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派出三路大军救援西陵，最终还是被陆抗击退，主要将领都遭到处罚，其中车骑将军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杨肇丢了官，贬为平民。羊祜从江陵撤回襄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吴国最大的弱点在哪呢？在于君臣离心，民众对朝廷失去信任，这才有了交趾与西陵的叛乱。对付吴国，最厉害的战略，并不是一味进攻，而是攻心为上。你吴国朝廷不是不讲信用吗？我晋国就要表现得很讲信用。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羊祜要发动进攻时，会先通知吴军。

这根本违反了《孙子兵法》嘛，兵法不是说“兵者，诡道也”吗？当年宋襄公与楚军打仗，跟他们讲仁义道德，你没排好兵布好阵我不打你，最后被打得大败，成为千古笑柄。难道羊祜也要当这种笑柄吗？当然不是。兵法要活学活用，否则就是书呆子。将领的指挥能力，军队的训练水平固然重要，但民心背向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得民心者得天下，羊祜要在吴国百姓中树立这样的形象：晋军乃是正义之师。因此，要打仗时，羊祜先通知对方，约个日期，某月某日，咱们在哪里干上一架，不见不散。当然，羊祜的做法遭到许多将领的反对，所以每当要决策之前，羊祜先请大家喝酒，把他们统统灌醉，这样就没人反对了。

其次，施恩惠于吴国人。

每当晋军越境作战，粮食不够，把吴人的稻谷割走后，羊祜总是以时价计算总额，用相同价值的绢丝布匹偿还。此外，羊祜严禁越境狩猎，如果猎物先被吴国猎人射伤，一律送还。敌人如此有人情味，久而久之，吴国边境百姓对晋国军队印象颇好，对羊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是荆州地界，这一边是吴国，那一边是晋国，这一边住着陆抗，那一边住着羊祜。若不是这该死的战争，若不是各为其主，陆抗与羊祜估计会成为最铁的朋友，两人都富有才华，品格高尚，惺惺相惜。

战争本是残酷的，在这里却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羊祜与陆抗是战场上的敌人，却更像心灵神交的朋友，两人经常派使节往来。陆抗送好酒给羊祜，羊祜毫不怀疑，一饮而尽；陆抗病了，吴国没有药材，他向羊祜求助，羊祜送来上好的药材，很多人觉得敌人送来的药不靠谱，为防不测，还是别吃了，陆抗大笑道：“羊祜怎么会下毒呢？”

这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对手，知羊祜者，陆抗也；知陆抗者，羊祜也。作为出色的战略家，陆抗何尝不知吴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感慨地对部将说：“他们专门行善，我们专门作恶，不必交锋我们已然落入下风。哎，我只求能保住各自的疆界，不要想占什么便宜了。”

陆抗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他顶头还有一位暴君。暴君狂怒起来，是不讲道理的。不久后，皇帝孙皓听到风声，说陆抗与羊祜往来甚多，不由得起疑心，派人前去质问。陆抗回答说：“即便是一座城邑一处乡村，也不能没有信义，何况是一个大国。我如果不这么做，只会使羊祜形象更高大，美德更突出。”试想，你的对手慷慨仁慈，你却小肚鸡肠，岂非更衬托出对手的仁德吗？

孙皓虽然残暴，却不是傻大个，西陵之战已经证明了陆抗的忠诚可靠，何况皇帝要一统天下，也离不开陆抗。孙皓也就没有追究陆抗与羊祜交往的事，而是集中精力制订打击晋国的军事计划。

孙皓的计划是不断派出兵力骚扰晋国边境，这个计划令陆抗忧心忡忡，他写了一封信给皇帝，委婉地批评了这个计划，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陆抗分析说，晋国政治稳定，无机可乘，在这种情况下，“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也”。比战争更迫切的事情还很多，“今不务力农富国，审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赏，训诸司以德，抚百姓以仁，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发展农业，让百姓生活富裕起来；选贤用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奖罚制度，施仁政于民，这才是最重要的。冒冒失失地出击，既不能打击敌人，又劳民伤财，削弱自己的力量。

陆抗苦口婆心讲了一大通，怎奈孙皓自以为有上天庇佑，根本不理他。

令陆抗痛心的是，皇帝不仅不行仁政，其暴政愈发令人发指，朝廷命官，哪怕身份极尊贵者，得罪了皇帝也死得很难看。

前文说过，孙皓这个人是有些心理变态，他喜欢让左右侍从拿公卿大夫来开玩笑，嘲弄公卿大夫的隐私、短处，搞得大臣们个个自危，像被皇帝剥光衣服似的。这还算轻的，大臣们稍有闪失，就要被抓起来，甚至被杀头。

