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英国全国人口大约是4150万（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全部爱尔兰）。在此之前，英国经历了150年的人口快速增长，19世纪一百年中人口翻了4倍。但从1870年开始，人口增长率就逐渐下降，到20世纪，人口只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在1911年，人口是4520万，1921年达到4710万，1931年4600万（由于爱尔兰南部独立，人口减少，此后数字不包括南爱尔兰），1941年是4820万，1951年5020万，1961年5271万，1971年5550万。在这70年中，英国人口只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比起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增长率是比较小的。有趣的是，在70年代下半叶，人口绝对数字也开始下降，从1974年的5592万下降到1978年的5582万，在有人口记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此后人口回升，到1990年英国的人口大约是5740万，1998年大约是5924万。

20世纪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甚至成负数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1900年人口出生率曾高达28.2‰,1950年降为16.2‰,1977年只有11.8‰,刚好比死亡率（11.7‰)高一点点。过去曾认为，出生率下降主要是由妇女婚龄提高造成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避孕措施普及是出生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女性一直超过男性，据统计，在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1000个女子只对应960个男子，到1911年下降为936个，1951年更降为924个，但1981年又回升到948个。值得注意的是，从60年代起，性别的比例开始出现逆转，据1971年人口统计，15-29岁及30-44岁两个重要年龄段上的男子都超过女子。而在1988年，16-35岁年龄段上的男子比女子多出21.2万人。特别在婚姻高峰期的20-24岁年龄段上，男子比女子多5.9万人。专家们说，性别比例逆转是由男孩的存活率提高造成的，从生育统计数字看，男婴的出生数从来就比女婴高。

在年龄结构上，20世纪的变化情况如表17.

表17 20世纪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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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看出，青壮年人口比例在20世纪呈拱形变化，世纪初比例相对小，30-50年代上升至高峰，然后又下跌。未成年者比例基本呈下滑状，反映了出生率方面的微妙变化。老年人比例稳步上升，到80年代已经超过20%(1991年的统计数字是21.1%），几乎是100年前的3倍。由此可见平均年龄上升是20世纪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老龄化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这就意味着：社会必须拨出更多的资源，来供养更多的老年人。

在人口的分布与流动方面，19世纪的趋势是：人口大量向工业区流动，农业区人口骤减，大城市人口膨胀，伦敦作为金融、商业与服务中心，集中了全国的大量人口。除伦敦外又形成六大城市工业带，这六个工业带基本上是在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区，所以如果把国家分成西北、东南两个区，那么西北部是工业区，东南部是农业区（伦敦除外），而人口在西北部增长快，在东南部增长慢，并且从农业区向工业区流动。这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化人口分布：工业区与农业区差异明显，工业区繁荣，农业区凋敝。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全国8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一半集中在伦敦与六大工业带。

但从20世纪初开始，情况便趋向复杂，尽管19世纪的那种模式仍在继续，一些老的工业中心却开始衰落，人口从这些地区流出，向新的经济中心流动，而这些新中心则不一定是工业区，比如从二三十年代起，兰开郡、约克郡西区、诺丁汉、德比这些工业革命的老中心就在丢失人口，新出现的休闲、度假中心则明显得到发展，这些中心过去曾经是边远冷僻的地区。同时，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喧闹的大城市，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远离城市地区，住进了僻静偏远的小城镇或纯粹的农村地区。大城市越来越不受欢迎，仅1974-1984十年间伦敦就丢失50万人口。

新的社会状况导致20世纪下半叶出现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动，二是由城市向农村移动。如果我们仍然以原来的东南与西北划线，那么在1971-1974年间，东南地区每1000人口每年净增3.0人，西北地区只增加1.0人；到1984-1987年间，东南地区每1000人口平均净增5.8人，西北地区则丢失0.4人，呈负增长。同时，在1971-1981年间，伦敦及其他大都市人口减少8%,次大城市减少1%,中等城市人口反而增加2%,小城镇增加6%,农村地区则增加9%,人口“倒流”的趋势是显著的。从这一点上说，工业化的人口分布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后工业化”迹象。

