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
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塔分两种:一种是塔柱,另一种便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甲)塔柱是个立体实质的石柱,四面镂着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纯然为信仰之对象。这种塔柱立在中央,为的是僧众可以绕行柱的周围,礼赞供养。伯希和《敦煌图录》中认为北凉建造的第一百十一洞,就有塔柱,每面皆琢佛像。云冈东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也都是如此琢像在四面的,其受敦煌影响,当没有疑问。所宜注意之点,则是由支提塔变成四面雕像的塔柱,中间或尚有其过渡形式,未经认识,恐怕仍有待于专家的追求。
稍晚的塔柱,中间佛像缩小,柱全体成小楼阁式的塔,每面镂刻着檐柱、斗拱,当中刻门拱形(有时每面三间或五间),浮雕佛像,即坐在门拱里面。虽然因为连着洞顶,塔本身没有顶部,但底下各层,实可作当时木塔极好的模型。
与云冈石窟同时或更前的木构建筑,我们固未得见,但《魏书》中有许多建立多层浮图的记载,且《洛阳伽蓝记》中所描写的木塔,如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胡太后所建之永宁寺九层浮图,距云冈开始造窟仅五十余年,木塔营建之术,则已臻极高程度,可见半世纪前,三五层木塔,必已甚普通。至于木造楼阁的历史,根据史料,更无疑的已有相当年代,如《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而汉刻中,重楼之外,陶质冥器中,且有极类塔形的三层小阁,每上一层面阔且递减。故我们可以相信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而镌刻的,绝非臆造的形式。因此云冈石刻塔,也就可以说是当时木塔的石仿模型了。
属于这种的云冈独立塔拄,共有五处,平面皆方形(《洛阳伽蓝记》中木塔亦谓“有四面”):
五例,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为最大,保存最好。塔下原有台基,惜大部残毁不能辨认。上边五层重叠的阁,面阔与高度呈递减式,即上层面阔同高度,比下层每次减少,使外观安稳隽秀。这个是中国木塔重要特征之一,不意频频见于北魏石窟雕刻上,可见当时木塔主要形式已是如此,只是平面,似尚限于方形。
日本奈良法隆寺,借高丽东渡僧人监造,建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间接传中国六朝建筑形制。虽较熙平元年永宁寺塔,晚几个世纪,但因远在外境,形制上亦必守旧,不能如文化中区的迅速精进。法隆寺塔共五层,平面亦是方形;建筑方面已精美成熟,外表玲珑开展。推想在中国本土,先此百余年时,当已有相当可观的木塔建筑无疑。
至于建筑主要各部,在塔柱上亦皆镌刻完备,每层的阁所分各间,用八角柱区隔,中雕龛拱及像(龛有圆拱,五边拱两种间杂而用)柱上部放坐斗,载额枋,额枋上不见平板枋。斗拱仅柱上用一斗三升;补间用“人字拱”;檐椽只一层,断面作圆形,椽到阁的四隅作斜列状,有时檐角亦微微翘起。椽与上部的瓦陇间隔,则上下一致。最上层因须支撑洞的天顶,所以并无似浮雕上所刻的刹柱相轮等等。除此之外,所表现各部,都是北魏木塔难得的参考物。
又东部第一洞、第二洞的塔柱,每层四隅皆有柱,现仅第二洞的尚存一部分。柱断面为方形,微去四角。旧时还有栏杆围绕,可惜全已毁坏。第一洞廊上的天花作方格式,还可以辨识。
中部第二洞的四小塔柱,位于刻大像的塔柱上层四隅。平面亦方形。阁共九层,向上递减至第六层。下六层四隅,有凌空支立的方柱。这四个塔柱因平面小,故檐下比较简单,无一斗三升的斗拱,人字拱及额枋。柱是直接支于檐下,上有大坐斗,如同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更有意思的,就是檐下每龛门拱上,左右两旁有伸出两卷瓣的拱头,与奈良法隆寺金堂上“云肘木”(即云形拱)或玉虫厨子柱上的“受肘木”极其相似,唯底下为墙,且无柱故亦无坐斗。
