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乐天

（译有《责任的重负》、《开端：意图与方法》等。）

路上空无一人。这是一条微微上升的缓坡。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那种扑面而来的酷，加缪式的酷，源于他笔下仿佛下意识地生成的一种标志性的矛盾结合—一方是感性的快乐体验；另一方是对人在冷漠宇宙之中的“存在性孤独”的认识。依靠着在阿尔及利亚的早年生活，加缪，这位“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即小说《局外人》（1942年初版）和《鼠疫》（1946年初版），而《快乐的死》这个小作品的完成时间比《局外人》还要早三年多。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对个人风格的初探，看到一种《局外人》的“准备动作”。

一、健康的人

这个动作里有加缪真实生命的无数痕迹，像绝大多数初学写作的年轻人一样，他把自己生活过的不多的年月作为“启动资金”。比如，在书中你可以看到两个地名：贝尔库，里昂街。那条街的93号公寓，就是加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全家的居所。在这个区，阿拉伯人和黑脚法国人并肩生活，此外还有来自地中海周边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像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突尼斯人、希腊人、犹太人。“黑脚”（法语pied-noir）一词的来源，可能是地中海水手满是泥炭的脚，也可能是法国士兵的黑靴子，它指的是在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时期，在此地生活的一百万欧洲裔殖民者，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法国人，其生活一般比较朴素，没有那种把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和穆斯林都踩在脚下的做派—至少加缪本人是这么个印象。

当《快乐的死》中贝尔库出现时，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五方杂处，过着一种热汗蒸腾、身体气息十足的生活。可以参考加缪早期写的一则散文《运动》，其中记录了一场拳击赛的实况，对赛双方分别是一位法国海军士兵和一名奥兰当地的拳手，两人打得正酣，台下的观众是如此表现：

他们的嘘声里没有仇恨。观众们分成两边，似乎为了公平起见。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顺着精力透支后的漠不关心而作的。如果法国人浮步不稳，如果奥兰人忘了不该打脑袋瓜子，他便会受到嘘声，但是一会儿喝彩声又代之而起。[1]

比赛进行到最后也难分胜负，于是按惯例进行抽签，法国人最终获胜，观众显然以本地人居多为由，认为裁判作弊。于是抗议之声四起，然而这时，“那水兵走上前去拥抱他的擂台对手，吮吸着他兄弟的汗水。这足以改变观众的看法，使他们又爆出喝彩。我的邻座不错，他叫道：他们不是蛮子”[2]。

这是个寓意深刻的情节，它表现出社区的某种和谐，人各有各的欲望和好胜心，却又能以一种古希腊式的身体审美去公平地欣赏别人的力量和长处。加缪一向特别强调身体健康这一点，在《快乐的死》中，主人公帕特里斯·梅尔索之所以能同时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和它的冷漠、残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个健康的人：因为健康，他才不需要乞求岁月温柔相待，也才会不惮于想象和思考死亡，也才能够在贝尔库的码头上，以一种轻松的心情“观赏”一个惨遭重伤的工人：

他们已经把伤者抬出来了，他躺在木板上，周身弥漫着粉尘，嘴唇由于痛苦而发白，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了无生气地任人处置。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可怕的伤口淌着血。鲜血沿着手臂滚滚流下，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一阵青烟升腾起来。梅尔索怔怔地看着这血，一动不动……

他凝视着那个伤者，直到被一个同伴拉走，两人快跑了一段路后，又搭上了一辆卡车，随着路面的颠簸，他俩被震得晕乎乎的，却又笑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健康年轻人的特权，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是自找的，是对自己雄厚的本钱的认可。受伤的工人的样子越凄惨，能够快跑、能够扒车的梅尔索就越是强大。

在第一部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梅尔索所处的社会的日常景象：

夏天的港口充满了喧嚣和阳光。十一点半，太阳仿佛从中间开裂成了两半，沉沉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岸。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红色烟囱的货船正在装载一袋袋麦子。细密粉尘的芬芳与太阳炙烤出来的厚重沥青味交融在一起。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在发烫的地面上不断转动着身体，阳光也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跃动着。

我们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一个加缪式的季节；我们看到了靠身体吃饭的杂耍人，看到了显得精力充沛的阳光，在海浪上炫耀着自己的灵活；我们还看到了茴香酒—阿尔及尔的标志性饮品，在十年后发表的《鼠疫》中，加缪就用城里重新飘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为鼠疫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的写照……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在加缪写来都是“慷慨”的，正是这些激发他去猎取、去品尝活着的幸福和快乐。除此之外，玛尔特的肉体和容貌对梅尔索来说也是一种盛大的供应：“她走在他前面，笑靥如花，美得摄人心魄。”

