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有一个家族赫赫有名，在魏、蜀、吴三国都冒出顶尖的人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个家族便是诸葛家族，蜀国有伟大的政治家诸葛亮，吴国的诸葛瑾、诸葛恪父子都当到大将军，魏国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诸葛诞。诸葛瑾与诸葛亮是亲兄弟，诸葛诞则是他们的堂弟，他们虽说是兄弟，却分属三个不同阵营，都如鱼得水，成了军政巨头。

一个家族在一个国家兴起是常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并不奇怪。然而，诸葛家族在三个不同的国家都脱颖而出，或许只能称为极特殊的巧合吧。

我们且来说说诸葛诞。

诸葛诞虽说是诸葛亮的堂弟，年龄恐怕要小十几二十岁。在诸葛亮担任蜀国丞相并三番五次北伐时，诸葛诞还只是魏国政坛的小角色。他曾担任过尚书郎、荥阳令，后升任御史中丞、尚书。在其官场生涯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夏侯玄，另一个是曹爽。诸葛诞与夏侯玄是好朋友，偏偏魏明帝曹叡对清谈玄学十分反感，把夏侯玄、诸葛诞等人都免官了。直到曹爽当权，诸葛诞才被重新起用，官至扬州刺史。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屠杀曹爽及其爪牙邓飏、何晏等，软禁夏侯玄。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是好朋友，与曹爽也走得比较近，按理说就算不被清洗，至少也该贬官或流放吧。但实际上他一点事也没有，仍旧当扬州刺史。他能置身事外，是因为他还有另一层关系——他与司马懿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子司马伷（zhòu）。正因为如此，司马懿把他看作自己人，儿女亲家总比朋友的关系更密切吧。

我们必须说，诸葛诞的人脉是比较广的。诸葛诞有三大人脉关系：其一，与曹爽集团关系密切，与夏侯玄是铁哥们；其二，与司马懿是儿女亲家；其三，他跟征东将军王凌也是儿女亲家，他的二女儿嫁给了王凌的儿子王广。现在我们总讲人脉，似乎人脉越广在社会上越吃得开，其实不完全如此。人脉太复杂，有时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反而会惹祸上身。

麻烦事来了。

公元251年，王凌企图发动政变，拥曹彪为皇帝，另立朝廷。诸葛诞必须在两个亲家之间作一个选择，要么站在王凌一边，要么站在司马懿一边。他坚定站在司马懿一边，结果王凌很快败亡，被夷灭三族，其中包括他的儿媳、诸葛诞的次女。诸葛诞站对了立场，代价是一个女儿被杀，回报是他很快被提拔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也就是扬州军区最高军事长官。

一年后，魏国趁孙权去世之机，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吴国，其中诸葛诞、胡遵统领七万人马猛攻东兴，遭到诸葛恪的迎头痛击，死亡数万人。司马师上台不久，为笼络人心，没有降罪于前线将领，只是把诸葛诞调任镇南将军，以毌丘俭为镇东将军。

不料淮南已成火药桶，没几年又爆发了毌丘俭与文钦的兵变。毌丘俭与诸葛诞一样，都是夏侯玄的好友，显然他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诸葛诞加入这场反对司马氏的战争。出乎毌丘俭意料的是，诸葛诞不仅不起兵响应，反而将来使斩首示众，以向司马氏表明心迹。由于诸葛诞对淮南了如指掌，司马师命他率领豫州兵团直扑寿春（淮南郡治地）。诸葛诞一马当先，袭取寿春，断了毌丘俭的归路并致其覆灭。战后，朝廷授予诸葛诞“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淮南两次兵变，诸葛诞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朝廷的立场，坚定不移。很难想象，诸葛诞最后竟然会步王凌、毌丘俭的后尘，起兵对抗司马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内心又起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诸葛诞内心深处，一直害怕司马氏秋后算账。在王凌之变、毌丘俭之变中，诸葛诞与叛乱者划清界限，甚至赔进去一个女儿的性命，就是为了向司马懿父子表示忠心。然而，他是有历史问题的，他与夏侯玄、邓飏这些曹爽集团骨干走得太近，个人档案上早被盖上“曹党嫌疑”的印戳。这个印戳是你怎么努力也涂抹不掉的。要知道司马氏正是通过屠戮曹爽集团才上台，只要有“曹党嫌疑”，司马氏的戒心就不会消除的。