20世纪人口变化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即非白种人口数量大增。非白种人口主要是从原英国殖民地迁徙来的入籍移民，他们中包括西印度群岛人、南亚次大陆人、非洲亚裔人以及非洲人等等。1951年，非白种人口只有20万，20年后就已经翻了6倍，而80年代中期更达到240万。许多年来，非白种人口的增加是英国总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1971-1986年，非白种人口增长120万，同时期英国总人口只增长67.2万，这表明白种人口事实上还减少了50多万。非白种人口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由三大种族集团组成的，他们是印度人、西印度群岛人和巴基斯坦人，在80年代中期分别有76万、53.4万和39.7万。非白种少数民族的大量增加在英国引起许多社会问题，这在20世纪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人口的职业分布方面，19世纪的变化比较小，多数变动都是在同一个职业等级内部进行的，比如说，一个技术工种衰落、人数减少，另一个地位相当的技术工种则兴旺、人数增加。不同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相当少，所以在整个世纪，职业分布状况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的变化则相当大，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见表18.

表18 20岁以上男子职业分布表（1881-1961）

单位：%

1971年开始，“技术职业”分为两栏，一栏是非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另一栏是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根据这样的划分，职业分布情况见表19.

表19 15岁以上男子职业分布表（1971-1981）

单位：%

很明显，非技术和半技术职业人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减少了很多，这些都是原先从事重体力劳动、完全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技术职业在20世纪增长很快，而且在后三分之一世纪中出现很明显的增长趋向，同时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七八十年代已超过职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反映了20世纪技术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机械、动力为中心的传统工业结构逐渐过时了，以信息与服务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表现在职业上，就是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换句话说，社会对“脑”的依赖大大超出了对“手”的依赖，这是20世纪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

按生产部门分类的职业分布同样也显示着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见图4.

图4 按部门分类的职业结构图（1850-1988）

图4清楚地表明：20世纪在服务部门（第三产业）工作的人员总数急剧增加，从60年代起就达到2200万人左右（男女总数）；农业部门就业人员继续减少；工业部门工作人员在上半世纪虽说比例减少，但总数仍维持在一个高峰上（大约1000万人），到下半世纪，其绝对数字也开始剧减，呈现“后工业化”特征。据统计，1911年在第一产业（农业）就业的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9%,第二产业（工业）占55%,第三产业（服务）占36%;到1931年变化已经很明显，当时在这三个产业就业的人员比例分别是6%、45%和49%。这样一种比例基本上维持到60年代（1961年是4%、48%和48%），这以后发生重大变化，到1987年，农业部门只占就业总量的2.4%,工业部门占29.8%,服务部门却占了67.8%,超过了就业总量的三分之二，这表明：“消费社会”正在英国形成。

按职业分布，可以把社会分成三层，即上、中、下三个层次。这种分法，不仅可以大略地表现出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区别，到20世纪中期为止，还可以大体上把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阶级分开：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基本上都属于“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则分属中等阶级（middle class,middle classes）和上等阶级（upperclass）。这三个阶级由于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不同，其收入及收入的来源也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身份也不同。

按职业性质划分，表18中3、4、5三个职业集团大体上属于工人阶级，并且还把工人阶级分成了上、中、下三个阶层。以职业集团作为划分的标准可以看出，一直到20世纪中期，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上、中阶级的整体比例略有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很小，80%的人属于体力劳动阶层，他们是社会的绝大多数。较大的变化发生在工人阶级内部，技术与非技术职业的界线日益模糊，技术工人职业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这反映了20世纪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也反映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变化：以技术为生的工人职业集团逐渐扩大，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也随之得到改善。

20世纪下半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职业分布上（见表19），就是把“技术职业”划分成“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两块。“体力劳动技术职业”属于工人阶级，这在英国人看来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非体力劳动技术职业”到底属于哪一个阶级——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中等阶级”？这一点却不那么明确了。从收入来说，他们已很接近“中等阶级”甚至在个别场合还高出中等阶级下层。但在工作方式、劳动性质和社会地位上他们又和其他工人阶级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这是个介于“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集团，它形成从“工人阶级”到“中等阶级”之间的过渡。

