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把拉丁文当作普遍的学术语言，并以本国方言文学代替拉丁文，这是欧洲科学事业方面真正的不幸。以拉丁文为媒介，欧洲的普遍学术沟通才会存在。在整个欧洲，能够思考和有判断能力的人已经够少了，如果他们之间的沟通由于语言的障碍而被迫断绝和瓦解的话，他们所能创造出的有益于人类的东西就要大大地减少了。可是除了这个大大的不利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推行方言更为不利的地方：人们很快就不会再学习古典语言了。在法国，甚至在德国，忽视古典语言之风早已达到极点。

早在19世纪30年代《罗马法典》被译成德文时，人们就已经忽视了作为一切学问基础的拉丁文，就是说，野蛮不开化的现象在那时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希腊文甚至拉丁文作者的作品已经用德文注释出版了。不管人们怎样说，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编者不再知道如何用拉丁文写作，而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也非常高兴地跟着他们走向懒怠、无知和野蛮不开化的道路。

比这种现象更应该受到指责的做法，是在学术著作尤其是在学术刊物中，甚至在那些由学术机构出版的书刊中，从希腊文作家甚至从拉丁文作家引来的话竟然也用德语译文进行引述。难道这些人是在为裁缝和补鞋匠写作吗？

这就是实际情形，让我们和人文、高尚格调和教养说再见吧！人类尽管有铁路、电气和飞行工具，却又回到野蛮状态了。最后，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祖先享有的另一种便利，这其中包括拉丁文为我们留下的罗马文化遗产，也包括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和近代以至上世纪中叶的文化成果。9世纪的艾利基拉(15)，12世纪的沙利斯伯里的约翰，13世纪的勒里(16)及其他许多人，他们思考学术问题时，都是用自己觉得自然和适宜的语言来表达自我的，读者只有与他们保持直接的接触，才能知道如何真正去了解他们。

如果他们用当时自己本国的语言写作，情形会是怎么样呢？那样的话，读者就只能了解他们的一半了，真正心灵上的接触是不可能存在的，读者会把他们看作远方的剪影，或比这更坏，好像是通过望远镜去看他们似的。为了防止这一点，作家们可以向培根学习。培根把自己的论文译成了拉丁文，并题名为《信徒的诫言》，不过在这方面，他曾得到霍布斯之助。

我们应该说，如果有人想在学问范围中表现爱国之心，那么我们就该像对待脏兮兮的人一样对待他，将其抛出门外。当我们纯粹以普遍的人类作为唯一关心的对象时，当真理、明晰和美成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时，我们就不应该把自己对国家的偏爱作为标准去破坏真理，并且为了夸耀自己国家的次等人物，而对其他国家伟大人物的看法做有失公允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