其次，司马昭上台，加剧了诸葛诞的恐慌。可以说，在之前，诸葛诞一直没想过叛乱。他虽然有历史问题，但他宁可夹起尾巴也不叛变，是因为他对司马懿、司马师是信得过的。司马懿是他的儿女亲家，司马师在他惨败于东兴时独揽责任，胸襟比较宽广。只是短短几年时间，司马懿死了，司马师死了，轮到司马昭上台。司马昭能够像他的父兄一样对待诸葛诞吗？

事实证明诸葛诞的怀疑、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司马昭出任大将军后，就派心腹前去慰劳四大战区的司令。四大战区分别是防御鲜卑的北部战区、防御蜀国的西部战区、防御吴国的南部战区与东部战区。其中西部、南部、东部三个方向最为重要，这三个战区的司令员分别是征西大将军司马望、镇南大将军王基、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名为慰劳，实则是打探这几位手握重兵的将领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效忠状况。以史书的说法，叫“且观其志”，就是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异志。

在四大战区的司令员中，司马昭最不放心的人就是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此，他派长史贾充前往淮南打探虚实。贾充是大将军长史，在将军幕府中地位最高，他亲自出马，可见司马昭对诸葛诞的重视程度。

到了淮南后，贾充故意试探说：“洛阳城中诸位贤人，都希望皇帝禅让，您认为如何？”这句话只讲了一半，皇帝禅让，禅让给谁呢？贾充没有说。当然，这原本也不必说，因为只有一个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司马昭。既然大家心知肚明，何必非要点破说出呢？这是贾充聪明的地方。

这个试探很厉害，是在逼着诸葛诞表态。后来我们有个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心是什么心，当然是篡位夺权之心。贾充大言不惭地讲出来，是要诸葛诞表明立场——是不是会支持司马昭当皇帝。

诸葛诞勃然大怒。他为什么要大怒呢？因为司马昭能当上大将军，靠的是司马懿、司马师留下的资本，算什么本事！权臣世袭这件事已经让他很不快了，别人不说，单说自己的堂哥诸葛亮，不也是蜀国政坛一把手吗？他死后有把丞相之职交给自己的儿子吗？司马昭不仅世袭大将军，竟然还妄想当皇帝！

诸葛诞厉声斥骂贾充：“你是贾逵的儿子，世代蒙受曹魏之恩，却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话。倘若洛阳有难，我情愿为国家而死。”这一番话，大义凛然，把贾充斥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帝国的功臣，当年曹操去世时，正是他力挽危局，曹丕才得以顺利继位。老子是魏国的开国功勋，儿子却要颠覆魏国政权，诸葛诞的话，如投抢、如匕首，贾充只得落荒而逃。

当然，诸葛诞心里明白，怒斥贾充固然快意，后果可想而知，不能不防患于未然。欲自固则必须得到百姓的支持，为了得民心，他大行仁政，赈济施舍，宽赦有罪，蓄养死士数千人。不仅如此，他还以防御吴国入侵为借口，向朝廷狮子大开口，要求增派十万部队守卫寿春。

贾充回洛阳后，少不了在司马昭面前说诸葛诞的坏话，认为他心有异志。这时诸葛诞上书要求增派十万部众，更令司马昭惶恐不安。贾充献上一计：提拔诸葛诞为司空，召回朝廷，表面升官，实则夺其兵权。没有兵权，他怎么造反？

这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着，不过诸葛诞岂会心甘情愿交出兵权？双方都知晓对方的底牌，诸葛诞绝对不会上当，逼得紧了，只会把他逼反。对此，司马昭是担心的。贾充的看法是，诸葛诞迟早要叛变，与其让他势力坐大后叛变，不如现在就逼反他，这样可以把祸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贾充被诸葛诞痛斥一番后，两人已是势不两立。

