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川南的气候异常，早晨太阳一露脸，气温立马就像燃烧的火苗一样，直往上燃升。

7月8日，这天的天气太热了，罗南陔先生早早地起床了，像往日那样穿上短衣短裤，到江边晨练，散步歇凉。他顺着李庄码头的石阶，边走边甩手臂，一阶一阶地迈向镇街。

罗南陔大约50开外，在李庄是一个有势力有高度，财大气粗、眼界开阔的人物。据说他当时上通国府，下达黑白两道，绝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身为袍哥又是民国李庄区党部书记，而且，与共产党人有着颇深的交情。其中，他家就有5人是共产党员。

“卖报——卖报——《金岷日报》号外，日军进攻卢沟桥，全国抗日战争打响……”

罗南陔听见报童的叫卖声，顿时，他的浑身血液，像刚在长江边看见滚滚江水那样，奔腾激**。

“我买一张。”罗南陔从报童手中抢过一张《金岷日报》，抖开一看，头版头条上出现《日军进攻卢沟桥》的赫然标题。他看着标题上这7个大字，像7发子弹，射中他的眼睛，顿感头晕目眩，一头栽倒。

正好，张官周也路过此地。张看见有人倒地，就上前一看：“罗书记，你是咋回事？”

罗南陔时任民国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张官周任李庄区代理区长。罗被张的喊声拉回清醒。罗把抓在手中的《金岷日报》递给张。张官周看报——

1937年7月7日夜10时，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11时许，日军诡称演习时一个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

随后，日军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团长吉星文负伤，就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第29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抗日烽火，虽然没有燃烧到李庄。但生活在这座后方小镇的人，将会发生什么状况，谁也无法预料。

罗南陔自然懂得居安思危，自然关注全国的抗战局势，并积极组织抗战宣传活动。他们在李庄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抗日宣传队伍，经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还经常组织李庄学校师生排演《还我河山》等抗战剧目，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举办读书演讲会，张贴抗日标语……

1937年8月，淞沪大战失利。

同年11月，日寇逼近南京。

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并发布迁都宣言。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从此，重庆成为战时首都。1940年，国民政府正式以重庆为陪都。

这个时期，日军的飞机大炮，让华夏大地瑟瑟发抖。国难当头，内外交困，兵荒马乱，危机四伏。那是一个英雄角逐的时代，文人学者们却显得难以为继。为了躲避侵略者的攻击，保存国家的文脉，不少重要学术机关和高等学府，纷纷不远万里，开始了漫长的“西迁”。

当时，在战区的许多大学、科研机构纷纷寻找地点，准备搬迁到昆明、四川、重庆等大后方，寻觅一个安静的地方办学读书、进行科学研究、著书立说。

民国政府，也向四川等地致函，要求积极接纳有关大学、科研机构迁移四川，提供帮助支持。

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心急如焚。他们正在酝酿把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史语所、社科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向抗战大后方转移。

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隶属国民政府，是当时全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并列于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等五大院。首任院长蔡元培。总办事处在南京，设在南京的还有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设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

史语所，是各所人数最多的科研机构。他们在战前最大成就是新材料的发现。新材料是建设新学术的物质基础。包括从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铜器，从故宫接手的明清档案，南京存放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书籍。还有一批“民间文艺组”征集到的歌谣、杂曲、戏曲、说唱等，共8000余本，是世界上收藏最丰富的中国通俗民间文化资料。

以梁思成为骨干的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抗战期间，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随着战事的恶化，中国部分地区沦陷了。为保存中华文化和优秀人才，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将一大批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逐渐开始撤向中国后方……

抗战初期，由于战局十分被动，中国脆弱，而落后的交通运输，不仅承担着日益繁重的后勤运输任务，各个车站码头还挤满了涌向大后方的人，到处出现了流亡的人们。

那时，全国各个车站、码头挤满了涌向大后方逃难的人们，其中也包括许多人文科学巨将。他们向昆明逃难，把它作为栖身之地。

在这些人群中，就有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大师傅斯年，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

