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1909—1978），生于宜宾县普安乡。1925年赴北京求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后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9年与钱穆同赴香港，在港创办“新亚书院”。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任台湾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知名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在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刊物；他的名字、事迹收进《中国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

水的灵性启迪了哲学思想

1909年1月17日，唐君毅生于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唐家距金沙江只有数十米，出门便可遥望滔滔江水，举目可见雄奇而伟岸的山岳，满目青翠旖旎的风光。

小时候的唐君毅，喜欢坐在家门前的金沙江宽阔的河坝上，在夏天里，他望着江河之水天上来，浩浩****穿过高山深谷，越过家门前的金沙江，迂回曲折，不舍昼夜奔腾不息，不畏艰难险阻执着向前流淌，直奔大海。江水的精神，让他从小就感悟到了深刻启示。

在冬季，唐君毅又透过晚霞五彩的光辉，看见金沙江水露出一些黑白红赭的鹅卵石，远望而去像是一个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弯又不见了……这些让他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每当此时此景，唐君毅就想起父亲唐迪风在家门上写的一对联：“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比喻的意境和他的心境实在是太贴切了。

唐迪风看见儿子从小就喜欢看水。他就对儿子说：水，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离不开水。

唐君毅生长于江边，水滋润他成长。他的父亲是个秀才，为人秉性刚直，不为权倾，不为利折，被称为“可以适道”之人。他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为学精博，擅文音韵、儒佛道学造诣高深，是尽人皆知奇书《厚黑书》的首序作者，并著有《孟子大义》一书传世。

唐君毅的母亲陈卓仙，是一位贤母和诗人，早年就学于成都淑行女校，后曾任教于简阳女子师范、成都敬业中学等。后因丈夫繁忙，她要相夫教子，就赋闲在家，操持家务。她在闲暇之时，偶有赋诗填词。她写的“松扉静掩天寥廓，时有书声出院墙”，正是对儿子幼年好学生活的写照。

父母是人生最早的老师。唐君毅生长在书香门第，优良的厚学家风之中，对他的成长及一生人格塑造影响颇大。还有，他少年时期，生长在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古迹众多，譬如北宋大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谪居于宜宾时，他取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之义，所建“流杯池”，就常在此举杯相邀文人墨客，赋诗作文。父母闲暇时就带他到这些历史遗迹游玩，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他得到了历史文化的熏陶。

唐君毅在幼小时，父母亲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10岁即开始背诵《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对他的文字影响深远。当一次他读诵孟子去齐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这一段古文时，刹然间，他被孟子那种凛然浩气感动不已，令其父大为惊诧。

唐父从此对儿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行所思进行细心观察，父亲便觉察到还是少年的儿子，就具有哲思的慧眼而注重培养，让他开始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当他读《孟子》《荀子》等先贤典籍时，又引发了他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思索，他认为他们都主张人性善恶，不同之处在于孟子将人性之恶的一面叫作“欲”，而荀子将善的一面称为“心”，并据此而写文章，还与父亲进行讨论交流。

唐君毅在少年时期，从家乡走向山外，带着一双聪慧的眼睛，善于思索的大脑，随家人迁徙成都。成都生活是一个极舒服安逸的地方，可他刚到成都并不喜欢，与这里的人文风气不太融合，更喜欢老家川南的风土人情。

11岁时，唐君毅就读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第一堂国文课是讲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此文的想象奇特怪诞，洋溢着浪漫色彩，追求顺其自然无所依，最终获得无穷的自由自在。对于小学生来说，以庄子为教材，现在人一定会以为太不适合儿童心理。但他却很感趣味，这对他后来学哲学、热爱哲学，也许正源于此。

次年，因唐迪风被聘于重庆联合中学任教，唐君毅就随之转到该中学读书。他在重庆学习生活4年，又与江水结缘。他家居在长江边，闲暇时常到朝天门码头前，观看长江和嘉陵江的潮涨潮落。因见江中石头忽隐忽现，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没后的石头是否还存在？对诸如此类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问题的思索，虽不免幼稚简单，但毕竟不再懵然无知。

17岁时，唐君毅考上了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时，他经常去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讲演，受益匪浅，但对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却极不赞同。

在大学期间，唐君毅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尤其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他说“实在论使我相信可能被经验而未被经验之潜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当我由相信宇宙间有无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共相，其中包含了无穷之真美善等价值时，使我产生了欢喜。”

