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开国皇帝常常有一种“爱好”，那就是杀功臣。

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是两个登峰造极的例子。与之相比，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则以善于柔下和“杯酒释兵权”闻名后世。

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不同的开国皇帝，都执着于对付功臣呢？

01

在位三十一年的朱元璋，前后滥杀十几万人，其滥杀功臣的残酷，最后连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

与在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的父亲朱元璋不同，太子朱标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信奉仁慈宽厚，他忍不住劝谏父亲朱元璋说：“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

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朱元璋慢慢开了口，他说：“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刺，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朱元璋看来，为了老朱家的江山代代传承，别说什么功臣，杀十几万人，又算个啥？

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他一方面忍辱负重、坚毅刚强；另一方面却又极度自卑、敏感和猜忌。

从小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只上过几个月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后来长期务农，给地主放过牛。为了生计，他还两度出家当过和尚，最悲惨的时候，甚至只能乞讨为生，连父母兄长死去，都无钱安葬。最后是因参加了红巾军起义，才得以逐渐起家，飞黄腾达。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一份奏表里写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近音，是在讽刺他农民军出身，毫不客气地杀了林元亮。无独有偶，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写的《正旦贺表》文中有“容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也认为“生”与“僧”近音，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立马就将蒋镇斩首。

朱元璋尽管贵为帝王，但这种贫微的出身，是他极度自卑的根源，谁要是敢掀这个老底，或者是影射讽刺，那立马就叫他人头落地。

在修自己的帝王出身和谱牒时，朱元璋曾经动过念头，想攀朱熹为祖先，但因为太过勉强，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他干脆坦言说，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这种话，只能在他自己有所感触的时候偶尔提一下，别人是不能说的；说了，那就是揭帝王伤疤，找死。

02

朱元璋自卑的根源，隐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密码：阶级与出身。

可以说，一个贵族出身的开国皇帝，将直接提高一个王朝的地位，也将左右和影响一大帮开国功臣的命运。

在这方面，贵族出身的刘秀和李渊，是很明显的例子。

作为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在出生时虽然家世已经没落（父亲仅仅是一个县令），但作为皇族后裔，他深知家族的荣誉与期望。十九岁时，他就远赴长安，并在太学中刻苦求学达五年之久。他深刻学习《尚书》等古典经文，享受着儒家文化的滋养。

今天我们常说“以人为本”，其实刘秀早在两千年前，就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曾经很明确地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

由这样一个贵族出身又学识出众的人来创立王朝，帝国的素质自然也不差。而对于功臣团队的保全和爱护，历朝历代没有一个皇帝能超过刘秀。

西汉早期，“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但从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开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一百多年里，封侯的一百多位功臣中，仅仅剩下五位的后代仍然保有爵位；其他一百多位封侯的王公贵族，要么被杀，要么被废，要么被贬，结局普遍悲惨。

反观刘秀，他对于功臣团队却是倍加爱护。他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护，以及对人性的尊重。

大将耿弇，跟随刘秀到处东征西讨，“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在当时号称“韩信第二”。到了晚年，耿弇心中自我疑虑，担心自己也会落得跟韩信一样的下场，但刘秀却对他信任到底，始终委以兵权，并直言道：自己绝不会学习先祖刘邦，“朕终不使耿弇为淮阴（韩信）也！”

刘秀是这么说的，他本人跟他的子孙也确实做到了。耿弇以及他的子孙，在整个东汉两百多年历史中，前后共出“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娶）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成为显赫无比的大家贵族。

刘秀也衷心爱护自己的功臣团队。他的臣子如果有功，刘秀马上就赏赐土地和金银财宝；即使当了皇帝多年，每次只要远方有人上贡珍稀佳肴或是美味，刘秀也一定会把它们先赏赐给各位功臣列侯，“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

终刘秀一朝，功臣们“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这种对待功臣的优容和宽厚，在各朝各代中是极其少有的。