二、被丰盈覆盖的贫穷的人

加缪以一场枪杀来为这篇小说开头：腿脚灵活有力的梅尔索，开枪打死了一个双腿被截的男人罗朗·扎格尔斯。你若事先读过《局外人》，必然会想到默尔索的杀人，然后感到两个杀人事件之间似同似异：同样是晴好的天气，同样是在一种整体算是悠闲的气氛下做出的一个极端“冷酷”的行为，默尔索很快就要受审，而梅尔索只是舌头发干，脑袋嗡嗡作响，身体有些发冷，并无其他的惩罚在等着他。

要到后来，我们才能逐渐得知这次杀人的缘由（这就明显区别于《局外人》中完全无因的杀人）。他好像是应被杀者的邀请杀死他的，这个人让梅尔索夺走他的性命，并拿走他的钱。残疾人扎格尔斯对梅尔索说的一番话，不像是加缪的典型风格：

人没有钱不可能快乐。就是这样。……我发现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种自命清高，他们总以为金钱不是快乐的基础。这很蠢，显然也是错误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懦弱的。……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耗费生命去赚钱，但明明应该用钱来换取时间。这就是一直以来唯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它很明确，很具体。

这些关于钱、幸福和时间的关系的论说固然有着哲理色彩，其中的焦虑却是简单浅白的：对一个拥有健康、相貌的年轻男人来说，要实现个人自由只剩最后一道障碍：贫穷。日后在加缪的其他作品里，贫穷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强调，在《鼠疫》中，贫穷甚至是圣徒一样的人物塔鲁用来自我历练的选择，塔鲁告诉里厄医生，他因为不满检察官父亲判人死刑而离开了富裕的家，去过穷苦日子。

实际上，加缪是真正体会过穷苦的滋味的，在里昂大街，加缪一家人的住房条件差到了极点：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他和妈妈以及哥哥吕西安、他们的舅爷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洁工凯瑟琳·海伦共用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楼里没有电，没有管道系统。加缪和哥哥、妈妈共住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穷是无法掩饰的。我们还可以从加缪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实的信息：他喜欢在一家阿拉伯人开的咖啡馆里坐很久，那里长时间空无一人，他会尽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须回家睡觉时，他不用开灯就能摸着黑上楼，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绊倒，他的手从来不敢碰栏杆，以免摸到过路的蟑螂。

《快乐的死》中写到一个箍桶匠卡多纳，也很像从加缪自己的生活里抽取出来的，他是“一个不喜欢待在家里的穷人”，因此总是选择咖啡馆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个“出入方便、华丽敞亮且随时欢迎他光临的家”，几家生机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热气蒸腾，“是对抗孤独的恐惧及其朦胧愿景的最后庇护所”。

加缪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写到，自己从未从贝尔库艰辛、困厄的童年里恢复过来。可是《第一个人》的文字完全成熟，以至于我们读后，对他早年生活最深的印象不是贫苦，而是某种带有诗意的“清寒”，是一个人为了充分体会外界的慷慨丰盈而必须付出的成本。他对贝尔库地区和阿尔及尔整个城市及其居民的描写，都很容易让人忽略贫穷这一现实：里昂街非常宽阔，道路两旁栽种着无花果树，铺设着电车轨道。小街里店铺密集如林，手工作坊和公寓比肩而立，孩子们在街上玩棍子球，闹哄哄地在行人之间穿梭，跨过流浪狗和母鸡，小心别撞到各种小贩—一个“人间烟火”的丛集之地，“地气”充沛，永远热闹。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尔及尔平等开放的氛围吸引来了很多欧洲人在此活动，加缪认识很多艺术家、运动员、小店主。杂耍艺人和广大的工人都是穷的—不穷也不会去做体力劳动—但似乎并没有到赤贫的程度。虽然困厄但也随时会受到慷慨的补充：海滩和海水—并没有被少数有钱人圈起来独享，而是一视同仁地滋养荣华、抚慰穷困。不管你是高官子弟还是一文不名之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能脱得赤条条地去领取免费的日光和空气。海滩上还有标准的海景舞厅，穷人家的街坊儿女可以在那里半日尽欢。阿拉伯老人在玩多米诺骨牌，咖啡馆里坐着喝薄荷茶的顾客，世俗化的人和宗教信徒穿着对比鲜明的服装走在同一条路上，至今如此。

