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三十二岁时，明朝就亡了。他的母亲是个贞女，受过明朝的旌表，故明亡之后，她就绝食三十日而死，遗命教她的嗣子不做新朝的官，故他终身做明朝的遗民。他深痛亡国之祸，决心要研究有实用的学术。他是苏州昆山人，国变后移居北方，住山东稍久，旅行西北各地。他旅行时，用二匹马，二头骡子，载书自随；遇山川险要，便寻老兵访问形势曲折；有新奇的发现，便在村店中打开书籍参考。他的著作有几十种，最重要的是：

《音学五书》，三十九卷。

《日知录》，三十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顾氏很崇敬朱子；他在陕西时，曾捐钱助建朱子祠。但他很反对宋明以来的理学。他有《与友人论学书》说：

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日博学于文，日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

他的宗旨只有两条，一是实学，一是实行。他所谓“博学于文”，并不专指文学，乃是包括一切文物，——“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故他最研究国家典制，郡国利病，历史形势，山川险要，民生状况。他希望拿这些实学来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

他又说：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他讲经学，也开一个新的局面。也反对那主观的解说，所以他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法，教人从文字声音下手。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考文”便是校勘之学，“知音”便是音韵训诂之学。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

我们举一条例来证明他治学的方法。《书经·洪范》有这二句：

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唐明皇说“颇”不协韵，当改作“陂”字。顾氏说“颇”字不误，因为古音读“义”如“我”，与“颇”字正协韵。他举了两条证据：

1.《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

覆公悚，信如何也。

2.《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这样用证据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这个方法不是顾炎武始创的，乃是人类常识逐渐发明的。“证”这个观念本是一个法律上的观念。法庭讯案，必须人证与物证。考证古书，研究科学，其实与法官断案同一方法。用证据法来研究古书，古来也偶然有人。但到了十七世纪初年，这种方法才大发达。在顾炎武之前，有个福州人陈第作了几部研究古音的书，——《毛诗古音考》等。陈第的书便是用证据作基础。他在自序里说他考定古音，列“本证”“旁证”两种：

本证者，《诗》自相证也。

旁证者，采之他书也。

用《诗经》证《诗经》，为本证；用《易经》《楚辞》等等来证《诗经》，便是旁证。

陈第的《毛诗古音考》作于十七世纪初年（1610～1606）。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作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1650～1680）。

顾氏完全采用陈第的方法，每考证一个古音，也列举“本证”“旁证”两项，但搜罗更广，材料更富，证据更多。陈第考“服”字古音“逼”，共举出：

本证——十四，

旁证——十。

顾氏作《诗本音》，于“服”字下举出：

本证——十七，

旁证——十五。

顾氏作《唐韵正》，于“服”字下举出：

证据——一百六十二。

为了考究一个字的古音而去寻求一百六十二个证据，这种精神是古来不曾有过的；这种方法是打不倒的。用这种搜求证据的方法来比较那空虚想像的理学，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新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