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时雾都每天都被黑色恐怖笼罩，加之党内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使重庆的党组织损失惨重，特别是一些在敌军部队中，经过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那时重庆黑压压的天空，每天都让人看不到光明。

文强被捕之后，四川省委就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委，另成立江巴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管辖重庆市及巴县、江北、江津、荣昌、隆昌大足、铜梁、璧山、合川9县。

随即，四川省委把在江巴中城区委书记马如龙，调任“中心县委”书记郑佑之任秘书长，杨仁杰任组织部部长，徐永弟任宣传部部长，李家俊任军支书记，陈震任委员兼江津县委书记。

马如龙是个乡下土裁缝出身。他接任“中心县委”书记后，在各位领导的协助下，艰难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而这时原来的省委机关、城区的许多联络站已经被侦缉队捣毁，“中心县委”在重庆城区没有立足之地，工作极难开展。

在武装斗争接连失利的同时，重庆地区党的各级组织继续遭到军阀特务破坏。“中心县委”成立不到半年，就遭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当时的四川省委就从宜宾等地急调干部来渝，协助新组建了江巴中心县委的工作。

“中心县委”考虑到当时重庆城内反动势力强大，斗争形势复杂，决定在城外建立一处秘密联络站，以利重新找回失散的地下党员，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一天，他们就在宜宾来的交通员闵建勋住处开会。会上，郑佑之提出在磁器口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并向与会同志阐述了理由：

“磁器口在城郊，那里是热闹非凡的水陆码头，商贾云集，还有华康丝厂、同孚丝厂、炼钢厂、兵工厂等多家工厂，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易于掩护和隐蔽，是建秘密联络站的理想地方，更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郑秘书长的意见。接下来他们又讨论由谁来负责建站？郑佑之又提出一个人选，她就是闵一涵。郑又向大家介绍说：“闵一涵是宜宾人，大约30岁，曾在宜宾同我一起搞过工运，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她是由李坤杰同志介绍到华康丝厂的，她对那里的情况熟悉，适合负责建站工作的最佳条件。”

会议最后决定，把去磁器口建立秘密联络站的任务交给闵一涵，同时请她再物色一名女同志，以开办一家裁缝店作为掩护。

一天下午，闵一涵接到了交通员的通知，她带上她的妹妹闵能厚姑娘，一同来到了她们的堂兄、交通员闵建勋家里。随后马如龙、郑佑之，向闵一涵代待安排任务。

是夜晚，闵建勋负责在外面放哨。马如龙、郑佑之、闵一涵和闵能厚4人围坐在一间屋里开会了。马如龙说：

“闵一涵，城里风声很紧，敌特到处抓人，要在城里开展工作很难，组织决定由你们在郊区磁器口，建立一个联络站，联络站以裁缝铺作为掩护，你作为联络站的负责人。”讲到这里时，马书记又说，“这次派你们去建立联络站，是郑秘书长的提议，你们曾经是战友，这对今后开展工作有利。”

“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我们坚决完成！”闵一涵向马书记、郑秘书长保证。

布置完任务后，马书记就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一个火熨斗、一把剪刀、一块南竹尺片、几包针、几两线交给闵一涵。郑佑之还拿出10块大洋交给小闵说：“这些钱你们拿去，作为租用铺面的经费。”

第二天上午，闵一涵和闵能厚坐一只木船从临江门去了磁器口。她就找到同在华康丝厂工作的女工王大姐，王家住在磁器口附近，正好有房要出租。王大姐带着她们去看房之后，闵一涵决定租下来。

这是一个老式的穿斗夹壁房，里外三间大约50平方米。这里附近有四个丝厂，非常有利于隐蔽，是一个开展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的好地方。

闵一涵她们经过简单的打理房屋，重新进行了布置，两天后裁缝铺就挂牌开张了。在这里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保存党组织交来的各种文件，搞到的武器，接待过往的同志，寻找失散的内部人员，同时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工作。

联络站建起来时，党组织给的活动经费很少，有时候还没有。闵一涵她们全靠裁缝铺的收入，维持着联络站的活动经费。

郑佑之曾几次专门来到联络站，同闵一涵商量工作，指导她在工厂多交朋友，在合适的时机发展党团员，成立党团支部。

裁缝铺开办后，逐渐地来缝补衣服的丝厂等工人日渐增多，闵一涵姐妹俩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人朋友。在她们的友好交流和宣传工作中，帮助一些工厂逐渐建立起“姊妹会”“互济会”，为工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当时的女工大多数是文盲，闵一涵就帮助他们办起了夜校——女工识字班，教渴望读书的工人识字，教工人算资本家的“剥削账”。磁器口秘密联络站成立以后，在工人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由于联络站的工作开展有声有色，成绩明显。经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磁器口党支部，闵一涵任支部书记，王国民和闵能厚任支部委员。