侍中韦昭算是比较正直的人，他多次向皇帝进谏，令皇帝十分恼怒。孙皓对韦昭的怨气由来已久，他刚登基时，韦昭是左国史，孙皓想为冤死的老爹写一篇“本纪”，韦昭认为孙皓的老爹、前太子孙和并没有当过皇帝，不能写“本纪”——自《史记》以来，只有皇帝才能写“本纪”，其他人叫“世家”或“列传”。孙皓是记仇的，从此对韦昭就没好感。后来，孙皓迷信方术谶纬，官员们为了拍马屁，纷纷编出一些所谓的“祥瑞”，比如某某地方出了个什么神奇的东西之类的，以古代的观念，天子圣明，祥瑞才会出现。孙皓向韦昭询问，韦昭嗤之以鼻道：“什么祥瑞，什么神奇的东西，不过是人家家里箩筐中的寻常东西罢了。”孙皓听了大怒，认为韦昭是暗地里讥讽自己。

韦昭被抓起来投入监狱后，在狱中上书恳请皇帝宽恕，并献上自己所写的书。他原先是个史官，知识渊博，《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他“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韦昭是《吴书》的主要作者之一，除此之外还写有《汉书音义》《国语注》《三吴郡国志》等。他跟蔡邕一样，想通过著作打动统治者，却不晓得对方最讨厌的就是像他们这样有独立精神的文人。

书稿呈献上去，皇帝翻都没翻，就雷霆震怒，吼道：“这些书又脏又破又旧，你韦昭是何居心！”于是下令处死韦昭，其家人流放零陵。

送本破旧珍藏本的书稿却送出人命，这也算是一件奇葩事了。

皇帝讨厌的人会死，皇帝宠幸的人也未必能善终。

孙皓有个宠臣名叫陈声，挂了一个司市中郎将头衔，负责首都商业市场治安。有一天，忽然来了一群人，到市场上公然抢夺老百姓的钱包，这事情就被告到陈声那里。陈声大怒，天子脚下居然还有这么一些违法犯纪的人，抓！于是把歹徒全部拿下。这些是什么人呢？居然是皇帝孙皓最宠爱的一位妃子的奴仆。陈声毫不客气，依法严惩，然而他却没想到，这下得罪妃子了。有奇葩的皇帝就有奇葩的妃子，这个爱妃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居然派人去路上抢人钱财，这究竟是什么变态心理，值得心理学家做一个案例研究。爱妃哭哭啼啼地告到皇帝那儿，皇帝大怒，老子对你陈声不错，你小子居然敢欺负老子的女人。

像孙皓这样的皇帝，没有道义、法律的观念，他就是道义，他就是法律。孙皓是个记仇的人，他不能用这件事惩罚陈声，但他可以随便给陈声安个罪名。很快，陈声就知道得罪小人的下场了。不错，皇帝曾宠幸他，但皇帝的恩宠是水中花，镜中月，虚无缥缈。恩宠变成一把烧红的铁锯，活生生地把陈声的脑袋锯了下来，可谓惨不忍睹。脑袋锯下后，孙皓还不解恨，把无头尸体扔到四望山下喂野狗去了。

亲信下场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与孙皓的残暴相比，夏桀、商纣、秦始皇这些前辈要甘拜下风了。

可以想象，吴国百姓对皇帝已然失望至极，于是乎便有种种流言。有一种流言说，其实坐在皇帝宝座的那个人不是孙皓，而是他已逝的表兄弟何都，因为何都长相与孙皓挺像的，这种流言是不是在咒皇帝早死呢？抑或是不忍心看到性情温和、命运多舛的前太子孙和居然生了这么个乌龟王八蛋？另一种流言说，孙奋将成为天子。孙奋是孙权的第五个儿子，其实这家伙也是混账王八蛋，可是老百姓还抱着一丝希望：也许他比孙皓略好一点吧。唉，可怜的百姓啊，这么点希望都只是奢望。

