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文强来到重庆后，被安排在四川省委机关工作。这是文强与郑佑之第三次会面。从此，他们成了一个“班子成员”，更是革命战友，开始在一起并肩战斗。

文强是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8岁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由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农民革命军，曾任万源县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党代表兼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四川第一路红军在攻打万源时，在军阀重兵围剿下失败，文强与李家俊分兵突围后，回到老家潜伏了一个冬天后，就返回四川寻找党组织。

文强在武汉上了船，逆长江而上。到了万县，他本来准备上岸去看看，因为当年他跟随朱德第一次进川时，曾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干过一番革命事业。但是他想到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物是人非，就不敢下船了，而是继续西上。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这次回到四川时，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文莱之。

当文强千辛万苦回到重庆时，等待着他的是白色恐怖笼罩山城。当时军阀刘湘的21军盘踞重庆，为对付共产党人，组建了一个“特委会”，专门清剿共产党，捣毁地下组织。以至当时四川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全部常委牺牲完……”

这时，只有新任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省委委员、省行委委员郑佑之等人在重庆苦撑危局。但因叛徒活动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几乎不敢上街露面的境地。

文强的到来，让程子健增加了一些信心。程就先安排文强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视，清理在宜宾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基层组织……

文强结束了川南的巡视工作，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重庆，来到了一座吊脚楼，向程子键汇报工作。这时新的省委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刘湘21军“特委会”活动十分猖獗，省委新建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又遭到了敌人破坏，许多同志又被捕了。

在这危急关头，四川省委搬迁成都，决定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因当时交通、通讯不便，为能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川革命斗争，四川省委驻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省委搬驻成都后，在重庆成立“川东特委”）。

程子健代表省委，在重庆口头宣布成立“川东特委”，书记由文强担任周敦琬为“川东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仍为省委委员、省行委委员兼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部长，还负责特殊使命（指对“特委会”的反间斗争）的督导工作。李家骏为“川东特委”军委书记。郑佑之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干部中最年长的一位。

程子健宣布“川东特委”成立后，唯恐文强提出异议，他就解释说：“莱之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又是鸣珂的同学兼战友，担任斯职，是经过省委仔细考虑过的，而且在一个特委会的组织中，破例地调动了周敦琬、郑佑之两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员作助手。”程作了传达之后，周、郑两同志紧紧地同文强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为开的友谊。

四川省委对组建“川东特委”的工作非常重视。为了让文强能在当时重庆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特地为他配备了一个非常得力的领导班子。

这个班子的同志，都是四川省当时资格最老、能力最强的领导干部，他们中有的曾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文强在班子成员的支持下，特别是得到郑佑之的大力帮助，毅然挑起了“川东特委”的重担。不久，文强又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程子健安排刘愿庵书记烈士的遗孀，周敦琬同文强住在一起，假扮夫妻以掩护身份。可他们两人在朝夕相处中，渐渐产生了爱情……

郑佑之与文强这位外乡人、年轻的领导人一起工作，郑没有摆老资格，而是服从接受领导，主动默契配合工作，并感到相当愉快。当时，“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周围40余县的党组织，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郑佑之除了在“川东特委”担任领导职务外，还担任领导几个打入敌营“内线”的联络工作。

在重庆一片腥风血雨、雾霾满天的恶劣环境中，新组建的“川东特委”举步维艰。文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事斗争。而党的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缺乏，成了文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郑佑之就从宜宾调来一些干部，协助“川东特委”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使重庆党的工作一路艰难前行。

1931年8月，文强得知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傅荣来到了重庆，他们又是同乡同学，文十分欣喜。傅荣原是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清党”中被捕，坐过一阵牢房，出狱后回到湖南老家休养，得知文强在四川，傅就来到重庆投奔文强。

傅荣到重庆时，只能找到文强留给家人的联络地址——重庆城里周敦琬二姐家。周二姐就通过秘密联络方式，把傅荣来渝找文强的事通知了周敦琬。当周告诉文强这一消息时，令他喜出望外，考虑动员这位黄埔同学参加“川东特委”的军事工作。

那天，文强得到交通员送来的消息，知道傅荣住在重庆解放碑左营街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于是，文强便不顾天下着雷阵雨，匆匆冒雨前往联系。为了抄近道，他从驻地出发，一路沿着小河街往中山公园爬坡，这是一段很长的石级。当文强终于走出了公园的后门，再往前走就到了左营街。

21军军部就坐落在左营街一号。而中山公园后门出口处，在“特委会”办公的几栋营房，在它的外侧是一堵约五米高的石砌堡坎，在堡坎边上布着一道铁丝网。

文强这天从左营街经过“特委会”的大门口外，偏偏碰到了特务沈天泽，他们两人正好在大门口碰了个满怀，沈认出了文强。沈曾是万县师范学校进步青年学生，还是一名共青团员，曾是20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学生。沈被捕叛变后进入“特委会”侦缉队。

沈天泽是在万县的一次大阅兵中，认识一身戎装、身披绶带的革命军人文强的。当时文是沈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没想到那天在左营街沈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文教官”“文大队长”，就立即报告了“特委会”，致使文强当即被捕。

