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势外交(1 / 1)

19世纪英国外交有两个基点,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上述两点都受到严重威胁,这使英国认识到:维持欧洲均势才能维护英国安全,因此和平外交成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它服务于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原则。

1814年4月4日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宣告退位,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复辟,5月30日反法同盟与法国签订《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of1815),恢复正常关系。这次和约对法国比较宽厚,目的是提高波旁王室的声望并抚慰法国民众。从11月2日开始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战后欧洲格局,这次会议延续至1815年6月9日。

会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试图夺取波兰,进军西欧,成为拿破仑那样的欧洲霸主;奥地利反对俄国对波兰的领土要求,并希望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普鲁士(Prussia)则希望彻底肢解法国,并对奥地利心存芥蒂。英国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获取海外贸易及补给点,因此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在会上坚决反对肢解法国,认为只有采取刚柔相济的政策才能维持一个和平的法国。英国最担心俄国在法国之后独霸欧洲,认为中欧强大可以阻挡俄国或法国的扩张,但中欧的强大取决于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协调一致,因此它竭力在奥、普之间进行调解。俄国却愿意维持奥、普之间的对峙状态以获渔翁之利,故而采取压奥扶普的政策,在最有争议的波兰及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Saxony)归属问题上,俄国支持普鲁士。

在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 and Périgord)的安排下,1815年1月3日英、奥、法缔结了一个秘密条约:在必要的情况下三国将联合阻止俄普计划的实施,并向俄国发出警告。双方都不愿意为此交战,于是俄国和普鲁士收回建议,最后波兰的领土由俄、普、奥三国瓜分,仅剩下克拉科夫(Kraków)作为自由城市存在;普鲁士还获得萨克森40%的地区,剩余部分留给萨克森国王。按照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von Metternich)的提议,德意志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松散联盟。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企图让奥、普联盟对抗俄国的构想并没有实现,但这个结果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均衡局面。

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战火再次燃起。6月9日维也纳会议各方签订“最后议定书”,在欧洲创造了某种政治平衡。但战后的法国依然是强国,而《巴黎和约》的主要目标却是遏制法国,英国的主要对手并没有改变。荷兰、德意志诸邦国和撒丁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得到加强,瑞士成为永久的中立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越发感到只有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才能保障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利益,因此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近百年中,英国总是努力保持符合英国利益的欧洲均势,当某一国或集团的势力过度膨胀时,它就会感到受威胁,就会毫不犹豫地与另一国家或集团结为同盟。

1815年9月26日俄、奥、普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Holy Alliance),宣布三国君主将以手足之情互相援助,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镇压法国革命引发的宪政改革和自由主义运动。英国虽然不愿意看到俄、奥、普三国的结盟,但作为保守的托利党人,卡斯尔雷也反对在法、西、荷等国进行宪政民主改革。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防范法国东山再起的制约机制,因此它最终拒绝参加该同盟,但很多英国人却认为卡斯尔雷是支持神圣同盟的。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后路易十八再次复位,1815年11月20日,法国与第七次反法同盟签订第二个《巴黎和约》和《四国同盟条约》(Treaties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在第二个《巴黎和约》中,列强对法国施加了更严苛的报复,但英国仍愿将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等岛屿归还给法国,这些是在第一个《巴黎和约》中规定下来的。英国这样做连拿破仑也感到吃惊;然而在英国看来,遏制法国虽说是保障欧洲安全的历史教训,但适度强大的法国依然有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换句话说,一个强大而不谋求霸权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四国同盟条约》的主要倡导者是梅特涅,他不相信神圣同盟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希望重组一个有英国参加的新同盟。作为维也纳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与俄、奥、普重新确定并修订了1813年的“四国同盟”协定,主要目的是通过大国合作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防止法国再次发动战争。盟约规定,任何盟国如果受到法国攻击,每个盟国将出兵六万予以援助;同盟将实行“定期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考虑每个时期最有利于各国安定和繁荣的措施,维持欧洲和平”。至此,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算形成了,它的目标是通过大国的一致行动来协调国际事务,维护和平与均势。

卡斯尔雷是“定期会议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在拿破仑战争后,各战胜国之间应建立一种经常性的磋商机制,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四国同盟条约》是执行《巴黎和约》的保证,而不是干涉其他欧洲国家内政的文件。英国的职责是协调欧洲大国间的关系以保证和平,而不是充当任何大国联合体的领袖,或干涉欧洲大陆事务。俄、普、奥三国却并不如此认为,它们把欧洲的任何革命运动都看作对战后秩序的威胁,因此应随时准备镇压革命。因此,卡斯尔雷虽被誉为“定期会议制度之父”,但英国与其他三国的出发点不同,这种差别造成英国在1815年之后的欧洲外交中有点格格不入。