孙奋从辈分上说是孙皓的叔父，他曾被孙权封为齐王，居武昌，由于经常违法乱纪，后来被诸葛恪勒令迁到豫章。诸葛恪死后，孙奋私自离开豫章，并擅杀劝阻的大臣，因而被朝廷贬为平民，流放章安，但后来又被封章安侯。他是孙权七个儿子中仅存的一个，从血缘上说，他有继承帝位的资格，故而民间才有“孙奋为天子”的传言。

流言是真是假，对孙皓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他觉得有威胁，就一定要除掉。很快，章安侯孙奋及其五个儿子惨遭灭顶之灾，全部被处死。与孙奋有关的人也纷纷受到牵连：豫章太守张俊因为每年给孙奋的老妈扫墓，被夷灭三族；会稽太守郭诞因没有及时举报流言，险些被砍了脑袋，只是一名手下以自杀的方式顶罪，他才得以逃过一死，不过也被发配到船厂当苦役。

对皇帝孙皓的不满由百姓蔓延到官员，临海太守奚熙暗自在书信中大骂朝廷与皇帝，被检举揭发。皇帝派人前来抓捕，奚熙不肯束手就擒，他发动部队，固守城池以对抗皇帝使节。不过，胆小怕事的部将却把他给出卖了，趁其不备时，一刀结果其性命。奚熙死后，也被屠灭三族。

朝廷到了这等地步，国将不国矣。

更要命的是，东吴帝国的中流砥柱、大司马陆抗在忧劳之中病倒了。奄奄一息的他挣扎着坐起来，费劲地写下最后一道奏折，就国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奏折中，他强调了国家西部防御的重要性。由于吴国有长江作为屏障，长期以来，魏国多次南下，武骑千群只能望江兴叹。然而，自灭蜀国以后，新兴的晋政权已然取得控制长江上游的优势。以陆抗卓越的战略眼光，当然知道晋国下一步突破的重点，必是西线。在这折上疏中，他指出西陵、建平两地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两个地方一旦被敌人攻破，势必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其实，陆抗的父亲陆逊就曾说过：“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西陵一失，荆州不保，荆州一失，东吴危矣。故而西陵有变，势必要以倾国之力夺回。这也是为什么步阐叛变时，陆抗拼了老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回西陵的原因。

陆抗长期坐镇荆州，兵力只有几万人，可谓捉襟见肘，既要防备外部敌人从北面、西面入侵，也要防备内部各蛮族的叛乱。突如其来的步阐之乱，令西部军区的兵员损耗严重，陆抗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增派三万人马，加强西线守备，但是朝廷对此置若罔闻，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为此，陆逊在最后一道上书中沉痛地指出现状，军队已经“羸敝日久，难以待变”，假若西部又有突然事件，凭现在这点兵力是没法解决的。

为此，他还向皇帝提出几点建议。

其一，不要给各年幼的亲王配备兵马。孙皓总共封了十一个王，每个王大约有兵马三千，合起来便有三万多人。如今国家边疆兵员如此紧缺，却把三万多兵马闲置在亲王府，实在是浪费。

其二，禁止黄门宦官大规模招募办事人员。说是宦官招募，其实是为皇帝办事。皇帝欲望无度，光是一个选美，就得派出大量的人到全国各地去挑，因此宫中的人员完全不够用，得招募临时工。当时许多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前去应募。百姓都不服兵役，谁来保卫国家呢？

总之，西线的兵力绝对不可以少于八万，而且要投入所有精力用于防备强敌，“并力备御，庶几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陆抗的上书仅仅限于军事防御问题，对于其他政治问题他并没有提及。难道他不知道吴国最大的问题是皇帝的残暴与无道吗？他当然知道，但这岂是他所能改变的，他只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这便是他能对国家做的最大的贡献。如果他的抱怨再多一点，可能就会和韦昭一个下场。

不久后，陆抗便去世了。

陆抗可以说是东吴帝国最后的长城，他的死，意味着长城的崩塌，加速了东吴帝国覆灭的进程。不过，陆抗之死，对他本人来说或许并不是坏事。至少他不必亲眼看到吴国的灭亡，至少他是带着一丝希望死去，而非彻底绝望。陆抗虽才华出众，然而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无法阻止吴国的灭亡的。

陆抗死后，吴帝孙皓任命其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领父亲旧部，表面上是对陆家充分信任，实际上却是把军队一分为五，削弱各人的实际权力。在陆抗的五个儿子里，陆机、陆云最负名望，两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是当时名重天下的饱学之士，只是如今东吴帝国需要的不是吟诗作赋的文人，而是披坚执锐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