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霈，一个官场老油条，清朝史上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1854年时正代理湖广总督。曾国藩收复武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但他不相信曾国藩真能收复武昌，可又不想再花费时间证实，急吼吼地写了封奏折，让人快马加鞭送到北京。奏折上写的是，“我听说曾国藩在我的指导下收复武昌，如果确实，真是震动天地的大功。我身为湖广总督，激动得非流干泪水不可。”

咸丰也不相信曾国藩真能收复武昌，那可是太平天国的重镇，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就被曾国藩收复？但他希望这样，所以他给杨霈回信道：“你这报捷书值得商榷，等消息确凿，再来禀告。我已记下你一功。”

咸丰收到杨霈的朦胧捷报的六天后，曾国藩和塔齐布的联名捷报送到北京。咸丰狂喜，恨不得在龙椅上翻个跟头！如果曾国藩在他面前，他非上去亲两口不可。

几年来，咸丰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六神无主。想不到曾国藩异军突起，创造奇迹，这怎能不让他惊喜若狂？

几乎是本能驱使，他看完捷报就大喊大叫，命人起草圣旨，任命曾国藩为代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深情款款地批示道：“看到你的捷报，朕心花绽放，简直大出意外，很好！”

他激动得两眼发光，几天后，仍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话越来越多。他对身边的人说：“曾国藩这老小子真可以，一个书生竟能创此奇功。”身边的人眼珠子转了几转道：“一书生竟能建成如此强大的军队，再给他个湖北巡抚的平台，让我油然而想到‘如虎添翼’这个成语！”

咸丰皇帝“啊呀”一声，从前有人说这样的话，他不介意；现在有人说这样的话，他就很介意。在古代中国，震主的都是功高的臣子，曾国藩已符合条件。

“这可如何是好？”咸丰大腿抽筋，焦虑得龇牙咧嘴，“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已发出，君无戏言，这可如何是好？”

天老爷看到他那副懊悔终身的模样，实在不忍，于是给了他挽救的机会：一个叫沈葆桢的御史把整个身心沉浸在曾国藩收复武昌的喜悦之海中，然后极为兴奋地上疏咸丰。他说：“曾国藩应该乘胜东下，对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发动毁灭性打击，然后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

沈葆桢是1840年在广州焚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正义感和冲动感交互在身体里流动。他憎恶长毛贼，希望曾国藩能迅速剿灭他们，于是认定曾国藩能剿灭他们，才有了那道上疏。这道上疏简直就是给了曾国藩一记闷棍。

咸丰皇帝一见沈葆桢的上疏，心狂喜地直跳。他喜的不是沈葆桢的战略计划，而是有理由取消曾国藩的代理湖北巡抚。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沈葆桢的意见，命令迅速下达：曾国藩即刻起兵东进，代理湖北巡抚一职由陶恩培接任。

曾国藩如同一只猴子被咸丰耍着。刚接到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时，曾国藩内心极为激动，但激动戛然而止，因为理学教条回到了他的头脑。他马上恢复冷静，写信给咸丰推辞说：“我是守孝期间出山为国分忧，按祖制是有功不能赏的。如果他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那和当初的意愿大相径庭，我向来标榜孝道，却知行不一，对不起儒家列祖列宗，更愧对皇上。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我心有余悸。因为人情可畏、人言可畏。倘若我违背传统，将来怎能号召群徒，奔赴战场？所以，这个代理湖北巡抚，我是诚心诚意地不能接受。”

这封信还未送到北京，咸丰就已改了初衷。当这封信摆到咸丰面前时，咸丰简直比得到曾国藩收复武昌的消息还要高兴。他顺势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道：“我早就料到你推辞。你不干这活我也不勉强你。其实你要整师东下，挂个代理湖北巡抚的空职也无意义，朕赏你个兵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吧。”

这不算完，咸丰又耍起了把式，拿腔拿势地训斥曾国藩：“你这个人啊，太实诚。你写这封奏折时已是代理湖北巡抚，可官衔竟不写湖北巡抚，有人说你好名，我看你好名之过没那么严重。但朕让你担任代理湖北巡抚，你却推辞，这是违旨，罪过很大。严重警告一次！”

曾国藩接到这道圣旨时，五味杂陈。首先，他很失落，虽然代理湖北巡抚是他真心不想要的，但一辞就被允了，心里仍不是滋味。其次，圣旨里还说道，要那个笔杆子特别快的杨霈由代理湖广总督转正，原因是曾国藩收复武昌，杨霈功勋卓著。

据说，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浴血奋战时，杨霈正在办公室里品信阳毛尖，他的功勋不知从何而来，竟然还卓著？！

最后，也是曾国藩心上很恐惧的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咸丰的忘恩负义都无疑地被证明了，北京方面对他具有很重的猜忌心理。这是什么世道啊，曾国藩的粗鲁将官们发出愤怒的叹息。曾国藩却不动声色，但细心人看到他双手紧握，牙齿紧咬，双眼射火，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折磨。

折磨并非来自心上，而是肉体。每次情绪波动过大时，他的癣病就会发作，奇痒难耐，苦不欲生。他走过的路上会落下一层白，步步生癣花。幸好有癣病发作，转移了咸丰打击他的注意力，曾国藩才只是悲观，而并未绝望。

他也不是那种受到一点打击就灰心绝望的人，否则他早就死了。

真正让他挂碍于心的是咸丰皇帝竟然同意沈葆桢的馊主意。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稳扎稳打，他原本想攻占武汉后好好经营下湖北，再以湖南、湖北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向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收到咸丰让他启动快进模式的命令后，他提出攻占武汉后立即东下有三大忧虑。

第一，湘军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战役后，人员和武器都有损耗，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以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第二，太平军虽失去武昌，也正如人失去一只手，实力犹在。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等地的群众基础超级良好，湘军如果东下就是孤军深入，稍有挫折就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到那时进不能退更不能，只能等死；第三，湖北经济没有恢复，不能成为湘军的粮饷基地，湘军东取江苏、安徽，仍要湖南供给，可湖南也没那么多余粮啊。

曾国藩的考虑是有远见的，这缘于他谨小慎微的性格，能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头脑依然清醒，客观地观察和估计敌我形势，是一个战略家必备的素质。

但是，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担忧嗤之以鼻。他严厉斥责曾国藩：“才有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忠孝之人岂是可以这样的？如今满朝文武都翘首张望东南，你那光辉的形象映射在天，帝国恢复秩序的重任就在你肩，你却和我讲这些废话？！朕命你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

曾国藩不是王阳明，他没有和皇帝周旋的心机和能力。他的悟性和学识决定了他必须要执行皇帝的命令。从武昌东下前，他和湘军军官们聊天，内容却不是东下而是建立基业。

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比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军官们听懂了，虽然说的是历史，但内容还是东下。军官们以为曾国藩要抗旨，谁知曾国藩另有说法：“就如同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当然，除了宏大之外，还要有诚信。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说的就是诚信。程颢也说：‘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立不住了。”

说来说去，虽必须有牢固基础，但奉命行事的忠诚也不可缺少。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的意思，毫无理由、绝无抱怨地东下！

1854年九月上旬，湘军向九江迅疾推进，太平天国举国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