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他们一家5口人（岳母、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也像当年其他逃亡的人群一样，踏上流亡未知的旅程，随时都有面临死亡的威胁。

梁家人当时在国难当头之时的逃亡经历，就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逃亡人群的一个典型缩影。

梁思成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著名领袖梁启超先生的长子。1901年出生于日本。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后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硕士，继而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东方艺术专业。与他同行的是一位被称为“旷世美丽、才华绝代”的姑娘——林徽因。

林徽因在宾大美术系读学士，后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研修舞美设计。她在诗歌、散文、戏剧方面颇有造诣。其中，她写的著名诗篇《你是人间四月天》，自今的人仍然在传诵。

在外国留学学习建筑的过程中，梁思成发现文明的中国建筑史，竟然都是由外国人编写的。因而，那时他就潜心学习建筑学，决心今后为中国写出首部建筑史书。

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因此，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成就了他们的情感和一生的美好姻缘。

1928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恋人，终成眷属，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接着他们利用蜜月期间，按照其父梁启超的安排，到达欧洲参观考察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著名古建筑。

梁思成他们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于是，同年8月回到祖国——北京。

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后，居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他们的家朴素而高雅，生活幸福。林徽因在协和医院生下女儿，取名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

这对学子夫妻，生活颇有情趣。偶尔也因为一些学术上不同观点发生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也常因对一件艺术品、一首诗歌的评论而发生小吵，在平凡的生活中，常常上演文化氛围的情景剧目。

说来也怪，梁思成、林徽因长期在海外生活，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人。然而他们钟情的却是中国民族的建筑和艺术。婚后夫妻二人致力于建筑事业，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从此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梁思成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先生。朱启钤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后因为支持袁世凯复辟而饱受非议，并因此退出政坛。之后，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早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中美庚子赔款基金和其他一些文化基金，于1929年开始的关于《营造法式》的系列主题讲座，后来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的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

中国营造学社，是从松散的个人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勘探调查工作，搜集到了大量珍贵资料和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当时，对于中国的古建筑，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研究，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考察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啊。

因此，梁思成、林徽因开始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大面积、宽领域的考察研究。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处。

当他们看到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时，心中就像家里的宝贝被毁遭窃的苦痛。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从此，他坚定信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从1931年起，梁思成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他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到处进行实地的考察调查、测绘研究。

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北京不久将被日军占领。抗日战争开始时，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坚决不当汉奸。

1937年9月，梁思成从外地考察回北京后，他们就被迫搬迁，离开北平。他带领全家，领着中国营造学社仓促上路，匆匆离开了北平，同行的还有好友金岳霖和清华的另外两个教授，开始了长达九年的逃难生活。他们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学习研究。

他们首先从北平到了天津，再从天津坐船去青岛。在青岛下船后，梁思成看见了中国警察，非常兴奋。他上前紧紧拥抱了那位中国警察。因为在北平天津时，看到的满街都是穿黄衣裳的日本皇军，日本人荷枪实弹，让人害怕。于是，在青岛短暂停留之后，他们就由北向南奔走。

他们来到了长沙。长沙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深厚的楚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蕴，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长沙有“山水洲城”之美誉，历史上涌现出众多名人，留下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

可眼下的这座千年古城，在战乱的骤然膨胀中，到处拥塞不堪，混乱无序。梁思成、林徽因他们没有来得及去观赏城市的风情，却每天听到的是空袭警报声，看见的是天空中日军飞机狂飞乱炸。

梁思成、林徽因在长沙时，临时住宅是三间房子。当时他们家有5人。那天，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

日本飞机又来猝然临空，向长沙市投下了炸弹。由于当局疏忽，没有发现敌机，就没有发出防空警报。日机突然轰炸，让人惊惶万分，无数人在奔跑，冲向防空洞或地下室里避难。

当时，他们看到敌机扔下两颗炸弹，炸弹爆响的轰鸣声，吓得他们惊慌失措。梁思成、林徽因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冲出家门，冲下楼梯时，他们的房子就被炸垮了。

