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提神药(1 / 1)

张居正迟迟不上班,朱翊钧和李太后嘀咕上了。嘀咕的结果是,李太后要朱翊钧下旨,圣旨的口吻一定要严肃,就如同是誓词,如同是上天的意思。

朱翊钧说:“国家虽步入轨道,但有些细节仍未完美,特别是边事。张先生受先帝委托,怎可轻言离开!等朕三十岁时,您辞职一事才有的商量。先生今后绝不许兴此念头!”

这道圣旨一定是朱翊钧心不甘情不愿写下的,他离三十岁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还要做傀儡皇帝十几年。但他对李太后无可奈何,多年来,李太后不仅是他的母亲,还是他的监护人,更是他的主人。

李太后强力挽留张居正,自有她的原因。在母亲眼中,儿子永远都是孩子,她武断地认定,朱翊钧此时根本无法担当大任。这是经验之谈,九年来,张居正一直在做事,做得很好;朱翊钧一直没在做事,所以肯定做不好。所以,她必须要让张居正留下。

张居正只能留下,他不是那种说不干就撂挑子走的人,他有责任感。在他重新回到内阁后,有人欢喜有人忧。张居正也一直找不到工作状态,直到下面这两件事的到来。

第一件事是1580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送来的报捷信。刘尧诲是凌云翼之后最有名气的两广总督,他上任不久,就碰到广西八寨壮族人叛乱。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是壮人群居的场所,多年前,王阳明曾到这里剿匪,凭借知行合一的威力而事半功倍。凌云翼在时,八寨就涌动着叛乱的暗流,这股暗流终于在1579年冲出地面,飞上天空。刘尧诲向张居正请教,张居正的观点和从前一样:务必诛杀殆尽!

刘尧诲举起屠刀,八寨血流成河。张居正看到捷报书,心情振奋,私人答复刘尧诲说:“你手法干净利落,可谓深得知行合一之旨。凡和政府作对以及要脱离政府而去的,都应以铁血手腕惩治,不可心存侥幸,认为他们还有良知。教化固能拯救人心,却是年深日久的事。你们身为一方之长官的人,要切记我的话。”

这件事如果是良性提神药,下面的事就是恶性的。

张居正执政九年以来,对其不满的呼声始终未曾绝迹。他从病假中到内阁不久,就有南京兵部官员赵世卿上疏朱翊钧,请朱翊钧废除驿递新规,缓行考成法等五件事,事事针对张居正的路线方针。最后赵阁下还提出广开言路,让那群穷嚼蛆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

张居正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觉得这些人如同蟑螂,永无灭绝之日。他纵然手眼通天,也只能举着鞋底,见一个拍一个。

赵世卿的上疏在朱翊钧心中引起了沸腾,他和张居正谈到这件事时,突然说了破天荒的一句话:“赵世卿这厮说的话恐怕也有点道理。”

张居正脸色瞬间大变,几乎不假思索地追问了一句:“有何道理?!”

朱翊钧顿觉泰山压顶,呆愣如木鸡,半天都缓不过神来。张居正也发现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语气柔和:“皇上英明,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话哪里会有道理可言呢?”

朱翊钧紧张地频频点头。几天后,赵世卿被调入某王府任职,这是个严重的处分,因为王府官员极不易升调,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实际上,张居正主政后的种种措施,都建立在执行力上。执行力异常强大,说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说,这都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政府的一个特征。执行力强固然有好处,却也有坏处,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经紧绷。1580年八月,张居正收到亲家刘一儒的信,这是一封议论朝政的信,平心静气,发自良知:

我听说,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但要培养良好体制,必须要浑厚。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效率奇高。我以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不然,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浑厚。不培养元气,就养不了敦浑之体,将来弊必大于利。

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中国传统政治讲松弛之道,而以柔和为主,不主张刚健治国。所以,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

张居正的整顿吏治,实际上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加强版。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会去行。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只知不行,所以他把“知”作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知”,命令一下,你必须去行。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对是错,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严刑峻法消失,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不再去行。

刘一儒的担心正在于此:看似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实际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压制,法律消失时,就是他们的强烈反弹之日。到那时,张居正规划的一切都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道理人人会讲,张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面对滥局面,必须要以雷霆之力迅速摆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谈。如果他真的听从刘一儒的意见,改弦易辙,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听从,因为他是张居正。他从坐上首辅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许,正是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在他看来,只有艰难险阻才是实学,人只有在障碍中才能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能锻造强大的心力。碌碌无为,永不可能实现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