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指1895年康有为（1858—1927）领导的一次举人上书皇帝的请愿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腐朽的清政府准备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各省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特别是台湾籍的举人，听到自己的家乡将被出卖，更是愤怒万分。大家反侵略的情绪极为高涨。

广东举人康有为，早在1888年，就曾经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但受到了顽固派官僚的阻碍，没有结果。这一次他看到群情激昂，正是鼓动上书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四处联络，约集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开会那天，盛况空前，到会的有一千多人。个个情绪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奏疏。康有为赶了一天两夜，写成了给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在万言书上签名的，据说有一千三百多人。除了送给皇帝之外，还把这份万言书，辗转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了北京。因为当时又把进京考试的举人称为“公车”（汉代地方上举荐人才，由公家备车送往首都，后来就用“公车”来称呼进京考试的举人），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在这份万言书里，康有为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他指出如果割让台湾，就会引起英、俄、法等列强来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要求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得失，提拔能干的人才，鼓励人民发奋图强；迁都到长安；训练一支强大的陆海军，增强国防，准备长期抗战。同时又强调指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暂时应敌的办法，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那就必须进行“变法”，也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改革。

康有为提出要从“富国、养民、教民”三方面着手。“富国、养民”就是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清政府积极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另一方面要“务农、劝工、惠商”，也就是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教民”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开办学堂，设立报馆。他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不通气，因此他提出要用“议郎”制度来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是全国每十万户公举一个博古通今、直言敢谏的人做“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于太和门，根据大多数意见做出决定，付诸实行。这个办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意思。康有为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它反映了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康有为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主张，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又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这种不根本推翻旧制度就想建立新社会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895年5月2日，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到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可是都察院却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拒绝把万言书进呈给皇帝。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皇帝也没有看到，但是它的全文，被辗转传诵，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刊行了《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各省的举人回去之后，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这些主张。于是，“公车上书”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求，广泛地传播开来，康有为也成为全国瞩目的改良派的领袖人物。

（王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