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将军福兴在1857年春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愤愤不平地说：“我敢确信，在这个世上，除了曾国藩外，没人能指挥得了湘军。这是一支无纪律、且目无尊长（除了曾国藩）的军队，完全不可用。”

福兴这人饭桶一个，平时判断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走眼，但这份报告却一语中的。在当时的世上，除了曾国藩外，确实没有第二人可以指挥湘军。福兴这份报告是在去视察湘军瑞州军营后写就的，据他说，他本来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去瑞州军营。想不到那些湘军土鳖将领把他当成视察官，对他百般恭敬，繁文缛节样样没有落下。这意思已很明显：你不是我们的主人，从哪来回哪去吧。

湘军不能被曾国藩之外的人指挥，连胡林翼都印象深刻。咸丰把福兴的抱怨说给胡林翼听，要他想办法整顿湘军，胡林翼直言不讳地对咸丰说：“这些人只认曾国藩，没有曾国藩的许可，他们连我都不认。”

咸丰暴跳如雷，要下旨强行解散湘军，但想一想就打消了主意，因为现在，他们还有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很快，他睁的那只眼也闭上了。

在江西的湘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这里既有曾国藩纯湘系的湘军李元度、刘腾鹤等部，也有和曾国藩闹过矛盾的王錱部，还有被曾国藩见死不救过的江忠源系统的楚军刘长佑等部。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他们不但和长毛打，有时候也和政府正规军打，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打。江西官员们屡屡向咸丰请求援助，咸丰唯一的援助就是，闭上另外一只眼。

咸丰双眼都闭上后，江西前线又发生不小的转折，1857年七月，曾国藩的一员爱将在攻打瑞州时阵亡，下月，王錱死于军营，之前被胡林翼邀请出山的曾国荃也在全军后退。江西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北京方面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一个叫李鹤年的兵部言官上奏咸丰，请命曾国藩出山。咸丰语重心长地对这位言官说：“曾国藩正在守孝，要他出山就必须夺情，夺情历来是不得已之举，江西方面现有杨载福统带，不必曾国藩前往。曾国藩非要移孝作忠，湖南土匪也很多，就在湖南建功立业吧。”

咸丰特意让人把这道奏折和他的批示抄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哑然失笑。如果按照咸丰的意思，他曾国藩真要出山必须从头开始。而咸丰要人把这道奏折给他看，大概是怀疑他主使李鹤年上奏的。

他蕴积着一股不满，向咸丰皇帝解释说：“皇上您这是听了哪个混账的话，竟然说湖南还有土匪。湖南全境连个匪毛都没有，无‘贼’可剿。我本是无才之人，所处又不是可以有所为之地。您英明神武，使臣以礼，因时制宜，我不禁感动痛哭。皇上要我在湖南剿匪，我本该提刀上马，奔向战场，但守孝在家，出去了恐怕会被世人骂死。现在只希望各路军事日有起色，我在老家也就稍安了。”

“使臣以礼，因时制宜”八个字一针见血，戳穿了咸丰的把戏。咸丰见被曾国藩揭了短，急忙遮掩，下圣旨给曾国藩：“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忠就是孝，你说的世人骂死你，太过于拘执。暂时就这样吧。”

“暂时就这样”的意思是，曾国藩仍要在家守丧。

胡林翼很焦急。

1857年十月，他上奏咸丰说：“目前的战局乐观也不乐观，长毛方面虽然内斗消耗了力量，但我们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各路统帅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心力不齐，必有危险。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等将领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不是一般人所能调遣的。仅以这三人为例，就可知为何只有曾国藩能领导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这三人也是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自湘军东杀西讨以来，他们都是曾国藩的属下兼密友。如果曾国藩不回来，那湘军可能会分裂；如果曾国藩回来，统一政令，就能趁现在长毛的衰弱，直捣南京，消灭敌人，太平盛世必还魂归来。”

胡林翼非比寻常，他是湘军二号人物，又是重要战场湖北的一把手，咸丰对他不能像对待李鹤年那样随意。

他极“重视”地给胡林翼回复说：“我恨不得明天早上醒来就看到天下太平。但曾国藩离开战场已很久，对现在的战场情况和计划是否有把握，我不得而知。如果真让其出山，他从湖南走到江西，耗费时日太多，恐于军心非好事也。你胡林翼我是知道的，我看曾国藩能做的事，你能做；你能做到的事，曾国藩就未必。”

胡林翼接到圣旨后大发感慨：我举荐曾国藩，皇上却把这帽子扣给我，曾公知道了，该怎么想。

曾国藩的负面情绪只是针对家人，绝不针对外人。当胡林翼把他自己的奏折和咸丰的批示抄给曾国藩时，曾国藩只是对胡林翼说，以后千万别推荐我了。我不出山在家修心也是好事，我若出山，那说明战局已坏，咱们做臣子的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这是扯淡！

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前方战事的变化和北京方面的部署，从种种细微处观察自己重出江湖的机会。1858年四月，几乎是一个晴天霹雳传来：湘军攻克了九江城，江西全境除了吉安外全部光复。曾国藩捶胸顿足，在院子中绕柱狂走。他悲叹道：之前预测的事果然发生了，我此生休矣。