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之间的界线也日趋模糊。在18世纪和19世纪，贵族（aristocracy）一直是占优势的阶级，他们是社会的上层，不仅在政治上垄断权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最有实力，他们占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富裕的人。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才开始改变，而到20世纪初，变化则相当激烈。1909年的“人民预算”已对贵族地主形成重大打击，它规定对增值的地产征收20%的转手税，又对收入最高的人征收高额所得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贵族地主的打击更大，在战争中，贵族与乡绅（gentry）子弟大批上前线，担任各级指挥官，结果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他们的伤亡率最大。这种情况造成大量地产失去继承人，许多庄园因无人继承不得不出售，据估计到1921年年底为止，英格兰有25%的土地转手，仅在1918-1921年就出售600万——800万英亩土地，是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转手运动。买进土地的大多是社会中层，比如在1914年，只有11%的农用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到1927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6%,说明中等富裕的农场主大大增加了土地控制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社会上层，它使乡绅贵族衰落，同时使中等阶级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挤入上层圈子的不仅有工商业巨头，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高等律师，资深法律顾问，企业高级经理，银行高级主管，科学、学术权威，文化、艺术名流等等，由政界或高级文武官员途径进入上层的则更是俯拾皆是。

20世纪的社会变动使人们很难像19世纪那样以谋取财富的手段来区分上、中阶层——在19世纪，大土地所有者可说都属于上层，工商业则大多数属于中层。20世纪的变化则很大，收入的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分离，“上层”这个概念与土地乃至资本都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收入最高的人中，可以有体育与艺术界的超级明星——当然他们不一定因为收入高就一定跻身于“上层”之中。

在一个阶级界线日益模糊的社会里，要清楚地勾画出阶级的结构是相当困难的。1984年，社会学家戴维·罗斯（David Rose）和卡罗琳·沃格勒（Carolyn Vogler）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有1000多个被询问者对自己的阶级属性作了回答，其中，

历史学家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对这些数字做了技术上的处理，然后他认为：在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前（1945年），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根据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提供的数字，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25%,上层当然不会超过2%。如果这些数字可靠，那么在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正在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十分小。如果我们把这个结论和财富分配的变化相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吻合的。

如果我们用文字来描述各阶级的特征，那么，作为“工人阶级”，体力劳动是他最本质的特点。他受雇于其他人，靠劳动为生，在劳动中听命于他人，不能有自己的独创性。他会读书写字，但只限于普通的运用，他很早就离开学校，受教育不多。他个头矮小，看起来挺结实，但实际上却不那么健康，工人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都不如其他阶级。最能表现他的阶级属性的外部标志是他的穿着和语言，他可以有相当不错的衣服，但他的日常装束却总是和其他阶级不同，工作时必须穿工装，如果穿衬衣打领带，那就表明他已爬进了更高的社会阶层。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出现了“蓝领”和“白领”之分，工人阶级上层和中等阶级下层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了，但多数工人对自己的地位还是很清楚的。1972年做的一次社会调查中，大约有70%的体力劳动者说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其他10%说自己是“下层阶级”或“穷人”，只有19.3%的人说自己已经是“中等阶级”了，而工人阶级上层和中等阶级下层之间的模糊界线，却正反映在这个19.3%上。

除体力劳动之外，语言是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工人阶级说话总带有很浓的乡土口音，语汇也比较粗鲁；受过教育的人从小就讲“牛津英语”，这使他们长大了能从语音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在英国，说话的口音很能表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新上任的部门主管第一次召集自己的下属说话，只要他一开口，就能让人知道他的阶级背景：他出身于哪一个阶级，接受过什么教育，几乎都可从口音中听出来。

