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幢白色城堡式楼房，孤独地立在面向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土坡上，远看着挺像一个腰板挺得笔直的水兵，穿一身白色戎装，百多年了依然英武帅气。

那里过去是驻扎在弹子石谦泰巷的北洋水师营务处，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战败后就荒芜了。随后一小队法国士兵在“奥利号”舰长休斯特·南希的带领下，接管了这片荒地，开始了对营务处营房的重建。到1903年，一栋白色的法式券廊建筑就长期地安扎在这里，“奥当法国水师营”就成为当时重庆家喻户晓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秋后的傍晚，一位发白如雪，走路蹒跚的法国老太在两位导游的搀扶下，找到南滨路好吃一条街背后的小山坡上。她们边走边瞧手里的一张发黄的老明信片，指着坡上绿树浓荫遮盖的白色小洋楼有些激动地说：“是这里，瞧瞧就是这里。”

那是幢让一排餐饮小店遮挡住的法式洋楼，旁边中式翘檐大门还是老样子，只是漆掉了墙皮也剥脱了不少，瞧着有些凄凉。“就是这里，我记得这个大门，只是门顶上的该是只展翅的大鹰。”老太激动得鼻尖都红了，对旁边的中国导游说：“快叫开门，我想进去瞧瞧。”她喘着粗气，有些迫不及待了。

来给她们开门的是位胖胖的中年女人，见到外国老太也愣住了。导游给她说了，这位玛利·乐和甘夫人70多年前出生在这里，她从遥远的法国找到这里来，就是想故地重游，追忆难以忘怀的中国老家。中年女人让她们进去了，说这里本来是重庆粮油机械厂，后又做粮食仓库和面粉加工厂，已经搬走好几年了，一直荒着。南岸区政府说要原样修复，开办什么酒楼，正等着开发公司来呢。

玛利夫人站在有些荒芜的院子里，石板地已经破碎了，石缝隙里野草丛生，久不打扫的枯树叶已经让雨水腐蚀了，一股刺鼻的腐烂味。院中的花台也损毁得不成样，让野藤枯枝丫厚厚地遮盖着。她还是惊喜地叫起来，手抚摸着染满苔藓的石梯坎说：“看见了吧，这是我的台阶。”她从挎在手腕上的皮袋子里掏出一张老照片，有个慈祥的老奶奶搂着一个穿白色衣裤的小婴儿站在台阶前的一张餐桌上。她指着照片上的老奶奶说：“这是我的祖母，小婴儿就是我。”她说：“我父亲叫儒勒·乐和甘，是法国驻华领事。父亲特别爱我祖母，从法国来重庆的领事馆上任时，就一直带着我祖母。那时，我年轻的父母刚结婚不久，带着老人一起生活相当不容易。我也很喜欢祖母，她总是温暖地笑着，用暖炉似的手掌轻抚我的脸颊，对我说吃东西别吃得太多了，肚子会爆炸的。就用一根绳子把我的肚子捆起来，说这样我吃得再多都不会炸开花了。”玛利夫人笑了，有泪水在脸颊上闪烁。

玛利夫人踩着满地的枯叶，在院子里慢慢转悠，她心内封闭很久的记忆之门正一扇扇掀开，在这满院的荒芜中把过去的模样一点一点地修复过来。她指着花台说：“这里种满了雏菊和绣球花，一年四季都花开不败，阳光晒在这里，就有大群的蝴蝶飞过来。我们就追着蝴蝶玩。靠大屋角的那里搭着一排葡萄藤，这个季节藤上挂满了肥大的紫葡萄，父亲爱把餐桌摆到葡萄架下，饮着红酒，吃面包片。我的中国乳母就抱着我去屋前的走廊上，瞧军舰‘奥利号’闪着刺眼的灯光巡逻归来。院子里响起军人筒靴的踢踏声时，父亲举起酒杯唱起《马赛曲》，撬开了红酒瓶塞，同归来的军人们畅饮到深夜。夜风冷了，母亲就从乳母手里接过我，抱我到屋子里的小**。有时，中国乳母会陪着我，和我一起看窗外天空闪烁的星星，给我讲中国的神话故事。我知道星空中的天河，知道天河有牛郎和织女一对情人，知道只有每年的7月7日才由喜鹊在天河搭起桥，他们才能在桥心相会。我不懂为什么让喜鹊搭桥，为什么不去那里修筑铁桥，让有情人天天相会呢？”

