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主要人物去哪儿，后来人生命运又如何；坤泰成了抗日女英雄，文强当了国民党将领；更多的是普通一百姓，尾声之中逐一来揭秘……

书稿写到郑佑之慷慨就义本该画上句号，留点空白让读者发挥想象。然而，对于书中有关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想来读者又会牵挂追踪。于是，作者便用“尾声”作出简要揭秘。

从郑家人先说起吧。郑佑之的后妈王氏，自从郑家分家之后，她一直守着郑家庄园过日子，辛劳打理家务，教养培育儿子郑自相，为儿子结婚生子但因她操劳过度，在郑家庄园去世，埋葬在左跳子的郑家坟山中。

郑佑之的三弟郑伯衡，从小就抱给叔父郑廷榜承嗣，一生没有亲生孩子抱养了四弟的儿子郑光元。郑伯衡身体一直不好，英年早逝。去世后，养子光元回到父母身边生活。

郑佑之四弟郑瑞符（自祥），生育一子郑光元，但从小就抱给伯父郑伯衡双桃承嗣。之后，他生育的子女都未长大成人。郑伯衡去世后，光元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毕业于原成都金陵大学农经系本科。瑞符一直承继家业中医，曾带着妻子在古罗场为人看病谋生，后又搬到宜宾城走马街开了一个药铺。他们夫妻大约病逝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郑佑之六弟郑自相（蔺如），夫妻养育多个子女，其中夭折数个。郑自相大约病逝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郑自相三子郑光中，两岁时过继郑佑之当儿子。由郑佑之留下的40担田租，用于光中生活读书之用。光中于1947考入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年（肄业）。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分配到解放军十军28师警卫营任文化教员。之后，调入西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任语文教研组组长。这是一所当时专门培养从战争时期过来的军队中高级干部的学校。西南军区撤销后即为成都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之后与十三速成中学合并，改为成都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在此工作约十年。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训练部支部委员、副书记。

在教学工作中，郑光中年年立功受奖，获三等功多次，二等功1次，1957年荣获二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参加成都军区全区先进工作者会议。1958年调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文教干事。次年又曾一度调回第七文化速成中学，1960年该校停办又调回成都军区政治部秘书处任联络干事，两年后调联络部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于2008年3月在成都病逝。

郑光中与妻子赵德芬，生育了6个女儿，如今他们全部退休了，都过着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郑自相四子郑光植，宜宾第一中学初52级毕业，后经政府推荐考上大学，曾任原“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知名植物专家，曾获国家专利3项，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25篇在国内发表），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被收入《世界名人录》。

郑光植如今健在，82岁，家住昆明，养育两个儿子，均在国外定居生活。

李坤杰从1931年调到四川省委机关工作，其间辗转于成都、重庆、合川、巴县等地。1934年重庆党组织被破坏后，被组织调去成都。她在去成都途经家乡时，因丈夫萧简青患重病在身，就向党组织申请留下照顾丈夫，不久萧简青因病去世，她就留在家乡白花及自贡一带工作。

1936年2月，自贡“中心市委”书记郭立常被捕叛党后，郭带领特务到宜宾县白花场，抓捕了李坤杰母女2人，关押于自贡王宝善宗祠“集中营”。8月李同女儿一同出狱，返回白花家乡闲居，从此脱离组织。

1940年，中共宜宾观音支部党员郑琢如，曾与李坤杰联系并接收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在白花清理老农协会会员及妇女解放同盟会员，还组织群众参加同国民政府抗粮、抗捐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坤杰被委任川南行署监察委员。四川省政府成立后，李任省政府监察委员。继后，被推选为宜宾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1969年3月，李坤杰在宜宾县白花镇病逝，享年78岁。