卡斯尔雷担任外交大臣十年,同时兼任下院议长。他在本质上属于18世纪的贵族政治家类型,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态度强硬,包括支持利物浦政府在彼得卢大屠杀后颁布的“六项法案”(Six Acts)。他的外交政策也遭到国内民众特别是激进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大国协商是与欧洲的专制国家沆瀣一气,充当梅特涅的马前卒。客观地说,当时的英国因工业革命而经济繁荣,确保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至关重要,战争或战争的威胁有可能干扰贸易活动,因此用协商方式保持欧洲的和平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定期会议制度”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尤其在法国参与后更加如此。这种国家协商的机制后来在“国联”(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由于西班牙、意大利及葡萄牙相继爆发宪政革命,“定期会议制度”问题再次引起争论。1820年1月,西班牙贵族军官黎亚哥上校(Colonel Rafaeldel Riego)率部在加的斯附近起义,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事件发生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发布了一份由卡斯尔雷起草的报告,表明英国在大国干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试图超越同盟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和原则,更能削弱甚至毁灭同盟的真正功能……”;卡斯尔雷则在下院强调:“西班牙目前状况无疑严重加剧了欧洲的政治骚乱”,但是现在干涉西班牙事务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同盟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或者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1820年7月那不勒斯(Naples)爆发起义,梅特涅建议召开五国会议。10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特洛波(Troppo)召集五国会议,英国和法国都只派出观察员,特洛波会议实际上成了三国神圣同盟的一次聚会。11月19日,俄、奥、普三方签署《特洛波议定书》,宣布缔约国的君主有权对任何国家的起义实行武装干涉。英国强烈反对俄、普、奥的干预政策,认为革命不是欧洲和平的威胁,大国协调机制不应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1821年1月19日英国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除奥地利外,普、俄均无权干预意大利革命,五国同盟也没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权力。由于英国和法国反对,俄、普、奥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大国间出现了分裂。1821年1月21日俄、奥、普、英四国召开莱巴赫(Lebach)会议;3月23日奥地利军队占领那不勒斯,镇压了那里的革命;4月10日奥军又会同撒丁王国军队剿杀了皮埃蒙特的革命,恢复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面对这些事变,英国在莱巴赫会议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用军队干涉皮埃蒙特(Piedmont)革命,与其他三国再次对立。

奥地利出兵镇压那不勒斯革命后,西班牙革命和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却仍在继续。法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逐渐与“三皇同盟”立场一致,主张武装干涉,于是,英国在五国同盟内就更显得势单力薄了。恰在此时,1822年8月12日,已晋升为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的卡斯尔雷因精神分裂症自杀身亡,坎宁接替卡斯尔雷出任外交大臣和下院领袖,他不喜欢“定期会议制度”,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与同盟严重分歧,最终使“定期会议制度”在维罗纳会议后解体。

坎宁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1794年进入议会,属托利党自由派。坎宁不支持欧洲的自由主义和革命行动,但又认为专制的坏政府应该被推翻,而“定期会议制度”就是在维护专制君主统治。在他接任外交大臣之前,在利物浦的一次讲话中,他阐述了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思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之间围绕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则,展开了公开或隐蔽的斗争。我们无须参加任何一方的争斗,只要保持自己的可靠而固有的宪政制度不变,做这场争斗的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旁观者,只需付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不能站在任何一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仲裁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坎宁不喜欢1815年以后的欧洲协商机制,理由是:第一,英国舆论支持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支持与欧洲大陆保守的君主保持密切联系,讨厌强国通过“协商一致”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二,大国协商机制束缚了英国的自由行动,他希望采取更加灵活的大陆均势政策,以维护英国利益。因此,除了参加只涉及维也纳和约的巴黎大使会议外,坎宁不再派代表出席五国会议。

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同盟各国在威尼斯的维罗纳召开会议,讨论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西属南美殖民地和希腊反抗土耳其等问题。在西班牙问题上,坎宁维持卡斯尔雷的立场,反对大国干涉,9月27日,在他出任外交大臣的第11天,他给英国派往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的全权代表威灵顿公爵发出指示:“大陆同盟国家意欲通过武力或威吓的方式干涉西班牙问题,任何这样的干涉对英国都是毫无价值的和危险的。……因此,我指示你……坦率而果断地声明,英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成为干涉的一员。”