加缪笔下丰盈的身体感受完全覆盖了对物质条件的顾虑。对地中海的爱简直是他的名片，被他随时携带，成为灵魂的背景。在《鼠疫》中，里厄医生一旦难忍城里的喧哗和焦虑，就沉入海水之中，哪怕只是暂避一时。文字中的加缪就死死地留在这暂时之中：活着若还值得继续，人就必须探求与世界融为一体，而这一点，只有当其在水中畅游或坐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时才能体会到。

三、两个无从幸福的人

在《快乐的死》中，我们看到加缪对此尚有根本的不满足—不满足于精神和体感上的丰盈，也不满足于物质上的贫穷；不满足于享有自己已经享有的，也不满足于缺失自己一直缺失的。他托身于“帕特里斯·梅尔索”这个名字来确认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个梅尔索—加缪的合体对自己的感知有着无穷的热情，他极度自恋，但这种自恋似乎基于想要打通人和他所处的世界之间那种天然的界隔的动机：

（杀人取钱后的梅尔索）他打了两个喷嚏，小山谷里响起回声，像是一种嘲笑，在清澈的天空中越飞越高。他的脚步有些蹒跚，便停了下来，深深吸了口气。从湛蓝的天际落下千千万万个小小的白色微笑。它们嬉戏在满是雨水的叶子上、在小巷湿漉漉的石板上，它们飞向血红色瓦片做顶的屋舍，又振翅飞向刚才孕育了它们的湖泊。

这是加缪一直坚持的追问：人的活动究竟能赋予自然环境以怎样的意义？常人都不会想到的是，自然界并非为人类所准备，自然界可以壮丽、优雅、美好、凶暴，却不会回应人的赞美和惊骇。所以“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也是不可靠的，不失为幻想；可是加缪却要在此追问，他要去想象，并用笔来让自然界里的事物尽量动起来，同时又不让其仅仅成为“触景伤情”里的“景”，或成为人的情绪的回音壁和应声虫，他那些事物是自顾自地动，以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于是，所谓的“荒谬”（中文的“荒谬”一词用于描述加缪的观点终究是不够合适的，无数肤浅的理解来自望文生义）在此趋向于深刻，那“千千万万个小小的白色微笑”并不是回应梅尔索的心情的，它像是一种莫名的起哄。

加缪显然还在摸索之中，浮夸的修辞是他为自己的“荒谬”的世界观定调的需要，他试图捏合感知敏锐的人物，始终对人物保持陌生的环境，他想在两者间实现一种频繁的周转：“窗外，早晨在金色的寒冷大地上展露笑颜。一股冰冷的巨大喜悦和鸟儿发出的不安的尖锐叫声，还有那漫溢的冷酷无情的光线都为这个早晨描绘出一张无辜又真实的脸庞。”这里浮现出的重点—“无辜又真实”，可以用到自然界里每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上，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的确，外物都是真的，只有人是世故的，有着复杂的焦虑和不满，会掩饰，懂避讳，相对而言就太“假”了。追求真实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戴着假面，加缪就说过，只有在海水中或沙滩上，他才能把一张名叫“阿尔贝·加缪”的面具取下来。

残疾人扎格尔斯开着房门，为了让夺他性命的人进来。他房间的矮柜里，黑色手枪熠熠发亮，“宛如一只优雅的猫镇压着扎格尔斯的那个白色信封”—这个让人想起弗兰纳里·奥康纳那篇惊世骇俗的故事《好人难寻》中的杀人事件，加缪在后文里慢慢叙述其原委。半身残疾的扎格尔斯不肯赖活着，为此，他奇怪地把活着的意义寄托在了让年轻的梅尔索更好地活着上面：“梅尔索，拥有这副身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地活着。”健全的人受到残疾人的祝福，这很合理，但是为了这种祝福，残疾人请健全的人枪杀自己并拿走自己的钱，这一点却怎么也难称是合理的。

这是加缪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则手记里写下的话，那时他正在写这本小说：

有价值或无价值。创造或无创造。在第一种情况中，一切都有正当理由。毫无例外，在第二种情况中是彻底的荒谬。剩下的就是选择最美的自杀方式：婚姻、四十小时工作制或手枪。

执迷于这种思索的加缪是不会考虑合理性的。杀了人的梅尔索，不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出乎自己意料地受到了良心的追责。他的行为也没有引来法律后果，仿佛只要他自己不在意，那些司法力量、舆论力量就自觉退散了似的。在第一部第四章，我们看到梅尔索决定杀扎格尔斯，真就是出于对生活本质的无意义的认识。他目睹了一个熟人—那位箍桶匠卡多纳的情况：

