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过一篇史论文，名叫《纵囚论》，开篇就写道：“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大意是说，对君子可以讲信义，但对小人没法讲这个，那么就只能施以刑罚了，被定为死罪的，是因为其罪恶达到了顶点，罪恶达到顶点的小人，当然是小人中的极品了，而那些宁为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视死如归的，哪怕是君子也不容易做到。

什么事引得欧阳修大发宏论？原来他说的，是发生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的一件事，距离他写这篇文章已经400多年。

与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相比，发生于贞观七年的那件事并不大，却很特殊，历代帝王中，只有唐太宗李世民干过。

那年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李世民突然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便想去看看他们。于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监狱视察工作。他要和囚犯们谈心。

那些囚犯，都是死刑犯，李世民问他们有什么要求，能满足的就尽量满足，而且要求他们说真话，不要说假话。囚犯们笑了，是苦笑：说真话？哪个敢？谁不知道说真话死得快。有胆大的甚至问，皇上您莫非是想钓鱼吧？很多当官的都爱玩儿这一套。

李世民明白，要让他们说真话确实很难，也就不难为他们了，就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朕知道你们也想家，想妻子儿女，想与亲人团聚，吃个团圆饭，想互相走个亲戚，朕现在就放你们回家，但是来年春天的时候，你们必须回来，接受死刑。”然后，他就让相关人员把囚犯们放了，一共放了近400人。

第二年，约定的时间到了，其他官员心想：完了，那些囚犯不会回来了，皇上被他们耍了。他们都是死囚，好不容易获得了自由，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怎么会回来找死呢？没想到为了遵守诺言，囚犯们明知回来是死路一条，但都陆陆续续回到监狱了，最后一清点，一个不少。

李世民一感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把他们都放了。

那么问题来了：李世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有人说，李世民分明是在沽名钓誉，是他为了给自己博得一个圣贤之名而作的秀。放囚犯回家过年，就能使小人变成君子？如果一个皇帝真有这样的感召力，那么刑部啊什么的，都可以不要了。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这是李世民在拿法律开玩笑。

李世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暂且不谈，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去吧。不过“私放”囚犯回家这种事，不是李世民的发明，早在武德初，就有人这么干过。只不过，那个人比李世民的官职小得多，仅仅是一个县丞。

这个县丞叫唐临，长安人，武德初担任万泉县丞，连县长都不是。据记载，唐临为万泉县丞的时候，县狱里关了十多个囚犯，都是因为欠税而被抓的。时值暮春，雨季到了，是耕作的最佳时期。唐临对县令说：“囚犯也有妻子儿女，也需要养家糊口，如果家里不种庄稼，一家人怎么生活呢？请暂时放他们回家，让他们种完庄稼后再回来。”县令说：“你说啥呢？这种话你也敢说？他们若是趁机逃了，怎么办？你不要命，我还要呢！”唐临早就料到县令会这么说，他也早就想好了说辞：“大人如果有顾虑，到时候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实际上，县令也觉得他说得不错，可是他确实害怕担责，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他灵机一动，请假回家去了，让唐临去折腾，没事还好，到时候惹出事来，他就来个“我不在现场，是那家伙擅自这么干的”。县令一走，唐临就把那些囚犯放掉了，让他们回去种庄稼，走之前与他们约好，种完庄稼再回来。囚犯们个个感激不尽，回家种完庄稼，全部自觉地回到县狱。

唐临“私放”囚犯回家种地的事，发生在李世民放囚犯回家过年之前，不知李世民的这个举动，是否是受了唐临的启发。

如果说李世民放囚犯回家过年，多少有点儿沽名钓誉的话，那么唐临放囚犯回家种地，则是真正地为民着想，也就显得难能可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是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出了事不必担责，而唐临就不一样了，他仅仅是个小小的县丞，若出了事，就只能自己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