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1～1077），字尧夫，范阳人，幼时徙共城，晚徙河南。李之才（挺之）摄共城令，授以先天象数之学。（程颢作《墓志》说：“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他初做学问很刻苦，后来游历四方，“走吴，适楚，寓齐鲁，客梁晋。久之而归。”程颢说：

先生少时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学，力慕高远，谓先王之事为必可致。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其顺，浩然其归。

一个“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的人，到了后来，竟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士，“颓然其顺，浩然其归”！

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退居洛阳时，为邵雍买园宅。他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时行游。每乘小车出，一人挽之，任意所适。士大夫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故他的诗云：

春暖未苦热，秋凉未甚寒。

小车随意出，所到即成欢。（《小车吟》）

又云：

每度过东街，东街怨暮来。

只知闲说话，那觉太开怀。

我有千般乐，人无一点猜。

半醺欢喜酒，未晚未成回。（《每度过东街》）

程颢说他

在洛几三十年；……讲学于家，未尝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先生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然不事表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澈中外。

这里写邵雍真是一个理想的道士。程颢弟兄虽和他极要好，但都不满意于他的象数之学。程颢作邵雍的墓志，有一大段说：

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余门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为学；虽同尊圣人，所因而入者门户则众矣。况后此千余岁，师道不立，学者莫知其从来。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众矣。然而名其学者，岂所谓门户之众，各有所因而入者欤？

这明是说，邵雍之学远过于穆李，然而还自命为穆李之学。此一大段中程颢明明表示不满意于穆李，而对于邵雍之自名“其学”，也表示惋惜之意。此文向来人多不深究，今试引二程的话来作证：

明道云，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甚严。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欲学尧夫，亦必如此。

伊川的话更明显：

晁以道闻先生之数于伊川，答云，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

总之，邵雍一生得力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又传得当日道士的先天象数之学。当日的洛阳学派之中，司马光于这两方面都玩过；程氏弟兄却只赏识他的自然主义，而不受他的象数之学。象数的方面，到南渡后朱震、朱熹表章出来，方才重新兴起，成为宋学的一部分。

他临死时，程颐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否？”先生举两手示之。程颐曰：“何谓也？”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耶？”这也是道家的精神。

他的书有：《皇极经世》六十二卷。

《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四部丛刊》本）

邵雍中年时还有许多野心，故他的诗有：

霜天皎月虽千里，不抵伤时一寸心。

男子雄图存用舍，不开眉笑待何时。

事观今古兴亡后，道在君臣进退间。

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

他有《题四皓庙》四首，其一二云：

强秦失御血横流，天下求君君不有。

正是英雄角逐时，未知鹿入何人手。

灞上真人既已翔，四人相顾都无语。

徐云天命自有归，不若追踪巢与许。

这竟是说，皇帝做不成，只好做隐士了。

他的自然主义以“变化”为中心，程颢所谓“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他的诗常提到这个观念。

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幸免红尘中，随风浪着鞭。（《川上怀旧》三，三六）

邵雍的哲学

一、变化的观念

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川上怀旧》）

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奈何人当之，许多喜与悲？（《四道》）

天意无佗只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天意》）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观物内》）

二、观物的观念

邵雍的哲学的最奇特的一点是他的“观物”论。观物是人类的特别功能，人所以异于他物在此。他说：

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

在这里，人与物还不能有大区别，故说：“人亦物也，圣亦人也。”然而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

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

但人的功能之中，“观物”为最特异。（上引四排句，除第二排外，皆观物的作用也。）怎么叫做“观物”呢？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

理是什么呢？

理者，物之理也。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以理观物只是以物观物。这是绝对的客观。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不我物则能物物。

在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

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以上所说，颇有很重要的价值。千余年来的物理的知识的发达都在道家的手里。他们采药炼丹，推星筭历，居处生活又和天然界最接近，故道家颇给中国加添了不少的物理的知识。邵雍的思想颇可算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叫人用物理去寻求物理，不要夹杂主观的我见。有不可通的，也不要强通。这都是很重要的主张。

但邵雍的哲学有两个大缺点：（1）是不能自守他“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的训戒；（2）是太偏重观物的“观”字，养成一种“旁观者”的人生观。

一、邵雍作《皇极经世》，想要用“数”来解释宇宙和历史。本来数学是物理学的母亲，这条路是不错的。但邵雍的数学并不高明，只会得一点象数之学，又不肯守“不可强通”的训戒，只图整齐的好看，不顾强通的可笑。他自己也说：

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

他的数学正犯“以数而人术”之病。当时人所记他的数学的神话，姑且不论。即如他的数学系统：

太阳　日　暑　目　皇　元　129600

太阴　月　寒　耳　帝　会　10800

少阳　星　昼　鼻　王　运　360

少阴　辰　夜　口　霸　世　30

少刚　石　雷　气　易　岁

少柔　土　露　味　书　目

太刚　火　风　色　诗　日

太柔　水　雨　声　春秋　时

单就这个基本系统，已矛盾百出，很可笑了。我们没有工夫去驳他的大系统，对于此事有兴趣的可看《宋元学案》九至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五。我们单引《观物外篇》的一小段：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

这是什么论理？怪不得康节先生是算命摆摊的护法神了！

二、邵雍的观物，太重“观”字，把人看作世界上的一种旁观者，世界是个戏台，人只是一个看戏的。这种态度，在他的诗里说的最明白。《击壤集》里题作“观物吟”的诗共有几十首，都是这种态度。我且抄一首：

居暗观明，居静观动，居简观繁，居轻观重。

所居者寡，所观者众。匪居匪观，众寡何用。

他有《偶得吟》云：

人间事有难区处，人间事有难安堵。

有一丈夫不知名，静中只见闲挥尘。

他的全部诗集只是这个“静中只见闲挥尘”的态度。他真能自己寻快乐：

吾常好乐乐，所乐无害义。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

乐人有美行，乐己能乐事。此数乐之外，更乐微微醉。

这真是所谓盲目的乐观主义了。他自言

生身有五乐：①生中国，②为男子，③为士人，④见太平，⑤闻道义。

居洛有五喜：①多善人，②多好事，③多美物，④多佳景，⑤多大体。所以他歌唱道：

欢喜又欢喜。喜欢更喜欢。吉士为我友，好景为我观，

美酒为我饮，美食为我餐，此身生、长、老，尽在太平间。

这种盲目的乐观，含有命定主义：

立身须有真男子，临事无为浅丈夫。

料得人生皆素定，定多计较岂何如？

含有无为主义：

风林无静柯，风池无静波。

林池既不静，禽鱼当如何？

“治不变俗，教不易民”，

甘龙之说，或亦可循。

“常人习俗，学者溺闻”，

商鞅之说，异乎所云。

他对于新法的不满意，于此可见。新法是实行干涉的主义，洛阳派的哲人是要自由的，要放任的。他有诗说：

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每有宾朋至，昼日闲相守。

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

这虽是“怨而不怒”的讽刺诗，但很可以看出新法所以失败一个大原因了：那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不愿受干涉的政治。

邵雍的思想，梁任公先生一流人大概要说他是“受用”的哲学，我们却只能称他为废物的哲学。他有《自述》诗道：

春暖秋凉人半醉，安车尘尾闲从事。

虽无大德及生灵，且与太平装景致。

一个“慷慨有大志”的人，下场只落得“且与太平装景致”！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