文强被捕后，侦缉队的特务并不知道文此时在重庆的真实身份，沈天泽也只知道文曾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的防区，不属刘湘的管辖范围。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了解甚少。

文强从特务们对他的几次提审中，明显猜出了特务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因而文每次被审问时都坚定回答：“我自从一路红军失败后，就厌倦了武装斗争，一拍屁股就脱离了共党组织。这次我辗转秦岭、来到巴蜀，好不容易来到重庆，只求谋生，别无他事。可我刚到重庆，还没有找到事做，就被你们抓住了……”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得到了情报。他就主动设法营救文强出狱。郑佑之首先通过党的联络员，通知打入敌营的余宏文、周荣芳、薛彦夫等人，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营救文强出狱。余宏文他们接到指令后，当即秘密展开营救行动计划。

特务经过几轮审问，也没有从文强的嘴里问出一点有价值的情报。于是敌特就觉得从文的身上挤不出多少油水，便放松了对文的审讯，把他转到巴县大监关押。

21军“特委会”侦缉队的特务们，哪能想到在他们内部，此时已经有人在为营救文强出狱进行着精心的准备。当文强还被关押在“特委会”的禁闭室候审时，郑佑之就用苦心、冒万难、顶万险，想方设法营救文强。

在当时险恶情况下，郑佑之既不可能与文强会面，也不可能通信，只能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巧妙传递纸片。一天晚上，有人为文强送饭时，在馒头里包了一张纸条，当文嚼到纸条时偷偷地打开一看：“与敌周旋拖延时间，配合组织营救。”文强一看纸条上的字迹，认出是郑佑之写的。于是，他在后来的受审时，一口咬定“我已脱离共党一年多了，这次是来重庆谋生的。

文强被送到巴县大监，关押在一间紧靠山岩边的牢房里。因为特务未从文口中捞到有什么价值的情报，监狱也就没有特别地对他进行“照顾”了，监警也把文作为一个普通犯人来监理。

文强在监狱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据他1983年刊登在《宜宾县党史资料》上的《我对郑佑之先烈无限悼念中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郑佑之为了营救我出狱，曾四次为我传递纸条”——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1926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我被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就离去。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我知是佑之笔迹，将纸团抛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也就体会到叛徒并不知道我居重庆的实状，是提醒我再审时作好准备、我心泰然，对党组织及佑之营救无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笔迹接触。我被巴县县政府监狱关押约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来狱中与我谈话，威胁利诱，花言巧语，大意是所谓奉劝我留着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寻死路。宋讲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牛大鸣、邹进贤等一批共党头目都一网打尽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还说到军法处长李根固要见我。一切不咎既往，对你有所借重之处……他啰啰唆唆还谈了许多。

我一心想到党对我的营救，我必郑重其事，多找脱逃的机会，我用不着对来者批驳，凡事一笑置之。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辞之后，我更了解叛徒们并不知我在渝的活动情况，证实佑之传递来的纸团所告属实，也就有了对付他的把握。

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词谈完后，即要看管的头头开门将我带出，趾高气扬地说是李根固处长有请。在一群叛徒特务的包围之下，步行到了他们的巢穴。

来到一间大厅中坐下，我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贺竹君为首的叛徒们，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图软化引我上钓的布置，大厅中摆好了八仙桌，桌上摆好了茶点，一群不识的叛徒特务，团团围绕我转，问东问西，特别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气十足。贺竹君则自称为黄埔学生来与我拉关系，我假装连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对他们的冷淡。

宋毓萍离开我外出少许又回来对我说，李根固处长因事不来相见了，要我与贺竹君出面代他设宴招待，还要陪你搓搓麻将牌……我只好笑笑，点头表示感谢之意。他们见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进话来，渐渐离座外出，我则靠在沙发上作休息之状。

一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递烟十分殷勤，看来是在监视我，又是在找机会来接近我，经过我仔细打量，认出是两次塞过纸团者。他趁大家离座无人时，便低声地向我说，“这群杂种还能活得几天，您放心会有人打救的。”说完，转来转去仍作对我监视状，并在为我斟茶时，放下一个小纸团在茶杯旁边就走开了。我拣起纸团展开，上书“跑”字，浓墨沉厚，我知道是谁人所书，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营救计划怎样？不免有些筹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笔迹接触。是当日晚宴后，宋毓萍、贺竹君两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间书房的房间里搓麻将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贺等共四人，与我对座的为一中年人，不曾为我介绍姓名，目光瞵瞵，对我察言观色，看来是军方所派的特务。宋、贺对此人颇为恭敬。我则慎言以对。

我们搓了八圈麻将之后，已是深夜了，又是那位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送烟，以足来碰我的腿，显然是示意于我。我乃借故离桌大便，并告知宋说，待大便后再奉陪搓下去。宋即分嘱那位青年壮汉陪我到厕所。

走出房外，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们来到厕所，那位青年壮汉他先入厕所里张望，见无一人才叫我入内。我正小便时，他塞进手拿出一个纸团，我展开“丝网已破”四个字。