出于奇特的本能，他们两个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刚跑出家门，又一枚炸弹落在他们前面十多米处的地方。林徽因抱着儿子原地卧倒。她眼看住的房子开始裂开，那些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像雨点般地落到他们身上。

梁思成大喊一声：“徽因，站起来，我们冲出去！”他抱着女儿，领着岳母，妻子紧跟在他们身后，从旁门冲了出去，冲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他们向防空洞跑去的路上，看见另一架敌轰炸机正在下降，又要投弹了。梁思成大喊卧倒！他们停止奔跑，全部原地卧倒。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就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

敌机投下了一颗炸弹，落在他们卧倒的街头，离他们大约只有10多米远。这枚炸弹是一颗哑弹，没有爆炸。梁家人才幸免于难，险象环生。

敌机一轮轰炸之后，飞回了日本鬼子的老巢。梁思成带着家人，回到住处时，看到的是一片被炸后的狼烟废墟。他们悲苦的眼泪，像炸碎的瓦砾，洒落一地。

家没有了，被敌机炸毁了。他们只能悲伤地从废墟瓦砾中，用双手掏出自家的一些东西，然后，暂时借住在朋友的家里。

1937年12月，梁思成带着家人，跟随一批逃难的人，伤心地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他们到了湖南邻近贵州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要被军方征用，一般乘客只能留下，无限期地苦等。

日军飞机经常从空中飞过，抛下罪恶的炸弹。炸弹像一张张纸鸢，在空中飘**，闪闪发光，向逃亡的人飞来。

晃县，坐落在一条简易公路的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光。这里已滞留了几批旅客，到处人满为患。

冬风萧萧，人心惶惶。梁思成带着家人，走在泥污的路上，想到萧条的街上，寻找一个夜宿的地方，可到处都是人满为患，没有旅馆可住的。

林徽因又生着病，发着高烧，浑身颤抖。她实在没了力气行走。梁思成终于看见路边有一个小茶馆，他们就闯了进去。

梁先生礼貌地走向茶馆老板：“老板好！我们一家人落难来到这里，实在找不到住处，想在你处夜宿一晚，帮帮忙行吗？”

茶馆老板又见来人寻找住处，打搅了他的营生，一口回绝：“我这店小，自家人都住得很紧的，你们请便吧！”

梁思成继续央求：“我太太生病了，她实在走不动了，请你帮忙打个地铺，我们用自己的被子，行行好吧！”

茶馆老板抬头一看，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两颊绯红，像是正在发烧，怜悯地说：“打个地铺可以，但明天一早你们得走哈！”

“谢谢！我们明天一定离开，再到别的地方寻找住处。”梁思成对岳母说，“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去拿夜宿被物。”

梁思成刚走出茶馆，听到从风雨声中，传来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感到吃惊，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有人能拉琴。这拉琴的是什么人？一定是有文化的人。于是，他就寻着琴声而去，也许能找他帮上一点忙？

拉琴的人就在茶馆对面不远处，那是一排小平房，从房门里射出幽暗的光亮。梁思成走到平房门前，琴声戛然而止。他惊讶地发现，拉琴的人是一个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里面还有十来双疑问的眼睛，同时望着他。

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真的遇上了兵！梁思成看见他们着空军军装，难为情地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我们一家人从湖南搬迁到昆明去，可到了这里，车被军方调用了，走不了，今晚找不到夜宿的地方。”他立即又说：“我的内弟林恒，他也是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

“林恒我们认识，我们是一期的同学。”几个青年军人，当然知道这几天，在晃县留下的，都是一些大学者，知名人士。那个拉琴的人就问：“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梁思成。”

“你太太是林徽因？”

“你咋知道的？”

那个拉琴的年轻人立即热情上迎：“梁先生请进屋里坐。你们夫妻名气大，这个我当然知道，而且，林恒曾经对我们讲过的。我还知道林姐姐写的著名诗篇《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我还能背诵的。”于是，那个年轻人张口就背诵——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梁思成听了拉琴青年背诵妻子的诗歌后，感到十分欣慰，问他叫什么名字。