法国要求对西班牙进行军事干涉,俄国予以支持,威灵顿希望梅特涅会反对,但后者惮于奥地利帝国东部的安全,不敢公开反对沙俄。11月初,虽然有威灵顿的反对,俄、奥、普、法四国代表还是接受了梅特涅的方案,即各国独立发表一份内容相似的外交声明,反对西班牙革命。为此,威灵顿向坎宁报告说,法、奥、普将向西班牙革命政府递交谴责信,英国只能做好法、西双边的调解工作,才能防止战争爆发。于是,英国一方面让法国保持克制,为西班牙新政府保留一条妥协的通道;另一方面劝说西班牙新政府让步。但1823年1月28日路易十八发表声明说:10万法军已整装待发,准备恢复斐迪南七世(Fern ando VII de Borbón)的权力。

坎宁认为,法、西战争一旦爆发,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法国战败,就可能再次引发法国革命,而这可能意味着新的欧洲战争;如果法国胜利,就可能爆发另一场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战争,拿破仑在葡萄牙的覆辙有可能重现,而葡萄牙政权在1820年夏季之后已经掌握在自由派手里了。无论发生哪种情况,英国都可能再次卷入战争,因此他坚决反对武装干涉西班牙。

坎宁反对干涉西班牙,还有一层商业的考虑,在他看来,南美是比美国更大的商业市场,坎宁愿意承认西班牙南美殖民地的独立地位,从而为英国获取商业利益。其实,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就极力阻挠英国的海外市场,而借机起义的原西班牙殖民地则对英国打开了南美的大门。坎宁认为,这些地区一旦成为独立的国家,和英国的贸易就会大大增加,而斐迪南的统治一旦恢复,他就会重新要求得到这些殖民地,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相反,法国会在美洲大陆再度得势。

以上两种考虑使英国在西班牙问题上举步维艰:一方面,它不希望卷入战争,因此要极力做好调解工作,防止法、西战争爆发;另一方面,英国如果承认西属南美独立,就破坏了英国劝解西班牙的基础,西班牙就不会接受英国的调停。在避免战争和支持南美独立两者间,英国只有一种选择。结果,西班牙和法国最终未能互相让步,英国只能以保持中立换取了法国的三项保证:一是不对西班牙进行持久的军事占领,二是不入侵葡萄牙,三是不威胁西班牙的海外领地。1823年4月6日,法国军队越过毕达索阿(Bidassoa)河,战争爆发;5月,法军占领马德里,西班牙革命被镇压了,斐迪南七世复辟。对坎宁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意味着英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某种失败,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对抗法国,但“神圣同盟”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鼓励,在1822年4月22日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俄、法、奥、普四方制定了一份有关“同盟军队”的详细计划,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革命进行恐吓。

1823年9月24日坎宁指出:法国利用“定期会议制度”麻痹了英国,使英国没有做出强硬的反对,因此,英国应不再参加这类会议,应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行动,反对法国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法国为了平息英国的愤怒,并在西班牙问题上让英国沉默,便郑重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西班牙殖民地采取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与美国就西属殖民地问题达成谅解,1823年10月,坎宁邀请美国参加有关西班牙问题的国际会议,欲与美国联手共同反对“神圣同盟”,禁止把拉美再度殖民化。这种意图根本得不到“神圣同盟”的支持,西班牙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参与,因为美国已经承认了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不完全赞同与英国合作,在亚当斯的坚持下,门罗政府决定采取独立立场,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President Monroe)宣称:“在欧洲国家的战争中,在与欧洲国家本身有关的事情中,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做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对于现存的任何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属地我们未曾干涉过而且将来也不干涉。但是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且维持着独立的政府,如果遭到任何欧洲国家为了压迫它们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干涉,我们只能认为那是对美国的不友好意向的表现。”这就是《门罗宣言》。

在坎宁看来,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至少可以防止欧洲大国再度征服美洲,因此他接受了“门罗主义”原则;1824年年底,英国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eris)(即阿根廷)、哥伦比亚(Colombia)和墨西哥(Mexico)为独立国家。

在处理战后欧洲问题上,坎宁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只要不损害英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英国就不动用军队,也不卷入他国事务。在他看来,法国入侵西班牙冒犯了英国的荣誉和情感,但英国仍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和平手段未穷尽之前不要动用武力。1826年12月12日坎宁在下院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破坏了大国均势,我们应该用战争去恢复它!我已经说了,当法军进入西班牙时,如果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战争方式予以回击并表示我们的愤怒。但是,是否没有其他的、战争之外的方式来恢复大国均势呢?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大国均势是在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和英国之间调节的。多年后,俄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又过了一些年,普鲁士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君主国。因此,在保持大国均势原则不变的同时,就要增加和扩展调节的手段。英国试图在另一个半球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如果法国得到西班牙,就不应该是包括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我引入新大陆这个词就是为了修正旧大陆的均势。”欧洲同盟的表象下隐藏着深深的分歧,坎宁知道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分歧难以弥合,因而中断了“定期会议制度”,进而利用奥、俄等国之间的矛盾,在1826年秋终止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定期会议制度”的欧洲四国的大使会议。

