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主政还不满一年，就获得朝野的一致称赞，他几乎成了完美英雄的化身。曾经暮气沉沉的吴国，似乎又容光焕发，军事上的伟大胜利，让人回到“气吞万里如虎”的岁月。为表彰诸葛恪的伟大功绩，小皇帝封他为“阳都侯”，兼任荆州牧、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

这一切来得太容易，诸葛恪意犹未尽。人家都说曹魏帝国厉害，这是瞎扯，不过是纸老虎罢了，何足惧哉？自己四万人对敌七万人，杀敌数万，可见敌人实在不堪一击。于是他宣布：再度出兵北伐。

此议一出，把朝臣们都吓坏了。

为此，诸葛恪写了一篇论文，阐明讨伐曹魏的必要性。

首先，他指出两国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拖延不解决，“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他对比战国时代，认为魏国比当年秦国土地更辽阔，而吴、蜀加起来不及六国土地的一半，劣势非常明显。

那么，魏国有没有软肋呢？有的。在诸葛恪看来，魏国有两大问题：其一，当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的沙场宿将基本去世，新一代将领尚未成长起来；其二，司马懿已死，其子司马师声望不及其父却独揽大权，政权不够巩固。如今出兵讨伐，正是顺应时势，必可马到成功。

诸葛恪还批评那些“怀偷安之计”、认为凭借长江之险可以世世代代平安的人；还有一些人认为百姓穷苦，应该休养生息，不能轻启兵端，对此，诸葛恪批评为“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

最后，他写道：“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

这封写给诸大臣的公开信，很有诸葛家的风采，甚至与诸葛亮的《出师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出师表》名垂千古，诸葛恪这篇文章却默默无闻，这是为何？其实诸葛恪北伐与诸葛亮北伐本质上并无不同，两人的进取精神颇为类似，北伐的逻辑也基本一致。只是诸葛恪北伐失利导致自己赔上性命，命都赔上了，谁还会颂扬他写过的文章呢？

前文说过，处于劣势的吴蜀两国战略上更为主动进取，屡屡发动以弱击强的战争，大胳膊的魏国反倒显得被动，老是挨打。

我们来分析一下诸葛恪的见解存在什么问题。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诸葛恪的问题，在于知彼而不知己。他所指出的魏国的两大软肋，固然有道理，然而他却没发现，这也是吴国的两大软肋。魏国曹操时代的名将固然凋零，吴国孙权时代的名将何尝不是如此？特别在最近几年，陆逊、全琮、朱然等先后离世。魏国君主幼弱，司马师当权根基不深，吴国何尝不是如此？吴国皇帝只有十岁，诸葛恪自己当权不满一年，他凭什么认为司马师不行，而自己一定行呢？

说到底，诸葛恪过于自负了。

自负是致命的。

诸葛恪的好朋友聂友劝他“宜自按兵养锐，观衅而动”，他不以为然，回答说：“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读懂我的文章，你就开悟了。太常滕胤也劝他“不如按甲息兵，观隙而动”，他答复说：“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自信心之强，溢之言表。

很快，诸葛恪在各州郡征集二十万人马，大举进犯魏国。

此时距离他执掌大权尚不足一年。

看上去诸葛恪运气不错。吴国的盟友蜀国在费祎去世后，对魏的政策更为激进，只要蜀国同时出兵，魏国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费祎乃是遇刺身亡，他的死十分出人意料。

刺杀费祎的人是一名魏国战俘，名唤郭循。郭循本是魏国的一名中郎将，在一次战斗中被姜维俘虏。由于蜀国军事人才奇缺，政府为笼络郭循，不仅没处死他，反而把他提拔为左将军。费祎自以为对郭循的处置十分宽大，郭循必定感恩戴德，故而对他毫不设防。岂料在公元253年正月初一这天的春节团拜宴会上，郭循趁费祎喝得大醉时，刺死了这位蜀汉大将军。

费祎之死，让卫将军姜维提前成为蜀国军政的一号人物。

在费祎当权的这几年，姜维过得不太舒心。在战略问题上，他与费祎有很大的分歧。姜维本是天水人，熟悉陇西一带的风俗民情，当年诸葛亮对他十分器重，看重的便是他的才干与武略。姜维认为，自己可以诱降羌胡，引为羽翼，如此一来，可一鼓作气夺取陇西之地。这可是当年诸葛亮想干却没干成的大事业。

不过，这一战略被费祎泼了冷水。

费祎的观点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我们才能不及诸葛亮，诸葛亮北伐都无功，何况我们呢？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因此，姜维屡屡要求出击陇西，但费祎拨给他的兵力从未超过一万人。

现在好了，姜维跃升为一号人物，不必再受人约束。正好盟国东吴有志北伐，吴国从东线发动进攻，蜀国在西线配合，真乃天赐良机。姜维立即动员数万人马，出击魏国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

与此同时，吴国二十万大军全线出击，重点进攻魏国合肥新城。

孙权当权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投入过二十万军队，诸葛恪掌权不到一年，就把举国之兵都押上，可谓旷世豪赌。诸葛恪的意图是围城打援，通过攻打合肥新城，吸引魏军主力来援，在野战中一举歼灭敌人。

不过，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诸葛恪最大的一个误判，是认定司马师不具备父亲司马懿的能力。司马懿死后，司马师跃升为魏国大将军。恰逢孙权去世，司马师迫不及待地发动南征，兵分三路大举伐吴，岂料担任主攻的东路军遭到诸葛恪的沉重打击，损失数万人马，诚为魏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军事失利。正因为如此，诸葛恪对司马师持有轻视之心。