李坤泰参加革命后，曾用“李淑宁、李一超、赵一曼”等名字。1926年考入武汉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4月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婚后不久怀孕，于1929年冬奉命回国，12月被派到宜昌工作，生下一子，取名“宁儿”。之后，她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0年，李坤泰带着孩子回到上海，把宁儿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坤泰被调到东北，在沈阳市领导工人斗争次年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4月，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1934年春，李坤泰化名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在珠河县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带领抗日部队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并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猖狂行为。她被当时的“日伪”报纸惊叹地称为“红枪白马女共匪”。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撤离时腿部负伤，隐藏在崇山峻岭的“窝棚”中养伤时，在敌人搜山时不幸被俘。

在狱中，日本人动用残暴酷刑，严刑拷打赵一曼。但她忍着遍体鳞伤，与日军斗智斗勇，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日军在审讯中见她不肯屈服，使用残暴的酷刑，致使多次晕死过去。但她用超人毅力，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保卫中华民族的决心和伟大女人的刚强，硬是没有向“日伪敌特吐露出“抗联和党组织”的“一个字”！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在“生命垂危”之时，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在住院期间，她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个年轻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出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出逃。他们经过辗转后，汽车无路前行改坐一辆马拉车，向抗联队伍奔去。6月30日，当他们艰难地到了阿城县境内的山林中时，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狼窝虎口。

赵一曼被日寇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更加残忍的“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打死也不说”。最后，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示众处决。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赵一曼这位伟大的抗日民族女英雄押往珠河。在车上一个日本军官问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她回答“我要给在家乡的儿子写封遗书！”赵一曼写给宁儿的遗书，成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感动着无数的中国人！（在2018年3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信中国》节目，由著名演员刘涛含泪读了赵一曼写给宁儿遗书的节目，而且还“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8月2日，日军将赵一曼绑在卡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在她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当她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了赵一曼，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她的身躯，英勇就义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小北门外，年仅31岁。

江绍辅于1929年打入敌人军队中，接受刘文彩“招安”，为党工作……1936年，伪法院以“强盗罪”将江绍辅抓进监狱。后经营救越狱，潜往成都，隐姓埋名，准备“东山再起”。1945年，在共产党员郑致远的帮助下，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组织武装力量，待命起义。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江绍辅按省工委指示，前往云南盐津县普耳渡，策动江瀛州起义。10月16日，途经横江，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

唐大兴自从把郑佑之买的手枪从重庆运回宜宾后，就参加宜宾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辗转于川南山乡之中，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作斗争，直到获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不顾组织的挽留，毅然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古罗镇。从此隐居乡下，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中国老百姓最理想、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病逝于“大灾荒”的1960年。

余宏文于1931年11月底，利用内弟唐瑞华在21军模范师当连长的有利条件，用郑佑之筹集的400块大洋，从敌营武器仓库中购买10支德国造手枪和一批子弹，亲自护送到江北联络站交给接应的唐大兴。随后，因武器库卖枪事件被人泄密，刘湘大为震惊，在重庆实行大戒严，同时逮捕了地下工作者张朗元、周世杰等人。

余宏文也因此可能暴露了身份，根据郑佑之指示，他撤出21军“特委会”。一晚，余化装成便衣巡警，混在执行逮捕任务的队伍中，成功地离开了重庆，秘密潜回宜宾。

余宏文刚回到宜宾后，刘湘的通缉令也送到了宜宾县。四川省委决定立即把余转移去成都工作，并担任成都东城区委书记。1932年冬，余在反对军阀巷战中，亲自送宣传品到各支部，途经东门外街上，被军警搜出了身上带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标语和传单，因而遭敌逮捕。在审讯中，余宏文就讲“宣传品”是捡到的，没有供出真情。同时，党组织又活动了一些上层人士前去作保，敌人也就把他释放出狱了。

1933年夏，孟光远在邛崃南路王店起义，建立了“川南抗捐军”并成立司令部，由孟光远任司令员。此时抗捐军队伍大约600多人。余宏文出狱后，受省委派遣，化名“陈伯南”到抗捐军司令部担任政治委员。

