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相比其他朝代的人，北宋人是活得最舒服的中国人，因为北宋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先进，美食比现在还多，有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大案，它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官署大院里栽了很多柏树，俗名“柏台”，又因经常有乌鸦到柏树上安家落户，所以又叫乌台。

“乌台诗案”的发生背景是宋神宗让王安石主持变法，朝廷大臣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支持变法，旧派反对变法。在反对变法的旧派当中，大名鼎鼎的大文豪苏轼是最让新派头痛的，因为他的名气最大，在知识分子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表面上看，“乌台诗案”的发生源于新旧两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问题，实际上，仔细研究那段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乌台诗案”，其实是一些御史借机公报私仇的结果。

02

事情起因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从徐州调到湖州后作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他这样做并无别的目的，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因为那时候的官员无论是调动还是升官，都要上表谢恩。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这个东西里发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陛下您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有点愚不可及，不能与时俱进，和新生力量没法比。

这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话，在御史台的“新人”眼里却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这分明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苏轼并没有愚弄朝廷的意思，这些话不过是对所谓“新人”的讽刺，御史台的“新人”们之所以恼羞成怒，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并不笨，看出了苏轼的本意，但他们不能说出来。好啊苏轼，你讽刺我们，我们要整你，这些人便污蔑苏轼“愚弄朝廷”。

不过仅凭这个表里的几句牢骚，还不能坐实“愚弄朝廷”的罪名，必须要有更有分量的东西。碰巧一本叫《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的书出版了，那些人如获至宝，他们研究了四个月，终于从苏轼（苏轼字子瞻）的诗里找到了有分量的东西，作为苏轼的“罪证”。然后他们马上上奏弹劾苏轼，在奏文里对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上纲上线，说什么“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再也没有比苏轼更有祸心，再也没有比苏轼骂得更难听，再也没有比苏轼更坏的人了。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紧跟着落井下石。不知苏轼怎么得罪了他们，使得他们对苏轼恨之入骨，坚决要求杀了他。

苏轼的确得罪过李定。原来李定当年隐瞒过母亲去世的消息，这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事情，作为政府官员，在道德上是不能有瑕疵的，所以司马光骂他禽兽不如，苏轼也跟着骂了几句，这个仇，李定可是一直记着呢。

03

这么多人要他死，看来苏轼是没救了。好在宋神宗不想他死——尔等可以抓了他，但不能杀他。

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苏轼的诗集就是他印的，他得知消息后赶紧把消息告诉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心想坏了，这么重要的消息不能耽误，我得马上派人告诉哥哥。

与此同时，钦差大人皇甫遵也出发了，直奔湖州。苏轼得到弟弟派人送来的消息后吓坏了，钦差大人到来后他更是吓得不得了，让湖州通判给他出个主意。通判说躲避不是办法，最好还是不要躲，否则罪加一等就麻烦了。

苏轼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所以见了钦差大人后态度很好：“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钦差大人说你先别着急，我看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打开带来的公文一看，原来苏轼只是被免职，要他立刻启程进京。

由于不明就里，太守衙门里的人以为老苏犯了死罪，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生怕自己遭到连累，都躲躲藏藏。目送苏轼被押送进京那天，湖州老百姓更是泪如雨下。苏大人是好官啊，他们都舍不得啊。

苏轼之所以吓得那么厉害，是因为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会被判何罪，但却知道这件事牵涉到很多朋友，比如司马光、黄庭坚、王诜等几十人，他和他们有诗歌上的往来，自己死不足惜，但如果要连累这么多朋友，是他无法接受的事情。

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恐怖，乘船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希望自己的死能换来朋友的平安无事。然而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担心自己死后，会给弟弟带来更大的灾祸。

04

苏轼被捕于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的时间是八月十八日，两天后被提审。

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朋友们，苏轼被提审时显得异常老实，没让他交代的事情，他也主动交代，比如之前他曾犯过两次错误，每次都被罚了8斤红铜。

审问人员问他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不是讽刺青苗法，他说是；问他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不是讽刺盐法，他说是。

问完了与时事有关的诗，审问人员开始翻旧账，问他很久以前写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到底是什么意思，苏轼承认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的。其实他根本没那意思，但是一个叫舒亶的监察御史叫他必须按照自己定的调子交代，他只好如实照办。

御史台这一次的办事效率出奇地高，十来天时间便从各地抄获苏轼赠给友人的大量作品，多达一百多首，受到牵连的近四十人，其中包括宰相司马光。审问人员指控苏轼赠给司马光的诗是讽刺新法，他也承认了。还有一些他赠给友人的诗，比如黄庭坚、王诜，只要被指控有问题，苏轼统统“供认不讳”，尽管他明白，对他的指控，有的实在太牵强，连皇帝老儿都觉得搞笑。比如他担任密州太守时写过一首《后杞菊赋》，在序言里提到杞菊的苦种子可以吃，御史说你这不是讽刺百姓贫穷吗，不是抱怨朝廷给你们这些官吏的工资太少了吗，苏轼说是是是。

05

苏轼以为老实交代就能过关，至少审问人员的态度会好点，谁知他们整夜整夜地对他进行辱骂，他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一日数惊”，噩梦缠身。

感到凶多吉少的苏轼和每天来牢里送饭的儿子苏迈约好：平时不要送鱼，如果被判死刑才送鱼，好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有一天家里没钱了，苏迈出去借钱，为老爸送饭的事委托一个朋友代劳，却忘了给朋友交代他和老爸的约定，巧的是那天儿子的朋友给苏轼送了一条鱼。大惊之下，苏轼写下两首诀别诗：“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按照规定，犯人在狱中写的东西，是要呈给皇上的。宋神宗本来就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不想让他死，加上朝中不少人为苏轼求情，哪怕是苏轼的政敌王安石，也对皇上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再说太祖早就交代过，“除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神宗于是顺水推舟，下令宽大处理，仅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

苏轼的一些好友，运气就没这么好了，他们比他更倒霉，比如驸马爷王诜，因泄露机密等被削除一切官爵，另一位好友王巩被发配西北，弟弟苏辙遭降职……

“乌台诗案”对苏轼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此以后他的诗风文风大变，再也不碰政治题材，官场再黑暗再腐败，也与他“无关”了。从前那些“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等等，统统消失不见了。

别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因为他明白，自己如果再“惹是生非”，结局就不会这么“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