帝国是“一竿子捅到底”，也就是说皇帝可以管到每一个具体老百姓的头上。这种父家长制下的帝国，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撕裂。

我们可以将秦汉帝国的政治体制视为一种特殊的嫁接。可以说它在最高权力上依然延续着上古时代的“宗法氏族制度”。宗法氏族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一个大的家族网络。而在国家管理的具体的“公务员”任用上，它是官僚契约制度。这就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选贤举能，考察、选拔、奖励、罢黜，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把它叫作官僚制度。在皇权上，秦汉帝国采用的是上古时代的宗法氏族制度；而在官僚任用上，它采用的又是战国以来一种合理化的官僚契约制度。这两种制度嫁接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秦汉帝国的国家结构。上古时代的宗法氏族制度和战国以来的官僚契约制度，在这里走向了合体。理性的官僚制度的机体、血脉传承的君权结构，成为这个机体的大脑。

我们可以看到，秦汉的帝国，官员犯了错，有退出机制，他会受到惩罚，他会被免职。但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君主，他既是君又是父，他无法退出。所以，在官僚体制下，官员有退出机制；然而在父家长制的皇权下，皇帝是没有退出机制的。

所以秦汉帝国最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最高皇权应当如何传递和转移？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老是改朝换代？因为在这个体制中，皇权是皇帝个人的私产，它同时又代表着国家的公共意志。作为公共意志，它享有着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作为皇帝的私产，它可以任意处分。所以皇权在古代帝国，它具有双重合法性；正因为它拥有的双重合法性，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去矫正皇权的错误；为了矫正这种错误，只有从外部机制上摧毁皇权，彻底摧毁帝国，重建一个新的皇权，才能矫正过去皇帝造下的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老是改朝换代的原因。

秦汉之际的改朝换代，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偶发事件。假如秦始皇知道与民休息，不滥用民力，秦似乎不至于二世而亡；假如历史给秦朝几百年的时间，以秦帝国这种理性思维，似乎可以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这种路径可以帮助皇帝矫正治理过程中的错误。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给了秦15年的时间，秦“崩盘”了。“崩盘”的结局是，不同的力量从外部摧毁了秦的皇权，摧毁之后它们重建一个新的皇权。尽管这样的摧毁看似解决了问题，可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所以后来的时代避免不了改朝换代的常态。

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这样写道：“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二世可至万世而为君。”秦如果能够爱六国的人，它怎么会只传递两代人？可以传到千万代人而为君。可是秦没有来得及做这样的反思，后代的人又不反思秦，所以一代一代的人，重蹈皇权从外部被摧毁这样的覆辙。

秦汉之际的改朝换代，尤其是秦的皇权从外部被摧毁，在司马迁看来是不可想象、古代也没有出现过的。司马迁在《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里面说，刘邦这些人，兴起于闾巷之间，他们发动的战争摧毁了秦的皇权，比三代以来的革命还要暴力。而刘邦重建的汉朝，恰恰又使用了秦给他们立下的制度和规矩。秦的法律、秦的制度又成了汉立国的依据。刘邦集团从外部摧毁皇权、重建帝国，在汉朝，又被塑造成拨乱反正的楷模，这就为后世中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每当皇权发生错误的时候，从外部摧毁它，重建一个新的皇权，这是正当的，是符合正义的。

刘邦死后，汉朝的大臣们这样歌颂刘邦，他们说刘邦起于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功劳最高，所以，他是汉朝的太祖。这种表彰和鼓励，也为中国的底层民众一呼百应地站起来，挑战皇帝的权威，立下了楷模。这是秦汉的大变局，我们无法说清它是一个正面的教材还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总之我们知道，每一次从外部摧毁皇权，带来的都是国家的动**、生灵的涂炭。曹操在描绘汉朝末年战乱的结局时说，洛阳周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动**尽管摧毁了一个残暴的政权，可是它也给身处其中的老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灾难。

重建帝国，谈何容易!正因为早期的秦汉帝国没有探索出矫正皇权的合理模式，这样一个外部摧毁的渠道，使得人们看到了古代中国循环往复、一次一次的改朝换代，人们在改朝换代当中体会着历史的因果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