应该说，这与刘秀出身贵族，并从小接受宽厚仁爱的儒家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如同对待家人一般，刘秀热爱自己的功臣团队，却并不溺爱，对此他采取的做法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退功臣”的具体做法是，逐步解除一些功臣的实权，但又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赏赐和荣耀；然后“进文吏”，转入文治，并通过察举、征辟，大规模选召贤人入朝辅政。其中名儒伏湛就被征为尚书，杜诗被升为南阳太守。

在“退功臣、进文吏”的治理下，刘秀最终实现了“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光武中兴局面。

03

开创大唐盛世的唐高祖李渊，本人就是超级贵族出身。

李渊的远祖，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时期的太尉、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的外祖父，则是西魏的骠骑大将军、北周时期的太保、卫国公独孤信；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

而李渊本人，则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七岁时，李渊就袭封唐国公，后来起兵争夺天下时，已是独镇一方的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史书对李渊的评价极高，说他为人洒脱，性格开朗，待人宽容。

提到大唐盛世的开创，尽管史书都过分吹捧李世民的功劳，但李渊无疑给了这个王朝很好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有着博大、宽容的胸怀，这不仅表现在对功臣上面，而且表现在整个帝国的气象之上。

再看“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也是显贵出身。

赵匡胤的高祖赵朓，在唐朝时曾官至幽都（今北京）县令；曾祖赵珽，是唐朝的御史中丞；祖父赵敬，曾经历任营州、蓟州、涿州刺史；父亲赵弘殷，则是后汉的护圣都指挥使，在后周时任检校司徒、封天水县男爵，是掌管后周禁军的大将。

在这种家庭出生长大的赵匡胤，本身也是后周掌管禁军的大将，出任殿前都点检。有了优越的家世熏陶培育，可以说，赵匡胤也是个准军事贵族出身的官宦子弟，从小就格局远大，并非猜忌多疑之辈。

赵匡胤热爱读书人，他的精神训导，更是深刻影响了他的子孙。有宋一代，读书人地位很高，帝王也相对宽容。

宋仁宗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劝成都府进行割据独立，这把当时的成都知府吓得不轻，赶紧就将这个读书人抓了起来，并上奏朝廷。没想到宋仁宗听说后却很淡定，说：“这无非是老秀才急着想当官罢了，不足治也。”

接下来，宋仁宗不仅没治这个读书人的罪，还给了他一个闲职，做司户参军。试想此事若发生在朱元璋手下，老秀才不被灭族才怪，但赵匡胤的子孙，显然气量比较大。

04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年轻的开国皇帝，往往相对开明包容；而年纪越大的开国皇帝，往往越容易陷入一个猜忌多疑的怪圈。

所以，杀不杀功臣，也关涉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开国皇帝的年龄。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建立西汉时，已经五十五岁了。在汉初人均寿命低下的年代，这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年纪。因此，老来才正式创立帝业的刘邦，难免对自己的汉帝国和柔弱的太子刘盈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感。

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称帝，到公元前195年去世，这七年间，刘邦一直忙着讨伐各个异姓诸侯王，以翦除威胁。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前后共分封了八位功臣为异姓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与韩信不是同一人）、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臧荼后又分封卢绾为燕王）、长沙王吴芮。

这八个人中，楚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五个人相继被杀；赵王张敖因为是刘邦之女鲁元公主的丈夫而得以保命，被废降为宣平侯；长沙王吴芮则装疯卖傻，将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的子女，又将自己的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由此才得以免祸；继任的燕王卢绾，则被迫逃亡，病死于北方匈奴境内。

可以看出，刘邦在建立西汉后，开始马不停蹄地诛杀功臣，这与他老来登基，作为一个老年人具有猜忌和多疑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因为在刘邦看来，儿子刘盈暗弱，各个诸侯王在外面又独立强盛，如果不加以翦除，势必危害到汉帝国的安全，所以他才在打败项羽后，前脚刚分封，后脚就开始大规模屠戮功臣。