拉琴的青年军人立即回答：“王忠实。”

“梁先生，我们跟你一起去把梁师母他们接过来，在我们这里小住。”

落难之时遇到弟弟的同学，令梁思成感动。王忠实同另一位青年军人，跟着梁先生走向茶馆，另外的人立即腾出一个房间，为迎接他们的到来铺床。

“徽因，你们跟我走，到他们那里去住。他们是弟弟林恒的军校同学。”梁思成欣喜地对妻子说。

林徽因本来全身无力。一听说他们是弟弟的同学，立即向王忠实打听：“林恒现在哪儿？”

“这个我们具体不知道，但知道林恒他们也在撤往昆明的路上。”

林母知道他们是儿子的战友，在黑夜里，老人家的眼像夜猫的眼睛那样睁亮，打量着儿子的战友，用冰凉的手拉着王忠实的手说：“请你们多多关照我家恒儿啊。”

王忠实说：“林伯母，我们是战友，都会相互帮助的，请你老人家放心。请你跟我们走吧，去我们那儿住，能挡风遮雨的。”

“好好。”王忠实搀扶着林伯母，另一个扶着林徽因：“林姐姐，你写的诗好美，我们都爱读，能认识你，我十分荣幸。”

林徽因只是向这位热心的年轻人点头，但她一直没有气力说话。

梁家人跟着王忠实他们，走进了那排平房里。

那些年轻人热情地帮他们铺好床铺，还拿出了军用干粮给他们充饥。这一夜，林徽因因急性肺炎高烧40度，一进门就躺在简易的床铺上，昏迷不醒了。

第二天，住在这里的20来个年轻军人同梁思成、林徽因聊天。知道他们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几天了。

经过聊天，他们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王忠实，都是梁思成的同乡。他们从此结下了友谊，这是后话。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烧了，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

坐上长途汽车，汽车在蜿蜒盘山公路上，普普普普一路像蜗牛爬行。一天只能走100多公里。

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家人，坐在车上，白天还能看看山景，望望田野，还比较能打发时光。晚上，汽车无法在黑夜里前行。车就停靠在荒山野林的简易公路上。

人也只能夜宿在车上。梁思成他们就打开被子褥子等物品，用于抵挡夜里的风寒。但每天早上醒来后，又要收拾整理行囊，用油布包好包袱，以防淋雨。

从长沙坐汽车出发时，本来计划是十天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一路艰辛，几经周折，1938年1月中旬，梁家人才艰难一路、踉踉跄跄地到达昆明。

到达昆明，梁家先后借住巡津街“止园”处。这年底，梁家所租住的房子，又被老板收回。来昆明还不到一年时间，梁家人就搬了几次家，真是居无定所，住的不安。

为了能有一个稳定的住处，梁思成就对林徽因说：“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法子，解决一家人长时间的居住，干脆自己动手建房。”

“好，我们本来就是学习建筑专业的，自己建房，还能得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林徽因赞成丈夫的建议。

于是，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就在城郊附近的龙泉镇，找到一个可以建房的地方，自已动手，开始设计他们一生唯一的，建造自己的居所。建造的简易居所，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庄。

在修建房屋时，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还亲自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自嘲这幢“家舍其实是简陋不堪的，在修建房屋时，耗尽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以致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颗钉子而精打细算……”

梁林经过一个多月的劳作，终于建起了一个简朴的瓦舍。他们一家人，终于在漂泊中有了自己建造的暖巢。昆明的家，自然与以前生活的富有，相差太远。

这里的生活环境相当的差，没有自来水，靠挑水来吃用；没有电灯，就用油灯照明；没有电话，送达消息只能靠双腿；而生活用品、粮食蔬菜就必须外出去买。雨天走在泥泞的路上，晴天又是尘土飞扬，这些都不在话下，关键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日本的飞机轰炸。

对此，林徽因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恨不得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每次空袭过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威力一般嘛’。之后，我们通常会变得异常活跃，好像要把刚刚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于是，梁思成就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仁，到昆明及郊区考察古建筑，奔赴丽江、大理、楚雄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测绘研究西南古建筑……”