很快，一纸诏令从朝廷飞往淮南，皇帝降旨擢升诸葛诞为司空，即日赴京任职。诸葛诞沉吟良久，他深知，虎不可脱山，龙不可脱水，将军不可卸去兵权。这是靠拳头说话的时代，失了兵权，命运由人不由我！是甘心当一只随时被踩死的小蚂蚁，还是奋起武士之心，亮剑反击呢？

宁可玉石俱焚，不可令光荣的家族蒙羞！

事到如今，不能不反了。

诸葛诞对起兵早有谋划，故而事到临头，他应对从容，毫不慌乱。他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杀掉效忠朝廷的扬州刺史乐琳。诸葛诞身为镇东大将军，是淮扬军政第一号人物，扬州刺史是第二号人物，要起事必先杀刺史。第二，迅速集结淮河两岸屯田部队十余万人，以及扬州新招募的士兵四五万人，共计约十五万人，据守大本营寿春。第三，从各地征粮，囤积足够吃一年的粮食。第四，派长史吴纲与儿子诸葛靓入吴，向吴国称臣并求援。

我们对比一下诸葛诞与毌丘俭，同样是叛变，两人做法是不同的。毌丘俭一起兵就迅速向洛阳进军，先下手为强；诸葛诞兵力比毌丘俭多出一倍，却采取非常保守的策略。这是吸取了毌丘俭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初毌丘俭只知往前冲，老巢被端了，退路被抄截，最后死得很难看。诸葛诞以十几万兵力固守老巢，同时向吴国求援，这样至少能与司马昭打个平手吧。

诸葛诞的投诚令东吴政府大喜过望，吴国皇帝孙亮立即给他加封了一大堆头衔：左都护、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等。同时，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将军率领三万人马，会同早先投降东吴的文钦，北上救援诸葛诞；另外，镇南将军朱异统率三万人马，开赴安丰，声援寿春。

对吴国来说，这是挑战魏国霸权的绝佳机会。可惜的是，这时的吴国着实没有英雄豪杰。诸葛诞起事的部队多达十五万人，可想而知司马昭肯定要动员举国之兵迎战。这是一场关系到魏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吴国并没有以举国之力投入决战，而只是出动六万人，兵力只有诸葛诞的五分之二。倘若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这场战争决定了三国未来的历史，也是司马氏一统天下的预演。曾经，东吴的天空将星闪烁，周瑜、吕蒙、陆逊等伟大名字与日月同辉，只是在几轮大清洗后，东吴已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了。

司马昭心里明白，这是大赌局，必须把所有筹码都押上。他集结了二十六万人的军队，在兵力上保持绝对的优势。诸葛诞与东吴援军加起来约二十一万人，与魏政府军相差五万，看上去差距不大。然而，诸葛诞军队中有五万左右是新招募的士兵，根本没有作战经验。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战斗情况。

公元257年六月底，魏国政府军前锋部队已经进抵寿春。司马昭任命镇南将军王基兼任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基在剿平毌丘俭之乱中有卓越表现，深得司马昭赏识，故而被委以重任。与此同时，全怿、文钦统领的三万援兵也抵达寿春，入城协防。

魏军仗着人多势众，把寿春城团团围住。

诸葛诞的战术过于保守，他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他幻想凭借坚固的城池、足够的粮食储备、十万精兵以及吴国的救援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被动挨打是战争之大忌。

东吴的另一支援军在镇南将军朱异的指挥下，挺进到安丰，目的是打破魏军对寿春的包围。司马昭急令王基率军队进据北山，以防吴师突进。王基收到命令，深思熟虑后对部将们说：“现在已完成对寿春的包围，应该加强战备以防敌人突围而逃，倘若贸然转移兵力，分兵把守险要地形，这不是聪明之举。”于是他上书司马昭说：“如今与贼兵对阵，应当不动如山，转移兵力只会令人心动摇，对形势十分不利。诸军已挖深沟、筑高垒，人心稳定，不可轻举妄动，这乃是统兵作战的要领。”