与五十五岁老来做皇帝的刘邦不同，刘秀称帝时才三十一岁，赵匡胤称帝时才三十四岁。由于年富力强、品性宽厚，所以刘秀与赵匡胤对于功臣并没有老人那种多疑猜忌的心理。

另外，朱元璋称帝登基时，也仅仅四十一岁。起初年轻力壮时，朱元璋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经常感伤不已。例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亲为文祭之”。

但随着年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在他心中种下了阴冷的种子。到了晚年，随着国事的繁冗劳累，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上皇帝后不久，朱元璋就“患心不宁”，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经常想杀人。

回到开头所说的故事“除刺”，朱元璋与刘邦一样，也认为他的太子朱标太过文弱，担心他难以震慑群臣，帝国江山可能在他死后不稳。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掉宰相胡惟庸，并废除中国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从而开启了明清两代皇帝高度独裁集权的历史。为了协助太子“除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兴起党狱，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功臣李善长、陆仲亭等一大批功臣宿将，“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正当朱元璋努力为儿孙“除刺”的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突然病故。六十五岁的老头子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得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后来的建文帝）。

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朱元璋，觉得皇太孙朱允炆也是非常懦弱。在此情况下，他再次兴起党狱，将大将军蓝玉等全部诛杀，仅被灭族的就达一万五千多人。整个大明王朝的开国老将及其家族几乎全被诛杀，“功臣宿将相继尽矣”。

对于这位老来更加猜忌多疑、冷酷残忍的明太祖，清朝学者赵翼曾经评价说：

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应该说，朱元璋的残忍，与他老来多病和对子孙后代的忧虑有着很大的关系。

05

对于刘邦的屠戮功臣，后世有人评论说，当时异姓诸侯王各自拥兵、形同割据，刘邦对他们的讨伐和杀戮，其实也相当于是对汉帝国统一战争的继续。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也有道理，但从先秦汉初的时代来看，当时分封制是一种习惯做法，刘邦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杀异姓诸侯王，改立自己的子孙亲族等同姓诸侯王，并没有后世所想的那么高明和伟大。

公元前196年，就在出兵追击卢绾之前，刘邦甚至强迫自己的臣子们发了个毒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

由此可见，刘邦的真正用心所在，是巩固自己的私家江山，并非追求一统。

是否杀功臣，也牵涉到几个问题，那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究竟是要行“王道”还是“霸道”？是行“集权”还是“分权”？

对朱元璋来说，他屠戮功臣、废除宰相制度，希望为子孙“除刺”，其实是一种行集权的帝王“霸道”；刘邦也是这样，在翦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建立一种集权的霸道。

对刘秀来说，他对于功臣团体的优厚赏赐，其实是一种行“王道”的仁义统治；赵匡胤也是这样，“杯酒释兵权”的背后，也是一种帝王权术、驾驭安下的“王道”。

相比“霸道”，施行“王道”的开国皇帝刘秀和赵匡胤，帝国国祚也照样延续了两百多年，并且分权行王道、连文人都不杀的宋朝，还成为一个让后人感念至深的朝代。

这种杀不杀功臣的区别，还可以从一个朝代的灭亡时刻看出分别来。

1644年，李自成进京，从朱元璋时期就开始喜欢滥杀朝臣的明代，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敲遍黄钟，群臣都无人来朝，他只能大喊着说：“诸臣误我！诸臣误我！”最终，他在煤山脚下上吊自尽，孤家寡人，好不凄凉。

而刘秀得到的回报，是无数开国功臣的后代，历经两百多年，即使到了汉献帝末期，仍然为了整个大汉帝国奔走呼吁。其中，被刘秀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名将耿弇，他的后代耿纪，面对曹操的威权英勇起兵，试图诛杀曹操，最终反被曹操所杀，“灭三族”。为了保卫东汉帝国，曾经击破匈奴、震慑鲜卑、精忠报国的耿弇家族为刘秀和他的帝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遂与汉俱兴亡”。

不能不说，这也与功臣家族感念刘秀等东汉帝王的仁厚，有着至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