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户紧闭着，另一扇窗也才开了一条缝。悬吊着的煤油灯周围围绕着一圈小型纸牌，平行的圆形光线投射在桌面、梅尔索和卡多纳的脚上，以及墙边一张面对着他们的椅子上。这时，卡多纳把照片握在手中凝视着，亲吻着，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可怜的妈妈。”但他其实也在顾影自怜。她被葬在城市另一端的可怖墓地，梅尔索很熟悉那里。

卡多纳很穷，但他的问题不是穷，不是母亲去世，也不是母亲葬在“可怖”的公墓里，而是儿子无法给她一个更好的归宿—在梅尔索眼里，卡多纳代表了一个真实人生的典型样子：人因为经济限制而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进而只能依恋他已有的东西（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和人（感情深厚的母亲），以及一条狗。而这些拥有又注定是要失去的。丧母后的卡多纳十分忧伤，自己也一下子衰微下去：

回到家里，他又拿出这张照片，对着照片，消逝的往事又袅袅浮现。他又见到了他曾经深爱又嘲弄的母亲。在这个丑陋的房间里，独自面对着自己一无是处的人生，汇聚起最后的一些力量，他意识到那段过去正是他的快乐所在。

梅尔索虽然对这种“牲口一样的人”不无敬意，却从心眼里相信，这样的生活也会在未来等待着自己。悬浮在时间之中的生命必定毫无意义，一想到幸福只能保存在事后的追忆之中，梅尔索就心生恐惧。在和卡多纳无言抽烟的时刻，梅尔索做出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的打算。

而在这片卑微生活的光谱的另一端，坐着扎格尔斯。扎格尔斯是玛尔特的众多前任情人之一，他也享受过生活的美好，更何况他还（自称是以诈骗手段）赚到了很多钱。然而现在，他只能整日坐在家里，连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通过他和梅尔索的对话，加缪写出了另一种荒谬的隔阂：明明是被邀请来做对话的朋友，梅尔索却无法从扎格尔斯那里感觉到友情。他发现，扎格尔斯企图把自己从残缺的生命中得到的羞辱转嫁到他身上，用“别人看到我这双残腿所露出来的同情总是让我抓狂”这样的话来虐待他，梅尔索激于血气，就以暗想“一个废物”来抵御。他告诫自己不要滥施同情，无情才是对真实的一种捍卫态度。

《西西弗神话》的正文开篇已成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快乐的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考的酝酿过程：扎格尔斯确信自己不值得生存了，只是，他在截肢之后需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做出这个判断，而二十年后，他遇到了血气方刚、四肢健全的梅尔索：

二十年来，我无法体验某种快乐。我已经被我自己的人生所吞噬，而我却无法完全参透它。而死亡最让我恐惧的，是它会让我非常确定——我的人生耗尽时，我将从未参与其中。我被迫成了我自己人生的旁观者，您明白吗？

他并没有明确地指示什么，但两人在沉默中达成了一致。枪响之后，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发生，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法律，也不在于道德伦理，而在于哲学。梅尔索轻松地远走高飞，去实践死者对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地活着。

扎格尔斯和卡多纳，前者缺少健康，后者则主要缺钱。两人都无法得到幸福，而幸福看来又是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人存在、生活的目标和理由。在阿尔及尔大学接受的哲学教育，使加缪尤为关注真实问题，他主张真实，但真实又使人无法去行动，正如真实的大自然不会做出任何有意志的行动那样，因为一条条道路，如果真实地去展望、去描述，都无非是通往衰退、乏味和死亡之路而已，那又何来的生活意义呢？

梅尔索对他的残疾朋友说，他觉得无论是结婚、自杀，还是订阅《画报》，都是“绝望的行动”—这种过分的清醒似乎是加缪给自己设定的写作伦理。然而，扎格尔斯一语道破了他这么认为的原因，并为了维持整个故事的哲理水平加上一句解释：

梅尔索，您很穷。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解释了您的厌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您荒谬地同意了自己的贫穷。