陈伯南到了抗捐军任职后，凭着他在长期对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觉察到这支队伍虽有600余众，但党组织领导的基本队伍却只有200人左右，大部分力量党不能控制，如遇突发事件，很可能出现严重问题。果然，一次抗捐军遭到敌人的多路围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同敌人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就被迫退到铁碑寺山上。

陈伯南立即主持召开由孟光远等参加的司令部紧急会议，决定分路突围到洪雅、名山、蒲江等县交界处的总岗山会师。抗捐军进入总岗山后，一面休整，一面派人深入当地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当地群众积极要求参加抗捐军外，名山的郑载阳、蒲江的徐锡三等绿林队伍也相继要求参加抗捐军。司令部将其收编为抗捐军第三路。后来抗捐队伍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抗捐军的队伍虽然壮大了，但在总岗山活动的范围，仍限于地广人稀的高山、森林，给养条件极差，连筹粮都很困难。同时，川西军阀为了对付抗捐军，派出特务、侦探，加紧寻找抗捐军的踪迹。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既要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又要准备打仗，十分艰苦于是，一些曾在绿林中生活惯了人，就产生了离开抗捐军的念头，他们提出与其在总岗山困难地进行活动，不如集中兵力去攻占名山、蒲江等县城。

针对抗捐军内部复杂的思想状况，陈伯南及时召集总司令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鉴于司令部不能控制绿林队伍的问题已十分明显，为使其不影响基本队伍，决定让他们离去。陈伯南又亲自找他们谈话，说明是朋友好合好散，同意他们离去，待以后情况好转时，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也欢迎回来。

在一次行动中，抗捐军陷入敌人设好的陷阱，混战之后，陈伯南同王明安仅领着20多名抗捐军战士冲出敌阵，撤退到王泗宿营并火速派人前去省委报告情况。3天后的一个晚上，陈伯南根据省委指示，把枪弹就地埋藏起来，带领同志们赶往成都等候组织分配工作。

1933年12月下旬的一天，陈伯南遵照上级指示，带着同往成都的20多名抗捐军战士重返王泗，把埋藏在余河湾的枪弹起出，重新拉起队伍，成立了邛崃游击大队，陈伯南担任大队长，率队来到邛崃展开游击战……

一天，石河子支部党员何体全向余大队长报告：邛崃“铲共团”大年三十放假，队长罗成志也要回家过年，只留少数人守营。留守人员中有3人是党组织派进去的“内线”。

陈伯南当即决定夺取“铲共团”的枪弹，武装自己的队伍，并派何体全通知“内线”，届时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工作。在大年三十晚，邛崃游击大队攻击“铲共团”时，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缴获了敌人40多支枪，30多发子弹和一些手榴弹、大米等物资。

1935年3月上旬，邛崃县委书记王明安，在去成都治病途中被捕后叛变，交代了邛崃游击大队长陈伯南。随即，敌人逮捕了陈伯南，并在邛崃监狱被杀害。陈在临死之前，才告诉狱中的朋友：“陈伯南是我的化名，我的真名叫余宏文，是宜宾观音场人。我曾任宜宾县委委员，四川省行委、省委候补委员……”

1931年，文强成功越狱后到成都，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闹翻”了，愤然离开四川去上海找组织，没有料到又遭到上海的“拒绝”……

文强被“开除出党”后再次加入国民党。后来，文强逐渐成了“军统”中的——显赫人物、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最后沦为——战犯，经历了26年的牢狱之灾。

文强被新中国“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奔走呼吁，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在共产党、国民党都分别担任过高官要职。毛泽东是他的表哥，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林彪曾是他的同学和部下；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程潜对他有救命之恩，戴笠视他为心腹骨干，蒋介石“钦点”他为中将，杜聿明点名要他做参谋长……他在中国现代史的大风大浪中度过了传奇一生。98岁高龄去世。

书中还有一些人物，恕不一一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