如果这句话让洪秀全听到，也会瞠目结舌。洪秀全可是语无伦次、装神弄鬼的高手，但在曾国藩这句大预言面前，他那些神魔附体的神迹简直如同儿戏。

曾国藩悲叹自己的人生后，又和院子里的家人吵了一架。累得半死回到书桌前，给正在前线打仗的曾国荃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为其始，弟善其终。意思是，我种下了种子，希望你能捡到点胜利果实。

这似乎有点太矫情，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所以1858年年初，石达开率领20万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兵团从江西东部进入浙江，旋即兵临衢州。浙江一直是满清帝国的财赋重地，也是长江下游清军筹饷的主要基地。而衢州则是浙江的大门，石达开虽未攻下衢州，却出奇兵百里奔袭，轻取浙江军事重镇处州。

处州在衢州东南，与衢州、金华互为掎角。石达开一克处州，旋即兵锋指向金华，并快速攻陷了金华的武义、永康。石达开的另一支机动兵团又攻克常山、开化，如此一来，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通的枢纽被石达开扼住，浙江首府杭州岌岌可危。

浙江震动，江南震动，整个中国震动，咸丰的嘴角开始**。

他慌忙下令胡林翼从湖北支援浙江，胡林翼拿出半死不活的模样说：“安徽、湖北军情异常紧张，我是无兵可调啊。”他在胡说八道，这样说的目的就是逼咸丰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走这一步。他又下命令给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要他去对付石达开。和春和石达开打过多次交道，都被石达开搞得晕头转向，所以立即魂不附体，马上就生了病，无法领兵出战。

咸丰刚要向南方的诸位将领下命令，突然南方诸将领都生了病。咸丰的思路弹尽粮绝，忽然又想到刚被他提为浙江巡抚的李续宾，有人旁敲侧击地对他说：“李续宾和曾国藩是穿一条裤子的！”

岂止是李续宾和曾国藩，连湖南巡抚骆秉章都抢着要和曾国藩穿一条裤子。当石达开兵团进入浙江并攻城略地时，骆秉章叫起来：“曾公可以出山啦。”

他紧急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他的心腹和湖南省高官，其中就有左宗棠。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很谈得来，曾国荃婉言相劝左宗棠：“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和我老哥都是国家栋梁之才，纵然不合作，也不能成为仇人。”左宗棠正为当初讥讽曾国藩而受良心谴责，于是顺水推舟，坚决支持曾国藩出山。

骆秉章一得到左宗棠的支持，立即美滋滋地派人去曾国藩老家，告诉曾国藩，我要举荐你，整个湖南官场，尤其是左宗棠都支持我的决定。

曾国藩把头摇得似拨浪鼓，说：“万万不可，皇上现在对我很大意见，你们这是引他的火上我的身。”来人要曾国藩把心放在腔子里，因为这回必能成功。

曾国藩勉为其难地同意，骆秉章于是上奏咸丰说，石达开狡猾、凶悍，既已入浙，必会引带东南不稳，为今之计，只有起用曾国藩统帅江西湘军，才有可能收到追击石达开取胜的结果。

咸丰悲愤不已，想不到他堂堂大清，文武百官数以万计，竟然找不出一个人可以顶替曾国藩！他真是被逼无奈，几乎是肝肠寸断地发布了起用曾国藩的圣旨。

但他心里仍有个结，就是对曾国藩当初不等他命令就奔跑回家的愤恨。所以这道圣旨的用词很耐人琢磨：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现在江西抚、建均经克服，止剩吉安一府，有曾国荃等兵勇，足敷剿办。前段时间已命令几员猛将驰援浙江。这几人都是曾国藩旧部，所带士兵，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着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赴江西，驰赴援浙境……该侍郎曾守孝半路出来过，所以这次也应该不辞辛苦出山。何日启程？

这道圣旨里，把曾国藩的巨大作用轻描淡写，而且还带着点讽刺：你守孝期间出来做官已不是第一次，所以就别惺惺作态，赶紧出山吧。

曾国藩一收到这道圣旨，热泪盈眶，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他的兄弟和弟媳早已枕戈待旦，从门里冲出来准备吵架。很遗憾，他们想错了，曾国藩没有吵架的意思，而是跪倒在地，面向北方，磕头如捣蒜，嘴里絮叨着：“皇上英明，伟大，万寿无疆。”

那天晚上，曾家大院出奇地消停，曾国藩如一潭宁静湖水端坐在**，和他两个弟弟聊天。

他弟弟说：“当初老哥有‘统兵大员非任巡抚方可’的要求，怎么现在又不提了？”

曾国藩缓缓地说：“当初气盛，非中庸之道也。这一年来，我深刻反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气盛时是‘有我’，中庸时是‘无我’。‘无我’才是圣人境界。”

