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茶作为一种普遍饮料，比起酒来要晚得多。

先秦古籍，没有“茶”字，只有“荼”（tú）字。“荼”是一种苦菜，也当“茶”字用。《尔雅·释木》篇说：“槚（jiǎ），苦荼”。“槚”指的就是茶。有的古书讲，西汉以前，就已有《尔雅》这部书；还有的古书讲，孔子在世，也见过《尔雅》。根据这些线索推测，可知我国人民对于茶的认识，为时甚早。

认真讲，有关饮茶的可靠记载，当在西汉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有“荈（chuǎn）诧”二字，“荈诧”就是茶。王褒的《僮约》中提到了“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买（当作卖）茶”的事，而武都就是当时中国最早的茶市场之一。

《三国志·韦曜传》中有个故事：吴国皇帝孙皓每宴臣下，要强迫人喝酒，不管能喝不能喝，都以七升为限。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过此不能多饮；他每次参加宴会，孙皓特别宽免他，密赐给他茶，允许他以茶代酒。茶既然能作为酒的代替品，说明三国时饮茶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魏晋南北朝时，一些皇亲贵族、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和高级僧侣等，都嗜好饮茶，有的甚至嗜之成癖。东晋权臣桓温，招待宾客，不多备酒菜，主要用茶果。与桓温同时的谢安，往访吴兴太守陆纳，主人不预备酒食，只设置茶果款客。南朝和尚昙济道人，在八公山煮茶敬奉新安王子鸾和豫章王子尚；子尚饮后赞不绝口，认为味美无比，有如甘露。随着饮茶风气的盛行，这时期，反映茶的有关文学作品，也应时而兴。晋杜育写的《荈赋》和南朝文学家鲍照妹令晖写的《香茗赋》，就是咏茶的佳作。

唐朝时，饮茶风习，更为普遍。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比较生动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据该书讲：“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意思说茶堆得像山一样高）。”城市多开卖茶的店铺，说明茶的消耗量增加，可以间接说明茶的生产和贸易的发达。这时，全国产茶的地区，包括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贵州等省。江西的浮梁就是著名的茶的集散中心之一。德宗贞元九年（793），唐政府接受张滂的建议，征收茶税，每年收入四十万贯。茶之有税，从此开始。这时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关茶的诗文，比前更多，并且还出现了像陆羽《茶经》这样重要的专著。《茶经》是我国古代茶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上古到唐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饮茶的历史、制茶的方法和产茶的地区，对后世许多有关论茶的著作有相当大的影响。据《太平御览》记载，陆羽从宋朝时起，就被人们尊之为茶神。宋代人蔡君谟（又名蔡襄），是一位茶鉴赏专家，著有《茶录》一书。他对于茶，具有丰富的学识，品茶的能力很高。据说有一年，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送给他一些精品茶，名叫“石岩白”，是寺里自产的珍品。过了一年多以后，蔡襄回到京师开封，去拜访朋友王禹玉；王禹玉用上好的茶招待他，他端着碗还没有喝，只用鼻子闻了闻，就说：“这茶极像能仁寺的‘石岩白’，你是怎么得到的？”主人听后，大加佩服，果然这茶也是能仁寺的和尚送的。在宋代，名茶的品类很多，有“蜜云龙”“矞（yù）云龙”“龙团”“胜雪”“玉液长春”“龙苑报春”“万春银叶”等多种名称，大约不下数十品。名茶种类的繁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茶技术的进步。

元、明、清诸朝，饮茶的人，范围比前越发广泛。

元曲《玉壶春》中有这样的话：“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等相提并论。元朝人喝茶，是直接用焙干的茶叶煎煮的，这一点与唐宋时人喝茶不同。唐宋时人是先把茶叶碾成细末，再和上油膏或杂以米粉、薯蓣（yù）之类，然后制成茶团、茶饼，饮用时再弄碎煎煮。显然，这样制作不仅很费工夫，而且会大大损害茶叶的原有香味。用茶叶代替茶团、茶饼，表明制茶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古代男女结婚，以茶为礼；明清两代，承袭古制，女方接受男方的订婚聘礼，还叫作“吃茶”。边疆许多兄弟民族也有嗜茶的习惯，宋朝政府为了用茶交换他们的马匹，特设有专门的机构——提举茶马司，来管理这项工作。明清时，仍继续这种茶马的交易。通过这种交易，加强并发展了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关系。由此看来，茶，在这时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饮料，而且是缔结两姓婚约和沟通民族和好的珍贵媒介。

（谢承仁 易惠中 傅学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