四、布瓦维尔的白日杀手和布拉格的夜游人

193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奥兰以西的布瓦维尔海滩，加缪的一个熟人与两个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那个人认为阿拉伯人侮辱了他的女朋友，于是去找了自己的弟兄回来与阿拉伯人争吵。在争吵之中，他被其中一个持刀的阿拉伯人打伤，他们遂回别墅拿来一把小口径手枪，要找阿拉伯人算账，不过后来并没有开枪，伤人者就被逮捕了。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各种说法出入很大，但总之，这件事被加缪用来写出了决定他命运的小说《局外人》，它是一曲存在主义的颂歌，开头几页，一个怪异的、情感疏离的反英雄默尔索，送走了他去世的母亲，同时不忘和女友玛丽看电影。他的母亲，大概像卡多纳的母亲一样，也是被葬到一个俗不可耐的乡村公墓里的。而默尔索也像梅尔索一样，时刻不忘了身体感知。“天空的强光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我可以感觉到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

在默尔索的世界里，阳光从《快乐的死》中的“纯真无辜”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变成了暴力的诱发剂。在一个很像布瓦维尔的海滩上，默尔索遇到了一个拿着刀的阿拉伯人，他开枪打死了他，除了令人不安的亮度和热量，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杀人后，他仍然在感知太阳，觉得它“是和我埋葬母亲那天一样的太阳”。

《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立住了的，但随着这本书被经典化，默尔索也固化为一个套路型的文学形象，被人模仿。对比之下，《快乐的死》中的梅尔索，并没有受到加缪充分的信任，他为梅尔索设计了这一场伪装成自杀的杀人行为。1938年4月完稿后，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修改了一番，最终还是匿而不发，直到他去世十年后，这部作品才被印刷出版。

梅尔索并非默尔索那样一个疏离的、缺乏感情表露的人，他和玛尔特的关系，也并非默尔索和玛丽的关系那样，只是因为无聊才待在一起；梅尔索对自己的男性魅力、体力、健康都有更强的感知，因此合群或离群、和谁在一起度日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在第二部中，他凭着本有的优越感（和对自己可能丧失先天的优越条件的焦虑），加上从扎格尔斯那里得来的钱，到欧洲做了一个自由旅行者，他到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出发，不断换目的地，从未决定在任何地方停留。在车上，他有如下的思绪：

在这块回归天真的绝望大地上，他身为迷失在原始世界的旅人，找回了自己的联系。他握着拳放在胸口，脸紧贴着车窗玻璃，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生命力，冲向自身及其体内沉睡着的伟大。

行动自由的第三人称主角梅尔索，比起陷入罗网的第一人称主角默尔索来，更难获得读者的认同；可是他更像加缪本人。默尔索是现代主义小说里典型的反英雄，梅尔索却是二十多岁的加缪把从自己能量十足的青春履历里外溢的那些内容收罗起来，进行加工的产物。

《快乐的死》的第二部中，梅尔索渡过地中海来到马赛，然后去里昂，又从那里去往布拉格，这正是1936年加缪旅行的路径。那次旅行，他是和妻子西蒙娜，外带友人布尔乔瓦一起出发的，但前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人了。那时，肺结核已经在年方二十三岁的他身上多次发作，在异国他乡，任何一种不熟悉的气味都会触发他的心神不宁。奥利维埃·托德在《加缪传》中说，加缪在布拉格“害怕病倒在没有同情心的外国人之中”，而在《快乐的死》中，如下的一段话正是加缪当时的真实状况：

他突然停下脚步。一股奇特的味道在夜色中朝他飘来，这种气味有点儿呛鼻，有点儿发酸，唤醒了梅尔索内心全部的忧虑。他感觉舌头上、鼻腔深处和眼睛里都充斥着这种味道。它起初遥远，接着飘到街角，现在又融入了漆黑的夜空，嵌入了油腻的人行道之间，恍然间便蹿到眼前，宛如布拉格暗夜的邪魅巫术。他朝着这种味道走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它变得更加真实，裹挟了他整个人，呛得他流下眼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走到街角，他明白了：一位老妇人正在卖醋腌小黄瓜，正是这味道俘获了梅尔索。

加缪恐惧那气味，他把一个路人大口咬着黄瓜的画面也写入了这篇小说中，目睹此景的梅尔索“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久久地呼吸着此时此刻世界所呈现给他的奇异与孤独……”他这里使用的修辞，又会让我们想起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描写：“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五、死于荒谬与石化的人