“有我”与“无我”的区别很简单：“有我”是为自己谋利益，“无我”是为众生谋福利，为众生谋福利后再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的当天，就挥毫泼墨写了封信。信不是写给咸丰的，而是写给左宗棠。他很清楚一点，此次被起用，左宗棠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即使不为感恩，单就日后来看，左宗棠也是他需要仰仗的人之一，所以必须要妥善维护和此人的关系。他在信中告诉左宗棠自己的启程时间、路线，然后说，我这次出山要带什么人、带哪支军队，还请您多多指教。具体细节，我想等到长沙后，咱们再谈，到时请您一定当我的指南针，知无不言。

左宗棠收到信后，积极回应：收到你这封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信，我以为你彻底和我绝交了，我是又思念，又伤心，但你也知道我性格，我只是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意一发动，就不假思索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但后悔之后仍会犯同类错误。我总以为，真朋友就该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宽，用你的话说，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啊。

左宗棠这封信，自我批评诚意十足，曾国藩接到信后至为感动。

写完给左宗棠的信，曾国藩又连写两封，一封给浙江巡抚晏端书，一封给浙江士绅们。他在这两封信中都谦卑地申明，“国藩之来，虽受皇命，实有叨扰之处，请诸位多行方便给国藩，请做国藩的指南针。”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打着哈欠吃早餐，吃到半路，突然一拍脑门，大叫着跑进书房，又写了几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湖广总督官文，可谓极尽曲心：九江克复，全楚肃清，杨载福、李续宾仰赖您悉心保护栽培，才得此大功。国藩从军数载，毫无成效。此次复出，专辖陆军，精力亏若，深恐不能胜任。请您示我指南针，感激涕零。

第二封信写给江西新任巡抚耆龄，也要求这个能力低下的官员赏赐他指南针。第三封、第四封……无数封信都是写给当时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高级官员的，信中都有一句话：请不吝赐教，做我的指南针！

半个月后，众官员先后接到曾国藩的信，不禁奔走狂呼：从未见曾国藩如此谦虚过，他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满腹狐疑过后，这些官员就都笑起来说：“看来曾国藩懂事了。”

曾国藩的确懂事了，这是他在家中反思得出的深入灵魂的高级结论：自己全无是处，要多向别人请教，纵然得不到真材实料，绝不会吃亏。要让自己以温和的面貌走入官场，融入官场，以后才能吃得开。

在找了无数个指南针后，他满怀**和自信地上奏中央，除了报告立即启程和沿途军事部署外，又虔敬地向咸丰表示：“我才智浅陋，这几年运气也不好，败多胜少。蒙您怜悯，给我机会。我必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咸丰高度赞赏曾国藩的诚意，批示道：“你此次奉命即行，足见你关心大局，忠勇可嘉。好好干吧。”

时值1858年的盛夏，烈日炎炎，路上少人行。而曾国藩却身穿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在从湖南去往江西的路上，稀少的路人都投来惊羡的目光。

曾国藩就这样意气风发地走了一天。太阳西垂时，他突然怪叫一声，直挺挺向后就倒。随从们慌忙跑过来扶起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伶俐的看到曾国藩脸色潮红有汗，嘴唇发紫，一切都明白了。

他让人脱下曾国藩的官服，拿来凉水，一顿乱泼。曾国藩这才悠悠醒转。一醒来，看到自己上半身**，不禁恼羞成怒，训斥随从们：“谁大胆剥了我，读书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随从们只好说：“大人，您中暑了，如果不立刻施救，会有生命危险。”

曾国藩大人有大量，原谅了随从，突然眼睛上翻，哇呀一声：“苦也！”

是够苦的，随从们心里说，这么热的天，您还穿着去年秋天的官服，能不苦吗？

但曾国藩说的苦不是这个，他说：“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随从们见他一脸严肃，惊问何事。

“日记！”曾国藩扯开嗓子喊道：“今年四、五月份的日记，我没有写啊！”

曾国藩写日记，天下人皆知。他的随从们也知道，所以这件在别人那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曾国藩这里的确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当晚在一客栈住下，随从们急忙把文房四宝准备好，曾国藩开始补写日记。大人物写日记是很讲究的，曾国藩不可能补写他和弟弟、弟媳们吵架的事，所以1858年四、五月份的日记就成了鸡汤似的心灵感悟。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再比如“矫激近名，扬人之善；有始无终，怠慢简脱”，还比如“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写完这些感悟，曾国藩觉得不妥，于是补充道：三月二十二日，作札记立誓；四月二十三日，戒棋立誓；二十六日，窒欲立誓……

1858年六月末，曾国藩来到长沙，遇到难以置信的欢迎，连左宗棠都亲自跑到城外，向曾国藩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曾国藩心里叹息说，人情这玩意就是镜子，你对它笑，它就还你微笑，你若愁眉不展，那它绝对还你苦瓜脸。

不但和长沙的最高长官们打成一片，他甚至跑到长沙县衙和县太爷们欢快畅谈。整个长沙，甚至整个湖南都知道了，从前的曾国藩已死，现在的曾国藩是个圆通和气的好官僚。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做官了。

会做官，并不一定就有好运气。曾国藩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