后来，唐君毅读了《现象与实在》，受其启发而去读康德、黑格尔著作，才知除“实在论”一往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由此，他开始转向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习，这为他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君毅在读大学期间，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人之心灵乃一超拔自觉的生命存在，而物质的身体乃是对此心灵生命的束缚，心灵生命常因其自觉性而求超拔于物外。

唐君毅青少年时代与江水结缘。他在金沙江、岷江和长江边读书，在成都锦江边读高小，在重庆嘉陵江边读中学。金沙江水深，岷江岸阔，长江奔腾，锦江温柔，嘉陵江多姿。这让他感悟到水的哲学。他认为水伟大！水是生命之源，万物生长离不开水，水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也带来灾祸。他对水的哲学思辨，启迪了他的思想，丰富了他的智慧。

创办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1932年，23岁的唐君毅，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旋返成都教中学。次年初，又受母校之聘，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他置身于教育学术界，驰骋古今，会通中西，为弘扬儒学、中华文化矢志不渝。30岁成为南京中央大学名师。

1949年，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同年8月，他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离粤赴港。同年10月，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他应钱穆之邀，会同张丕介等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后改为日校，并将校名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

唐君毅受聘为该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课外，还多方邀请文化学术界名流任教，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唐君毅对新亚书院倾尽了全力，为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作为创始人之一，办学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弘扬中华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神。

为此，唐君毅所写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希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

唐君毅主张办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唐君毅为“亚圣”。

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态度，以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弘扬中国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呕心沥血，专志于新亚书院的建设与发展。

1963年9月，为满足香港社会的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其他教学机构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才得以保持。然而，中大成立后不久，其办学理念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

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矛盾，日渐加深。其间，钱穆因不满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去世。这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

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唐君毅就以新亚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带领新亚脱离了中文大学，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唐君毅尽管处境艰迫，却能外抗尘俗，专志宏道育人，内而奋发励学笔耕。他承“新儒家”一脉，沿“返本开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著书立说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

唐君毅一生著作众多，因涉猎广泛，内容极为博杂。根据唐先生自己的划分，他的主要著作概括为4大类：

第一类为“道德自我与人生体验”。如《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

唐君毅写《道德自我之建立》，开始摆脱自然生命观和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的影响，而求超越现实自我，以建立道德自我为中心观念。

唐君毅在探讨道德生活的学问上，主要是“人们的追求目标是什么？人的各种目标如何会发生冲突？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与其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应怎样相互顺成？人对他人的道德批评与道德教训，本身如何成为有效的，兼为成事的而非败事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纯粹属于理性思辨的领域。

第二类为“人文世界的探寻”。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几本书。

唐君毅从50年代初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难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弘扬，构成他思想发展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是一部引领风向的开河之作。它力图会通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两极，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观的概论式描述。全书纵论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中国文化与宗教起源。

第三类为《中国哲学原论》，该丛集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4类著作。

这类著作从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唐君毅着手对中国哲学原典作全面的考论和系统的阐释，历尽十年艰辛，从心理、性命、天道、人道的感悟中，抒发了他的思想情感与观念，终于完成了这套空前的《中国哲学原论》。这部书3500页，它不仅奠定了唐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崇高地位，而且也使“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四类为“心通九境”。如《哲学概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唐君毅第四阶段的著作，主要有《哲学概论》，这是评论中西哲学、表彰哲学体系、凸显哲学中心观念的著，在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创体系的晚年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是他毕生学术的一大总结。他认为生命存在是心灵的物质基础，而人生的真实意义，则在于精神的不断扩充和永恒超越，以成就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九种境界。九境依次是：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这些心路历程，充分表明了他的最后归宿。

上述四类著作，在写作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内容方面，都相对集中，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唐君毅思想的不同阶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几个丛集。

唐君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着主观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在研究和处理中国哲学原典的方法及用语方面，唐的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他坚决摈弃用西方哲学之体系和术语来套用中国哲学的方式，坚持中国哲学的自我诠释，对现代流行的西式图解法心存极度的轻蔑。

唐君毅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家、哲学家之一，是全世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道德理想主义和人文世界而殚精竭虑，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巨著，生前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专著20余册，平均每年写下20余万字。唐先生逝世后，唐夫人谢廷光等合编出版30卷本《唐君毅全集》。

唐君毅先生因患肺癌大手术后，于1978年2月病逝香港，终年69岁。

为了纪念这位从金沙江畔走出去的“文化巨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为他铸型了铜像，以昭示后人向他学习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