司马师真是庸才吗？

并非如此。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魏国南征失败后，各路将领纷纷被弹劾，司马师却把所有罪责归之于己，他说：“我当初不听诸葛诞的意见，以至于此，都是我的过失，将领们何罪之有？”唯一受到处罚的人是司马师的弟弟、监军司马昭，他被剥夺侯爵爵位。对此，东晋史学家习凿齿高度评价道：“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作为国家实际的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是最宝贵的品质。有此心灵法宝，不可能一直是失败者。

吴、蜀同时大举出兵，司马师紧急与谋士虞松商议对策。虞松建议在东线采取守势，拖垮吴军主力后再实施反击，这是采取西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战略战术；在西线则采取攻势，主动出击抵御实力较弱的蜀师。

司马师采纳其策，下令镇东将军毌丘俭按兵自守，不得轻举妄动，任由吴军围攻合肥新城，同时由太尉司马孚率领二十万大军赶赴前线，待敌人筋疲力尽时给予致命一击。在西线战场，则派征西将军郭淮、雍州刺史陈泰尽发关中之兵，全力解狄道之围。

同样对付敌人围城，为何魏国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法呢？这就是兵法的玄妙之处，要因时、因地、因敌之不同而变化。吴国挟东兴大捷之余威，举倾国之力攻合肥新城，难以争锋，必须先消磨其锐气再战；蜀国北伐，向来雷声大雨点小，姜维大举出兵，无非以为魏国精锐部队悉数调到东线，西线定然空虚。然而，战况大大出乎姜维预料，魏军竟然全线还击，蜀军占不到任何便宜，粮草又将耗尽，只得灰头土脸地撤退。

姜维退出战斗，魏国西线无忧矣，司马师可以完全腾出手来解决东线战事。

在西汉“七国之乱”中，叛乱的吴楚联军大举进攻大梁城，周亚夫拒不救援，等到吴楚联军疲态已露之时，才果断用兵，一战而平之。此役成就了周亚夫一代名将之美誉，也是汉代著名的一场军事大决战。如今，司马师把周亚夫用以对付叛军的战略战术拿来对付诸葛恪。

战役成败与否，关键看合肥新城能否顶得住吴师进攻。

前面说过，合肥新城是满宠提议修筑的，建于旧城城西三十里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座堡垒并不大，守军约有四千人，与吴师二十万人相比，真是少得可怜。然而，吴国人虽多，想攻下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却也不容易。正是看到这点，司马师才敢拿合肥新城作为筹码，只要把吴师拖垮在城下，就能为魏国的反击争取到胜利的机会。

在诸葛恪看来，以二十万之众攻只有区区四千人的新城，岂非手到擒来之事？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新城守军在牙门将张特的指挥下，负隅顽抗，死死挡住吴军潮水般的进攻。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新城是魏国放出的一块鱼饵，本就是要被牺牲掉的，能坚守一个月恐怕都是奇迹，张特竟然守了三个月。

诸葛恪简直快疯了，种种攻城器械都用上了，还是没法破城。他索性在城外堆起大土丘，居高临下日夜猛攻。新城已是城垣残破，眼看无力阻止吴军攻入城内，张特举起白旗，对吴军喊话道：“我已是无心恋战。不过，根据魏国法律，被围攻超过一百天而援军不至，投降后家人可免于连坐。自攻城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城内四千人死了一半多。剩下的士兵，还有一半不愿投降，我得回去劝劝他们，明天早上把名单送过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把大印从城头上扔下来。吴国人信以为真，也没收走他的大印——既然对方想投降，等一天也无妨。

这天晚上，吴军官兵放心睡大觉，想到明天张特便会开门投降，所有人无不感到一阵轻松。他们哪知道，此时城内的守军已连夜把许多房屋拆了，扛着梁柱、木板，紧急抢修城墙残**，把缺口填上。一个晚上的工夫，新城加了两重防护。

天亮了，一缕阳光照射在城头，吴军没有看到城门洞开，而是惊愕地发现残破的城墙竟然被补上了。张特持刀站在城楼上，冲着城下喊道：“我但有斗死耳。”吴国人恼羞成怒，继续攻城。本想着可“不战而下城”，现在还得重新进攻，还得重新捣毁防御工事，大家的气泄了一半，都有些无精打采，这种状态自然难以破城。

合肥新城之战，注定成为诸葛恪的滑铁卢之战。

与魏军相比，吴军伤亡惨重。除了战死沙场外，非战斗性减员更加严重。时值酷暑，疫疠流行，水里病菌丛生，士兵中腹泻者无数。久攻新城不下，诸葛恪觉得很没面子，把怒火发泄到部将身上。他对前来报告伤病情况的营官大发雷霆，认为他们谎报军情，甚至动了杀机。将军朱异在军事见解上有不同意见，被诸葛恪夺去兵权，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献策未受采纳，索性投奔魏国。

事态已经很明显，吴军内部人心涣散，士气一落千丈。

司马师在耐心等待三个月后，终于等到出击的机会。他命令司马孚、毌丘俭率二十万人马出击。一方精神抖擞，一方消沉萎靡，还没拔刀相向，胜负已判矣。

诸葛恪心知北伐失败，只得解围而去，撤回国内。吴军中伤病员太多，加上魏军尾随而至，这次撤军几乎成了一次死亡行军，士兵们有的死于途中，有的被俘虏，一路上哀声连绵不绝。《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

吴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兵，竟然以悲惨的结局收场，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诸葛恪的声望很快从顶点直坠而下，全国上下对他无不怨恨。

时任魏国汝南太守的邓艾敏锐地预感到诸葛恪要大祸临头了，他对司马师说：“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虚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

预言不幸成真。

几个月后，一场政变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