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因盗墓,而不是因其他事迹而青史留名的,除了温韬没有第二个。
温韬,后改名李彦韬,五代时梁国人,出生于今陕西耀县,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
据《新五代史》记载,温韬小时候就喜欢偷盗,并一直保持着这个爱好,长大了继续偷盗,只不过偷鸡摸狗再也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了,盗墓,不但成了他长大成人之后的最大爱好,他甚至还以此为第一职业。
民间有个传说,说是温韬从娘肚子里刚掉出来,一颗“匪星”就从天而降,而且刚好落在昭陵所在地区的嵯峨山,这也是他后来与唐朝皇陵如此“有缘”的原因——在长安担任行政长官的七年中,关中地区几乎所有的唐朝皇陵,都被他盗了个遍:“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
《旧五代史·温韬传》和《资治通鉴》同样记载了他的恶行:“唐诸陵在境者悉发”“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据有关史料,温韬是史上盗掘帝王陵最多的人,仅唐朝位于关中的“关中十八陵”,就被他盗了十七座!这家伙不但是史上盗掘帝王陵最多的人,也是为害最大的盗墓者,因为他虽然热衷于盗墓,却不识货,除了金银珠宝,其他什么都看不上。那些极其珍贵,比金银珠宝价值大得多的文物,比如古籍、字画,在他眼里都如粪土一般,弃之如敝屣。
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是唐朝“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占地200平方公里,仅陪葬陵就有180多座,也是陪葬陵最多的一座。除了规模宏大,昭陵还是最坚固的一座陵墓,但仍然未能逃脱温韬的魔爪,当他挖开墓道,从墓道进入墓室,看到的是富丽堂皇、可与人间媲美的“宫室”——“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后人据此推测,这个“钟、王纸墨”的“王”,指的就是东晋大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
看到“钟、王笔迹,纸墨如新”这样的字眼,我们有理由相信,困扰了人们一千多年的一个大谜团,终于被揭开了!这个谜团就是:为什么王羲之名作《兰亭集序》的真迹,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众所周知,李世民酷爱书法,他自己也是个水平极高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不低,为唐代书法的繁荣还做出过不小的贡献,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这个皇帝,对书法也是大力提倡,甚至还在贞观元年办了个书法培训班,“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
作为一个书法家,李世民学的就是王羲之,他做梦都想得到王羲之的精品力作《兰亭集序》。然而这幅绝世精品,却在浙江永欣寺僧人(王羲之第七代孙僧智永嫡系的再传弟子)辩才手里,哪怕李世民以皇帝身份高价购之,辩才也不肯割爱,还谎称在战乱中丢失了,只给了李世民《千字文》等两三幅王羲之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都是王羲之真迹,但怎能与《兰亭集序》相比?李世民的失望,可想而知。
这种时候,为领导分忧的下属就有用武之地了,宰相房玄龄说,领导别着急,臣推荐一个人,让他想办法。房玄龄推荐的这个人,是监察御史萧翼。最后萧翼真的成功拿到了《兰亭集序》的真迹,献给了李世民。
萧翼谋取《兰亭集序》献给李世民的故事,还被大画家阎立本画成了画,题目就叫《萧翼赚兰亭图》。心肝宝贝到手后,李世民爱不释手,吃饭睡觉都想着它,还命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冯承素等人临摹,“分赐臣下”,临得最好的,却不是褚遂良,也不是欧阳询,而是冯承素。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集序》,都是临摹的,都不是王羲之真迹。而《兰亭集序》的真迹,早就随李世民去了地下,作为李世民的陪葬品,成全他“死也要爱”的心愿去了。
两百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兰亭集序》的真迹终于重见天日,却是拜一个盗墓者所赐。然而,其重见天日之日,也是它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时。盗墓者温韬虽然当过耀州节度使,却是个不通文墨的大老粗,盗掘昭陵、把一大批书画作品带出去后,他真实地上演了“买椟还珠”的故事,把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时间过去了两百多年,那些绸缎居然完好如初)当宝贝,却让手下把价值连城的书画撕下来,当垃圾扔了。
史学界因此推测,那些被扔掉的书画作品,其中就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有史学界人士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这不是真的,因为温韬有个习惯,所盗得宝物,都要逐一登记,而他登记的宝物中,却无此物。甚至更有人希望,《兰亭集序》的真迹,不是在李世民的昭陵中,而是在武则天和李治同葬的乾陵中。
武则天的乾陵,也是唯一逃过温韬毒手的唐朝皇陵。实际上,温韬并未因乾陵里面埋了个女人就网开一面,他也打过乾陵的主意,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只不过老天爷帮了乾陵的忙,无意中成了乾陵的保护神——据宋人程大昌《考古编》,温韬盗掘乾陵时,原本天气很好,却突然电闪雷鸣,随即狂风大作,暴雨骤至,温韬感觉这是老天爷要惩罚他,吓得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敢打乾陵的主意。
程大昌是宋代人,不可能见过唐朝的事,他记载的也许是个传说,他想表达的,只不过是自古以来人们的一个朴素思想:坏事做多了,老天爷也要惩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