梅尔索思念着他熟悉的故地，那里有阳光，有海水，有女人。当他在这趟旅途的最后阶段穿越意大利北部，来到热那亚时，他的下一站就是阿尔及尔，因为热那亚已经有太多**的、酷似他家乡那般的景物，强烈刺激了他的性欲和归心。回到故里，他一度和三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加缪本人的情况：他的女人缘出奇得好，哪怕他本人一直是拮据度日，也能吸引来某些大资产阶级家的闺秀，变成围着自己打转、一起脱光衣服晒太阳的伴侣，就像书中那位卡特琳娜骄傲地说的：“我刚刚**在世界面前。”

加缪是在1937年动手写《快乐的死》的。在他长租的那座滨海的房子里，他不缺女人，不缺宜人的气候，也不缺时间，身为一个既善于勾引又懂得蔑视女性的头号唐璜，他把自己身边的女人改动名姓后，写入了小说的第二部之中，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它的情节略为零散，只见梅尔索自己的内心戏不断地出现：

就像按压一块热乎乎的面包直到它失去弹性，他只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中。就像在火车上的那两个漫漫长夜，他和自己说着话，然后准备迎接新生活。把人生当作麦芽糖一般舔舐，塑造它，打磨它，最后去爱上它，这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事情。像这样地存在于自己面前，他今后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份存在呈现在人生中的所有面孔前面，即便是以一种他现在已经知道难以承受的孤独为代价。

被这样大段的自表决心弄到困惑实属正常，因为加缪自己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他还无法把一个人身为智慧生物的宏大自恋，同他简单、本能的基本存在之间的矛盾揭示出来；我们看到，梅尔索的大量动作都被饰以超越性的意义，“世界”“人间”像一些召之即来的小小神明，频频地出现和回响，往往显得浮夸、过分；加缪尚未形成一种讨论荒谬的语言，从《快乐的死》来看，一个总在享受生命的馈赠的人，又为生命中没有可识别的目的、为大自然的永恒冷漠而感到孤独—这种痛苦着实称得上是奢侈的。

这种种不妥帖之处，加缪的好友雅克·厄尔贡当初已经指出过，加缪本人还需要数年时间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说什么，以及怎样去说，并且真正沉入人的处境之中。卡多纳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最适合他寄托悲天悯人之心的落脚点（比如他在《鼠疫》中塑造了一位日子越过越消沉、最后又赶上鼠疫的格朗）；而若读他晚期的短篇小说如《不贞的妻子》，我们也将一上来就被一种沉郁的力量准确击中：

冬天的早晨，阳光微弱，汽车走得很慢，颠得厉害，车皮和车轴叮当乱响。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马塞尔的头发已经灰白了……眼神依旧是呆滞的，麻木的，茫然的，只有他那双汗毛稀少的大手好像还在活动。……它紧紧地抓住夹在两腿间的一口小帆布箱子……

沧桑易老是人间的常道，自我优越的生命感只是个别人在个别年龄上具有的特权。那么，那位听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步履轻健地踏上杀人之路的梅尔索，又该如何肩负起活在荒谬之中的职分？

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当小说进入一系列及时行乐的节奏中的时候，加缪考虑如何安排主角的结局：梅尔索必须死，若非如此，加缪将不能兑现他自期的“酷”的潜质，也将无从通过戳破凡间幸福的虚幻面目而将哲思推进到一定的深度。死因也不妨是肺结核，这一险恶的病症，能使患者充分感觉到活着的不光彩—加缪本人对此深有体会，他十七岁时就曾同肺结核首度结缘，若非如此，他怕是还不会有那么强的意愿，去活出别人两辈子都活不出的内容。

“我太热爱人生了，不能只靠自然景色来满足。”梅尔索说，于是他宿命般地受罚—被病击倒。只是由于他一直持有对抗荒谬的意愿，这病才显得对他还是一种成全：在小说的末尾，他聚集起了平生所有的优势—阳光、海水、面带微笑的美丽女人，甚至还要加上依然蓬勃的情欲—来体会在肺结核面前败北的最后时光。

他弥留之际的身体感受也被描写得极美：有石头在他胸中上拱，等他咽气时，他变成了一块石头，落入荒石之中。那道荒谬之墙被突破了，人加入冷漠的自然景物之中，在那里变冷。

这时，我们会想起被他杀死的残疾人扎格尔斯：他的只有大半截身体的遗体变成了什么？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如愿以偿的死也是快乐的吗？加缪相信这篇小说不值得发表。他是对的，接着他就突破了自己：默尔索在临刑前夜感叹的“我第一次对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心扉”，就像一根灵巧的撬棒，拨开了那块名叫帕特里斯·梅尔索的、与冷漠世界合为一体的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