建好房屋后，让他们日后的生活，陷入山穷水尽的经济窘境之中。然而，这里风景优美，花卉盛开，每天清早起床，还能听到鸟儿发出悦耳的歌唱叫声，赶走了他们心头的郁闷，释放出文人的豪情……

那时搬迁到昆明借居的机构很多。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就在昆明。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化整为零。他们以所为建制，如下设史语所、社科所等科研单位，陆续迁徙。

当时，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先是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七七事变”后，迁至湖南长沙。

此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也撤到长沙，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许多研究员也在北大兼课。因此，史语所参与了西南联大由长沙撤退昆明的联合行动。

去昆明分成三路人马。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经越南到达昆明；第二批是沿长沙、贵阳至昆明的公路上徒步行军；史语所选择的是第三条路线，搭乘汽车先到桂林，再到龙州，经越南梁山，然后搭火车到河内，再坐火车到昆明。

史语所抵达昆明半个多月后，西南联大的师生，也从贵阳赶到昆明。队伍正好路过史语所，临时租赁在拓东路宿舍门前。他们站在路边迎候师生，当队伍一到，他们立即递茶送水，热情欢迎。

迁徙的艰辛终于暂时结束了，大家平安团聚，自然苦中有乐。因而，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唱起了语言所主任、赵元任为欢迎师生搬迁团聚而赶写的歌曲——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这歌声，传递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这歌声，让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到达昆明时，傅斯年此时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总部。史语所的董作宾就写信向傅所长作了报告：

我等于3月12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搬运公家要物来此，大家费力甚大。特别是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我等亦随同料理，尽心竭力，保证了公物的安全。唯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好在宿舍现已整理好，我等及诸君用包装木箱作书桌工作，亦堪适用。此地天气甚为和暖干燥。空气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饭，稍感生活不安……

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各科研所，也分散在昆明市区。史语所在龙头村，社科所在落索坡，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竹园村，营造学社在麦地村，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瓦窑村。

春城昆明，阳光灿烂，山清水秀，四季花香。昆明湖碧波**漾，清澈的湖水，**涤了那些逃难学者们身上的尘埃，心灵上的阴霾。

因此，从各地搬迁汇聚在昆明的单位，又出生了生机，焕发了精神，在这里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工作。

史语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考察团，到大理进行文物发掘，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语言组赵元任、李方桂等，又在筹建语音室，并开始筹划大规模的南方方言调查整理工作。

在昆明期间，傅斯年还为学生陈述、吴富荣这对“逃难恋人”，专门举办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在结婚仪式上，傅所长还为这对新人证婚。

陈述与吴富荣，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他们这一对惊鸿，搭建在流亡和空袭中的爱巢，为苦难的学者们，还是带来了一丝幸福的喜气。

西南联大搬迁到昆明来后，没有校园，教学上课都是到处租用民房，四处散在昆明各处，实在是无法正常开展教学工作。校方请求当地政府支持，云南省政府就给西南联大划拨了100多亩廉价的土地，用于建设西南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请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为联大设计校舍。梁林二位，精心设计、加班加点，设计的方案很快就完成了。但校方却因为经费超出预算，请求二位重新设计。

梁林二位又埋头苦改，反复修订，把原来设计的高楼改成矮楼，矮楼又改成平房，砖墙换成了土墙，青瓦屋顶也统统变成了铁皮和茅草。他们费尽了心思，付出了辛劳。林徽因每次修改自己设计的作品时，痛心的眼泪，滴滴答答地掉在设计的图稿上……

学校终于建起来了，开课之后，林徽因就到西南联大担任教学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师生员工同仇敌忾，曾通电全国声援，并组成前敌将士后援会，举行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将募捐到的全部款项，立即汇交前方将士。

同济大学是20世纪初，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次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与创办不久的同济德文工学堂合并，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7年成为国立同济大学，是中国最早的7所国立大学之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著称的综合性大学。

