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到日本东京，他们并没有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吸取到教训，在政治上仍然坚持钻改良主义这条死胡同。那时，革命思想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也有了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抵制革命的兴起，就公开树起保皇的旗帜，成立了保皇会。他们以拥戴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为宗旨，在日本、美洲、南洋各地的华侨中建立组织，进行活动。保皇会用诡辩的词句把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涂饰起来，说什么“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迷惑了不少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中也有不少会员受到欺骗，竟被拉到保皇会里去了。保皇会还在海外各地大力发展组织、兴办报刊，专门搞宣传保皇、吹捧立宪和破坏革命的勾当。其中，梁启超在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是保皇会的喉舌，它的反动宣传使不少人在思想上分不清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极有害的作用。很显然，如果不粉碎保皇会的反动宣传，不战胜《新民丛报》的反动影响，革命的发动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甚至一时成为不可能。因此，一场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接着出版了它的机关报——《民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逐期在《民报》上发表论文，宣扬资产阶级的革命道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学说，同时也刊登揭穿改良派反动嘴脸的文章。这样，革命派的同盟会跟改良派的保皇会就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激烈论战。

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1.要不要革命。改良派是反对革命的，他们要保皇立宪，说革命会带来“内乱”，招致列强瓜分，要爱国就不能革命。革命派认为要爱国就要革命，并且指出推翻清政府，正是为了救中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清政府是卖国的政府，一日不打倒它，瓜分危机一日不除。还指出改良派嘴里的爱国，就是爱充当“洋奴”的清政府。

2.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改良派是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的，他们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说中国人恶劣，不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只能请求皇帝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要民主共和，说中国人并不恶劣而是清政府恶劣，还揭露了改良派这种说法是给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打掩护。他们用“中国之蟊贼”“国民之公敌”来声讨改良派。

3.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改良派要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谩骂革命派的“平均地权”主张是为乞丐、流氓着想，是想煽动“下等社会”的人起来**，实行起来会破坏社会秩序。革命派要平均地权，说平均地权是为了追求革命的平等社会，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改良派维护封建剥削秩序和仇恨人民的反动面目在这一点上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活动就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

经过这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使得革命思想大大地扩展开来，促进了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

（吕翼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