出厕所门时，青年壮汉用手指向破铁丝网的方向，且示意我马上逃之。我冒雨急步走进两颗大梧桐树下，把身掩在桐影下，放眼见高悬的铁丝网已破一大洞，足可穿越而逃。我调头向洞口一望，见破网之处加上垒起来的石墙，足有两丈多高，又怎能下得去呢？急中生智，乃将头上的鸭舌帽脱下，丢在地上，又脱下身着的阴丹士林布长衫，撕成了条条，打成疙瘩连结为绳，绳头系于铁丝网上，迅速穿越而出，两手紧握布条绳垂直而下，感觉有人在铁丝网下帮助我……

这次安然脱险，得助于党的感召，得助于佑之四次纸片纸团及传话指导的营救，既可看出他的周密计划，也可看出他掌握情报的确实，连一分一秒的良机也不会放过，否则是难以如此运用之神的。我至今日，也不知青年壮汉同志为谁？（注：作者引用此文时，有删减和略有修改）

营救文强事件回放——

当文强被关进巴县监狱的牢房后，郑佑之已从内部传来的消息得知监狱情况，就立即安排唐大兴同打入敌营的地下党员联系，开展实施营救文强的行动。唐大兴同两个地下党员利用夜间，在关押文强监狱房外，已经打了一个洞，但还没有挖通到牢房……

那天夜里，他们从监狱传出的消息得知：“文强与特务正在搓麻将”，随即唐大兴他们抓住这个最好的营救战机，扔下挖洞的工具，立即摸到监狱的铁丝网边，把铁丝网剪开一个洞。然后通过联络手段，向监狱里发信号。

唐大兴他们把监狱的铁丝网剪破之后，就藏身在铁丝网岩边下的树丛中，潜伏等待着文强逃出来的身影。那夜正好山城下着瓢泼大雨，文强从厕所出来之后，只听见哗啦啦的大雨，监狱被大雨淋得鸦雀无声。这时陪同文强上厕所的青年，向文示意赶快逃跑出狱。

旋即，文强冲向了雨夜中的两颗大梧桐树，来到破开的铁丝网边，迅速钻了出去。他脱下身上的长袍拧成绳索，攀爬过了二三米高的围墙。与此同时，在监狱铁丝网岩下的唐大兴等人，用警惕的眼光探视着情况。

唐大兴发现有情况，他们立即跃身伸出大手，搂接从石岩上滑落下来的文强。文强被营救逃出监狱后，他们4人趁着雨夜，奔跑在山间丛林中，终于让文强挣脱了敌人的魔掌，逃出了国民党的虎口……

文强被21军“特委会”逮捕后，是四川唯一被成功营救脱险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在他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共产党人，除去叛变者外，不是被敌人杀害，就是被判刑坐牢。

文强被救出来后，因为“特委会”的侦缉队员都认识他，不能继续留在重庆工作，必须转移外地。经文强、周敦琬与郑佑之商量决定，文、周马上离开重庆，先到江津隐蔽。

当晚，周敦琬把手中的有关工作，全部交代给了郑佑之，他们化装成一对老人，由唐大兴扮成挑夫，趁着月光赶到长江边的一个隐蔽处，在那里已经有一只木船等候他们。

文强越狱成功后，在重庆地下党的护送下，逃到周敦琬的老家江津县。因为江津县当时并不是刘湘21军的防区，而是另一个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所以，文强他们抵达江津县之后，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当文强、周敦琬逃离重庆后，“特委会”仍在四处追捕他们。文强已经不适宜在重庆工作了，因为“特委会”的那些特务都认识他。于是，“川东特委”的工作，就由郑佑之接手。

“川东特委”决定让文强和周敦琬，立即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于是，文强和周敦琬一同去了成都，找到当时的省委汇报。这时四川省委书记已经由程子键换成了罗世文。此时，新任省委书记罗世文，正在贯彻执行“王明路线”，坚决反对“右”倾路线。所以，罗世文听到文强的汇报之后，就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要给文强以“留党察看的处分。

对于罗世文的这种决定，文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文强始终坚持认为当时自己身在狱中，完全是按照狱外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巧妙与敌周旋，拖延时间以利于营救行动。而自己的那些“假口供”并没有涉及党内机密，没有给“川东特委”带来一点损失。

但是，文强的这种申辩，并没有得到罗世文的认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文强与周敦琬又多次向省委申诉，仍然没有得到罗世文的理解和信任，最后还是执意要处分文强。为此，性格耿直的文强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同罗世文据理力争，两个人的关系由此闹得更僵了。

后来，在文强拒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罗世文居然代表四川省委，对文强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面对这样的结果，文强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又逃回了湖南老家。没想到就在他回到长沙的当天母亲就去世了。此时的文强，就像一个在寒冬里迎风顶雪的孤儿，在他的身上心上又积压着雪霜……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文强又秘密地前往上海，他要找到党中央，找自己的老师周恩来申诉自己的冤屈。然而，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上海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已经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