经过闵一涵的介绍，党员邓兰君、陈启贤、黄士英进入丝厂。她们又在工人中吸收了王大姐、郭三姐、陈四妹入党。

闵一涵在丝厂内还秘密设立了共青团支部，闵能厚担任书记，介绍青年工人吕兴舟、申明清、刘素云等加入共青团。

工人加入党团组织后，成了“中心县委”的得力助手，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们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还与附近4座丝厂、一座炼钢厂的党团员取得联系领导了丝厂工人为争取年终红利、抗议工头虐待工人、侮辱女工等进行了两次罢工，展现了工人阶级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

联络站党支部还与几家丝厂、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团结了一大批工人积极分子，领导他们开展工人运动，深入到工人家属区访贫问苦，搞宣传活动。

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之下，“中心县委”的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起色，党的工作得到有力的推进。然而，又因叛徒出卖，敌人突然袭击了磁器**通联络站，又致一场灭顶之灾。

一天上午，闵一涵接到江巴中心县团委书记郑余生带来的通知，请她到城区开会。闵开会回来的第二天，她按郑余生的安排，组织人员准备上街发传单，进行宣传活动。当他们正准备出发时，郑余生突然莫明其妙地来到了联络站。

郑余生前脚进屋，后面就跟着闯进10来个便衣特务，有的堵住裁缝铺门口，有的就像猎犬扑向郑余生。当闵一涵他们还在惊诧之中，就被冲进来的一个个恶狼，把屋里的人全部咬住，扑倒在地捆绑了起来。闵一涵、闵能厚、黄士英当场被抓捕了。

这时，在外面包围裁缝铺的宪兵也冲进来了，将铺子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搜到。正在这时，从外面来联络站的王国民，不知机关已遭破坏，她一走进门里就被宪兵抓捕。

经过几年地下斗争的锻炼，闵一涵已经成熟起来了，她警惕性高，早把文件和一支手枪转移到邻居家，藏在一个倒着的咸菜坛子里。敌特搜查裁缝铺时，没有搜到任何嫌疑物品。

闵一涵他们被捕后，敌特就把郑余生放了。这下闵一涵才明白郑余生当了叛徒，出卖了磁器口联络站。原来郑请她进城开会，就是让特务暗中派人跟踪她到了联络站。

闵一涵等人被捕后关在巴县监狱。在狱中，闵一涵见到了早已认识的江巴中心县委的黄克成，很快知道他已叛变，就紧张起来，开始考虑怎样对付这些叛徒。一天放风时，黄悄悄地对闵一涵说：“我是迫不得已才自首的，我绝不危害党的利益，我要立功赎罪。”

闵一涵同关押的几位党员商量后，答应了黄克成的请求，并给他做工作，指明前途。在狱中，黄克成确实未出卖她们几位党员。在审讯时，闵一涵她们都矢口否认自己是共党分子，否认自己为共党做地下工作，敌人又拿不出证据，只好叫郑余生来对质。

郑余生是宜宾白花场人，和闵一涵是同乡。闵对郑说：“郑二哥，你啷个这样做，我们为了糊嘴，一道出来学手艺，开个裁缝铺，你妹妹来搭伙我没干，你就这样整我们，你这个同乡怕是对不起人哟……”郑余生做贼心虚，又拿不出证据，在特务审问面前也不好说什么了。

后来，闵建勋通过同乡的关系——请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当差的人出面活动，加之王大姐的父亲又联络丝厂几个老工人出具担保书，闵一涵等几位被捕人员才被释放出狱。

这时，江巴中心县委一再遭到破坏，领导人杨仁杰、徐永弟、李家俊等都先后被捕、被杀害，“中心县委”成员只剩下陈震、郑佑之、闵建勋、盛一平4人。由此，上级决定缩小管辖范围，只管重庆市、江津县和巴县，重建新的江巴中心县委，由陈震任书记，闵建勋任宣传部部长。把马如龙、郑佑之等人调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