法国帮助斐迪南恢复了专制统治,大大鼓舞了葡萄牙的专制主义者,1823年5月,若昂六世(Joāo VI)的次子米格尔(Miguel)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若昂六世长子佩德罗(Pedro)支持的合法立宪政府。葡萄牙于1822年刚刚建立立宪君主制,坎宁非常担心葡萄牙也遭遇西班牙的覆辙。在法国干涉西班牙后,英国国内情绪有利于坎宁在葡萄牙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1825年,坎宁宣称“葡萄牙一直是并且永远属于英国”。坎宁的言论言之过分,却也有一定的历史因缘,早在西班牙王位战争时英、葡就结成反法同盟,1703年双方还签订商业条约,英国向葡萄牙免税出口毛织品,葡萄牙则以低于法国三分之一的关税向英国出口葡萄酒。况且,葡萄牙还拥有巴西这样的殖民地,英国当然不希望巴西也落入其他国家之手。因此在葡萄发生内乱后,为防止葡萄牙成为法国的附庸,坎宁决意干涉葡萄牙事务,他一面离间俄、奥关系,防止大国协调一致,一面又派遣英国雇佣军在海上击败了米格尔的舰队,打击他借助法国恢复专制政体的企图。

关于希腊问题:希腊于5世纪就处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统治下,1821年3月爆发起义,次年1月1日宣布独立。土耳其政府调兵镇压,在希俄斯岛进行了大屠杀。英国人受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对希腊一直心存好感,因此当希腊爆发反抗土耳其的战争时,民众的感情是站在希腊这一边的。但作为政治家的坎宁却不能如此简单地考虑问题,因为任何严重削弱土耳其的行为都会鼓励俄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这是英国所谓“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的实质。“东方问题”在本质上是“西方问题”,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列强因此卷入巴尔干事务,各自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对英国而言,奥斯曼帝国十分重要,它既是欧洲均势的支撑点,也是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并且是阻挡俄罗斯向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扩张的关键屏障。简言之,俄国和奥地利希望改变土耳其的现状,英国和法国则主张维持原状不变。在土耳其问题上各国利益既有交叉又有冲突,利害关系搅成一团,使“东方问题”非常复杂。

从保护英国的海上通道出发,英国政府承认了希腊的交战国地位,并向希腊政府提供两笔贷款。但英国并不想走得太远,它试图在双方的争斗中保持中立,以候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不落入俄国手中,才能保护它的东方航线。

其他欧洲列强也都因为各自的考虑而坐视希腊事态,因此直到1825年年初埃及军队进攻希腊,各国都没有正式干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一直在寻求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但又不愿意放弃希腊这次机会以求领土扩张,土耳其向他承诺:只要帮助打败希腊军队,就可以得到他所占领的地区。1825年2月11日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isos)登陆,1826年4月11日埃土联军占领希腊重镇梅索朗吉,8月攻占雅典城;1827年6月24日雅典卫城落入土军之手,至此,希腊败局几乎已成定论。英国和俄国都不能容忍这种结局,虽说两国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英国希望阻挡俄国势力西扩,俄国则想把巴尔干收入自己囊中。这样,英国开始与俄国进行协商,于1826年签订一份协定书。据此,俄、英、法三国于1827年7月签订《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提出在土耳其享有宗主权的前提下,给予希腊自治权,并决定组建联合舰队迫使双方停火。同年10月,在纳瓦里诺海战(Naval Battle of Navarino)中,三国联合舰队击溃了土、埃联合舰队。

坎宁试图在希腊问题上采取折中办法,既给希腊以自治权,又维持土耳其在名义上的管辖权,希望能既保住土耳其,又挡住俄罗斯。但这种政策并没有成功,1828年4月俄土战争(Russo Turkish War of1828-1829)爆发,法国则出兵占领伯罗奔尼撒,此前坎宁已在1827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威灵顿公爵认为希腊的半独立状况会成为俄国继续执行干涉政策的借口,于是就承认了希腊的完全独立。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土耳其被迫接受《伦敦条约》;希腊军民则利用土军被牵制、被削弱的有利时机,迫使土军撤出了希腊的大陆部分。1830年2月希腊被正式承认为独立王国,4月,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但俄土战争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东方问题”因俄土战争的扩大而变得日趋严重,英国也在这个问题上越陷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