与吴、蜀相比，魏国军事人才辈出，后明帝时代涌现出郭淮、陈泰、王基、邓艾等将领，均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王基的建议得到司马昭的重视，他进一步加强对寿春的包围，沟堑与堡垒纵横，里三层外三层。城内的文钦自恃骁勇，屡屡亲自带兵突围，每次都遭王基迎头痛击，只得龟缩在城内。

为了对付东吴朱异兵团，司马昭把预备队都用上了。奋武将军石苞率领青州兵团，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各自率领本州军团，这三支军队作为机动部队，负责打援。朱异兵团挺进到距离寿春几十公里处的阳渊，终于未能再进一步，被州泰的兖州兵团击败，被迫撤退。

战争形势对诸葛诞及东吴越发不利。十几万军队被围困在寿春城，倘若不能及时突围，时间长了情况会更糟。东吴大将军孙綝决定亲自出马，他统领大军进抵巢湖东部的镬里，派朱异、丁泰、黎斐等将领为前锋，再解寿春之围。

为了将功赎罪，朱异率一支轻装部队疾进，不料被魏国石苞、州泰击败，置于后方的粮食辎重也被魏军将领胡烈偷袭焚毁。粮食都没有了，还能打仗吗？朱异狼狈不堪，带着残兵败将，以葛叶充饥，有一顿没一顿，好不容易逃回孙綝的大本营。

孙綝一看大怒，你朱异好歹是镇南将军，一败再败，连粮食都被烧了，真是大饭桶！他气坏了，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勒令朱异立即率部返回战场，与魏军再决死战。大家想想，这支靠吃树叶勉强维持生命的部队，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进攻吗？孙綝的命令完全不合情理。朱异坚决不从命，士兵们必须休整，补充物资。孙綝火了，把朱异逮捕，判处死刑。

打仗总有输赢，倘若不是犯下严重的错误，将领一般罪不至死，否则一打败仗就砍头，这谁受得了。孙綝这个人能当上吴国大将军，其实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才华，而是靠堂兄孙峻的提拔。大将军亲自出马，解救寿春的军事行动仍然失败，必须要有个替罪羊，朱异很不幸地成为这只替罪羊。对此，司马昭倒是看得很明白，他说：“朱异不能解寿春之围，并非他的过错，孙綝把他杀了，只是为了安抚寿春的将士，坚定诸葛诞守城的决心。”

不过，朱异身为吴国镇南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员，就这样被糊里糊涂杀掉，吴国将士岂不更对朝廷失去信心吗？此举着实得不偿失。杀了朱异也无法扭转战局，孙綝没有再战的勇气，带着残兵败将退回首都建业。

寿春已是孤城，能坚持多久呢？

孙綝败退后，司马昭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家伙绝非英雄之辈，他是打算放弃寿春了。寿春守军倘若陷入绝境，势必会狗急跳墙，拼了老命也要打开一个缺口，杀出重围。司马昭兵力虽多，诸葛诞若把十几万人集中在一个方向，也能形成局部优势，杀出一条血路。

为了让诸葛诞断绝突围之心，司马昭大肆造谣，谣言主要有三条：第一，吴国的救兵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第二，魏政府军的粮食已经不足；第三，魏政府军打算分兵到淮北取粮。这都是迷惑诸葛诞的伎俩，诸葛诞却信以为真，以为寿春之围不久可解，因此很放心地大吃存粮。前面说过，寿春的粮食可供守军一年之用。然而，这只是从最节约的角度来估算。战事一起，人的体能消耗巨大，需要的食物量原本就更大，况且一部分粮食也会毁于战火，加上吴国来了三万人，又多了三万张嘴。

诸葛诞的误判很致命，他没有精打细算，没过多久就发现粮食告急，而援兵连个鬼影也没见到。心腹蒋班、焦彝劝道：“朱异没能解围，反被孙綝所杀，吴师已退回江东，看来救援没戏了。如今应该集中力量，全力攻其一面，就算不能全胜，也可以杀出重围、保全实力，空坐在这里死守，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