上海的“八一三”事件，黄浦江与东海的波浪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水，闸北和浦东也被战火的硝烟，燃烧成一片黑暗的废墟，在上海的同济大学不能幸免，一夜间同济化为尘土。惊恐的同济人，还没来得及打点行装，就仓皇大撤离。

同济大学经过数次迁校，辗转浙、赣、湘、粤、桂、黔、滇等地，越过千山万水，冒着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忍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行程几千公里。

1937年11月，金华不断遭受日机空袭。学校决定第3次迁校，从金华迁往江西赣州。

1938年1月底，正式复课。当时同济大学有学生1000多人，教师73人，其中德国教授13人。

在战乱中，同济大学一面搬迁，一面坚持教学工作，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8年下半年，因战事关系，德国政府停止了给予教授的特种补助及其他补助金，于是，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中国教师挑起了教学的担子。

战火燃烧，势局突变，九江危急。同济大学又从赣州迁到了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其间，有千余公里的水路。同学们经过步行、乘车、坐船，前后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到达了八步镇。

当学校前期人马刚刚迁到八步镇，正准备维修校舍复课时。日军大举进攻华南，广州沦陷，战事危急，又不得不再次搬迁。校方决定，搬迁到昆明。

同济大学从广西迁往昆明时，兵分两路：毕业班同学、女生、患病的学生和教职工为一路，乘汽车从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生组织的步行队，翻越十万大山到南宁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马龙州会合，再乘汽车至越南同登，又换乘火车，从梁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于1939年春节，全校师生才陆续抵达昆明。

同济大学迁到昆明后，“宝隆医院”（产权一直归德国人所有）绝大部分德籍医生，没有随同济医学院前往昆明，医学院院长柏德辞去院长职务。宝隆医院不再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为此，学校在第五重伤医院和诊疗所的基础上，组成了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昆明期间，同济大学又开设了实习工厂、电工实验室和化学实验馆等，保证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但学校困难重重、经费缺乏，校舍分散，七零八落，散在10多处。尤其是教学读书、工作生活面临困难的境地。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同济大学在昆明的两年中，仍然坚持办学。医学院在八省会馆设有解剖馆，由昆明地方法院提供无人认领尸体，供解剖学之用。

同济大学曾计划在昆明海埂修建新校舍，设计了校园建设图纸，并积极地筹措建校经费，进行新校园的建设工作。

前面已经讲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在逃难路上（晃县），遇到热心的几位年轻航校学员。抵达昆明后，他们再次相逢。相逢的机缘，起于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林恒他们的航校已搬迁到了昆明。当他们提及在“晃县相遇”时，自然就与梁家结成了“亲人”。

因此，那些航空学员，家在外乡，就把同学的姐姐当作亲人。每逢节假日，林恒总要带几位同学、战友到姐姐家聚会。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那些飞行学员还请“梁林”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仪式。

毕业不久，飞行员们就开始对日作战。在作战中，噩耗也陆续传来。因为这些飞行员的亲人无法联系，当有人为国捐躯后，个人的遗物和阵亡通知书，都会寄到梁家。

一天，梁思成收到了那个拉琴的王忠实的阵亡通知书，交给林徽看时，她就像王忠实的亲人一样，含着悲痛的泪水，为王处理好后事……

1940年日本鬼子战到了长沙，威胁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日军飞机经常对昆明也进行了狂轰滥炸，人们开始频频躲避日军的空袭。那些才拿起教鞭的老师，捧起书本的学生，坐下研究学问的学者们，又没法安宁了，不得不离开教室，再也找不到一张安放平静的书桌了。

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那些西迁的逃亡者又丢开手里的工作，频频地躲避空袭。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就此终结，打算搬迁四川后方，并向四川的校友，发出公函，请求协助寻找安校的地方。

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心急如焚，他们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科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到四川的事宜。

面对严峻的局势，敌机无休止的轰炸，傅斯年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也是束手无策。但是，傅所长坚信，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总能找到一个比较隐蔽、比较偏僻、比较安静的环境；同时，那里又要接纳他们。可这样的地方去哪儿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