这几个多层的北魏塔型,又有个共有的现象,值得注意的,便是底下一层檐部,直接托住上层的阁,中间没有平坐。此点即奈良法隆寺五层塔亦如是。阁前虽有勾阑,却非后来的平坐,因其并不伸出阁外,另用斗拱承托着。
(乙)浮雕的塔,遍见各洞,种类亦最多。除上层无相轮,仅刻忍冬草纹的,疑为浮雕柱的一种外(伊东因其上有忍冬草,称此种作希腊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其余列表如下:
一层塔。
① 上圆下方,有相轮五重。见中部第二洞上层,及中部第九洞。
② 方形。见中部第九洞。
三层塔——平面方形,每层间数不同。
① 见中部第七洞,第一层一间,第二层二间,第三层一间,塔下有方座,脊有合角鸱尾,刹上具相轮五重及珠宝。
② 见中部第八洞和第九洞,每层均一间。
③ 见西部第六洞,第一层二间,第二、三层各一间,每层脊有合角鸱尾。
④ 见西部第二洞,第一、二层各一间,第三层二间。
五层塔——平面方形。
① 见东部第二洞,此塔有侧脚。
② 见中部第二洞有台基,各层面阔、高度,均向上递减。
③ 见中部第七洞。
七层塔——平面方形。
见中部第七洞塔下有台座,无枭混及莲瓣。每层之角悬幡,刹上具相轮五层及宝珠。
以上甲、乙两种的塔,虽表现方法稍不同,但所表示的建筑式样,除圆顶塔一种外,全是中国“楼阁式塔”建筑的实例。现在可以综合它们的特征,列成以下各条。
(一)平面全限于方形一种,多边形尚不见。
(二)塔的层数,只有东部第一洞有个偶数的,其余全是奇数,与后代同。
(三)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亦与后代一致。
(四)塔下台基没有曲线枭混和莲瓣,颇像敦煌石窟的佛座,疑当时还没有像宋代须弥座的繁缛雕饰。但是后代的枭混曲线,似乎是由这种直线枭混演变出来的。
(五)塔的屋檐皆直檐(但浮雕中殿宇的前檐,有数处已明显地上翘),无裹角法,故亦无仔角梁、老角梁之结构。
(六)椽子仅一层,但已有斜列的翼角椽子。
(七)东部第二窟之五层塔浮雕,柱上端向内倾斜,大概是后世侧脚之开始。
(八)塔顶之形状:东部第二洞浮雕五层塔,下有方座。其露盘极像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其上忍冬草雕饰,如日本的受花,再上有覆钵,覆钵上刹柱饰,相轮五重顶,冠宝珠。可见法隆寺刹上诸物,俱传自我国,分别只在法隆寺塔刹的覆钵,在受花下,云冈的却居受花上。云冈刹上没有水烟,与日本的亦稍不同。相轮之外廓,上小下大(东部第二洞浮雕),中段稍向外膨出。东部第一洞与中部第二洞之浮雕塔,二塔三刹,关野谓为“三宝”之表征,其制为近世所没有。总之根本全个刹,即是一个“窣堵坡”(Stupa)。
(九)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坡”,便为中国式的木塔。所以塔虽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的建筑物,传到中土,却中国化了,变成这中印合壁的规模,而在全个结构及外观上中国成分,实又占得多。如果《后汉书·陶谦传》所记载的,不是虚伪,此种木塔,在东汉末期,恐怕已经布下种子了?
殿宇
壁上浮雕殿宇共有两种,一种是刻成殿宇正面模型,用每两柱间的空隙,镌刻较深佛龛而居像;另一种则是浅刻释迦事迹图中所表现的建筑物。这两种殿宇的规模,虽甚简单,但建筑部分,固颇清晰可观,和浮雕诸塔同样,有许多可供参考的价值,如同檐柱、额枋、斗拱、房基、栏杆、阶基等等。不过前一种既为佛龛的外饰,有时竟不是十分忠实的建筑模型;檐下瓦上,多增加非结构的花鸟,后者因在事迹图中,故只是单间的极简单的建筑物,所以两种均不足代表当时的宫室全部的规矩。它们所供给的有价值的实证,故仍在几个建筑部分上(详见下文)。
洞口柱廊
洞口因石质风化太甚,残破不堪,石刻建筑结构,多已不能辨认。但中部诸洞有前后两室者,前室多作柱廊,形式类希腊神庙前之茵安提斯(Inantis)柱廊之布置。廊作长方形,面阔约倍于进深,前面门口加两根独立大支柱,分全面阔为三间。这种布置,亦见于山西天龙山石窟,唯在比例上,天龙山的廊较为低小,形状极近于木构的支柱及阑额。云冈柱廊(最完整的见于中部第八洞),柱身则高大无比。廊内开敞,刻几层主要佛龛。惜外面其余建筑部分,均风化不稍留痕迹,无法考其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