对中等阶级来说，工资、职位、家庭摆设、文化趣味等等都是社会地位的表现。20世纪初，拥有家庭女仆是中等阶级的显著标志，一个中等阶级家庭可能不如一个有手艺的技术工人收入高，但他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不可以没有女仆。据一位中等阶级家庭主妇回忆：直到30年代，女孩子还“根据各自家庭所拥有的女仆数字来判别贫富，有时候……还故意多说一个女仆来加深同伴们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家用电器开始取代女仆成了中等阶级家庭的标志，但这也同样表明中等阶级不必动手做家务劳动。6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家庭用具也进入普通工人家庭，因此从消费角度看，工人与大多数“中等阶级”的差距已经不大了，但一个中等阶级成员仍可以把自己和工人区分得很清楚。70年代有一位伦敦中等阶级妇女曾这样说：“人总是不一样的，即使有同样的房子、同样的钱，还是不一样。我们的心灵要比工人阶级充实，因为我们读书。”而早在1949年，一位政府女职员就这样说：“收入有一点关系，但现在已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很多工人阶级成员比中等阶级下层工资还要高，而很多上层阶级的‘新穷人’拿的钱还不如他们。”但她说中等阶级有这样一些特点：在一个小型私立学校念过书，有一个“中等阶级职业”，“住在中等阶级街区”，由于有这些特点，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就很明显。应该强调，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60年代，一位刚刚爬进中等阶级行列的年轻化学家曾这样说，“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假如“我能够再往上爬几级，我就能把孩子们送进寄宿学校了”。

还在1949年，一位自称属“中等阶级下层”的工厂管理人员的妻子把她和工人阶级做了清楚的划分。尽管她的话长了一点，但内容却十分精彩，充分表达了当代英国人对阶级属性的看法，因此转录如下，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当代英国“阶级”的内涵。她说：

……我们的教育水平比大多数工人阶级要高，这造成与工人阶级群众不同的音乐、艺术与文学鉴赏水平。……在这个地区，我们的语言和工人阶级的多数不同，我们有特别的语调，有一个大得多的词汇量。我们的朋友圈子中主要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只有两三个例外，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熟人不大合得来。别以为我是势利眼，我很能和工人群众混在一起，在教堂或家长联谊会的活动中尤能如此。但要交朋友，我就觉得他们不理想，而且在谈话的时候双方缺乏共同话题。

在“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就这样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沟壑。

“上等阶级”在20世纪初就已经不完全是指土地贵族，一些靠工商业起家的人也开始挤进“上层”的行列。1886-1914年取得贵族头衔的200人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新富”，即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三分之一来自他们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如高级文官、高级军官、殖民地官员、高等法官等等；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靠个人奋斗挤进“上层”的圈子，土地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爵号也不再是“上层”的唯一标志。有人说：上等阶级现在分为三层：“首先是公认的贵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占有土地、财富、头衔和地位；其次是较小的地主，即‘乡绅’,他们有时与贵族联姻；第三是上等阶级的下层，其组成者……由适当的教育、对国家的服务或婚姻而升进了上等阶级的行列。”有人给上等阶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上等阶级控制和消耗“国家资源的精华——它的资金、它的职位、它的津贴、它的血气，它只要张口打一个呵欠，就能保证全国上下洗耳恭听”。上等阶级在20世纪有广泛的社会来源，就连工会活动都能把一个普通工人从社会底层推进“上层”的行列，其典型的例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麦克唐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贝文等。

上层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多数毕业于私立学校，特别是几所最好的公学（public school），如伊顿（Eton）、哈罗（Harrow）、拉格比（Rugby）等等。举例来说，1920-1940年间，保守党议员中至少有68%的人毕业于私立学校，而伊顿一个学校就占27.5%。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所做的统计，内政部所属年收入在1000英镑以上的271名高级文官中，三分之二以上（190人）毕业于私立学校，其中43人毕业于伊顿等5所最好的学校。1929年通过公开考试进入高级文官队伍的人，有四分之一毕业于12所著名的私立学校；10年后，其比例仍为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大约七分之一的人毕业于其他各种公学。私立学校毕业生的背景在国教高级教士、高等法官、高级军官甚至大企业家、大银行家、高级记者、社会名流等等的队伍中都相当明显，英国上流社会是通过“公学”这种特殊的教育机构结成一张社会精英之网的，幼年的同学到成年后分布在社会各界，尽管其出身、经历可以不尽相同，但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志趣，却保证国家永远掌握在少数具有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念的人手中，这就是英国的“上等阶级”。

总之，在20世纪，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阶级在英国社会中仍起着很大的作用，但阶级（以及阶层）以什么为划分标准，则是不同英国人争执不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