玛利夫人久久盯着前面的院墙，墙上爬满了巴壁草的枯藤。她发现了什么，有些激动了，冲过去拨开枯藤的枝蔓，一块大石头上刻着题词：“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尔，在此指挥建造了法国领事馆。”她又激动了，回头对两个导游很肯定地说：“就是这里，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那天，她们绕着转廊把每间屋子都转了遍，尽管每间屋子的门都紧锁着，窗户也让木板钉死了。可玛利夫人依然记得哪间屋子住着父母，哪间屋子是祖母住的，她和中国乳母住的是哪间。在靠楼梯的第2间屋门前，她停下来，在封闭的门和窗户前都嗅了嗅，眼圈红了，说：“我还能嗅到那时的气味。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屋里那张小木床还出生了另一个法国男孩子，记得叫吕西安·博达尔。他比我小几天，两岁多了还睡在这间屋子里。记得那时楼外的常春藤长得很旺盛，长长的挂满绿叶的藤条就从窗户缝隙伸了进去，瞧着像挂满了绿色的小铃铛。我的乳母抱着我在窗户前瞧着还在睡懒觉的小吕西安，我就摇着常春藤枝条说：叮叮当当，起床铃响了，懒猪该起床了！”她忍不住又笑起来，把旁边的导游也逗笑了。

那天，她们就坐在“我的台阶”上沉默地待到半夜，还舍不得离开。听着轮船响着汽笛和马达声缓缓在江面驶过，瞧着江对岸高楼如林，霓虹闪耀，叹息着说：“想不到呀，从前这里好安静，只江对岸稀疏的民房有昏暗的灯光，江边一片漆黑。在荒僻的南岸，有时还会听见野狼嗥叫。中国乳母就抱紧我说睡觉的孩子不怕狼，听话的孩子狼不吃。”

玛利夫人走出这幢盛满记忆的法式白楼房，走出院门站在荒坡下，又回头久久盯着这幢开始苍老衰朽的楼房，泪眼模糊了。她还是很满足地昂起头说：“真是奇迹！70年后，找到我出生的领事馆，真是动人心魄。这趟重庆的逗留，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仿佛普鲁斯特说的追忆似水流年……”

后来，玛利·乐和甘回法国后，把父亲当年在中国留下的明信片和寄回法国的信件编辑成一本书《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她来奥当法国水兵营寻找儿时记忆的事也编进了这本书里。

时光又匆匆过去了20多年，城市在变，山川换颜，时代朝前，只有长江水浪依旧浩浩****奔流向东。我抱着两部书也抱着满心的好奇，站在曾经的奥当法国水兵营前。一部是玛利·乐和甘把父亲曾经从中国寄回家里的信件和明信片编成的书《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另一部是重庆籍旅英女作家虹影写给女儿的美丽又伤感的童话《奥当女孩》。两部书像两棵枝叶茂盛的藤蔓植物，根须都深扎在这里——曾经的奥当法国水兵营里。她俩一个折叠岁月时光，日暮西山时回顾太阳初升的新鲜灿烂；一个折叠现实与梦幻，在荒芜凄凉的现实里幻想美如童话的天国。而我站在已经改造成“香榭里1902”酒吧前，尽管油漆与粉刷得犹如新建，我心内还是有些怪味。特别是那个低矮的中式翘檐尖顶大门，门楣上的那几个字“大法国水师军”，我还是感受到了什么。在她与她眼里，那里的祥和温馨与童话般的美丽在我眼前如灰雾飘散。那就是一座从历史尘埃中清洗出来的石碑，除了中国曾经遭遇过的那些屈辱的往事，还有就是重庆的大门曾经敞开过，以宽厚的胸怀与世界拥抱过。

而时光如长江水匆匆流过，此时酒吧内，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把一曲《给爱德琳的诗》演奏得极为温馨柔情。烛光已点燃，红酒已开瓶，不知道迎来的宾客是谁？是那个在这里出生，长到两岁多才离开的小玛利，还是那个叫桑桑的穷小子和他的奥当小女孩？

这里已不是70多年后玛利夫人重返故地时满眼的衰败荒芜凄凉，也不是作家虹影笔下的幻境：“庭院灯火通明，窗子、走廊、地板洁净整齐，栏杆扶手红漆光亮照人，喷泉喷着水花……天桥下有棵老石榴树，还有玫瑰牡丹，叫不出名的花树开得正艳，花香扑面而来……”我踏进这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子内，似乎踏上百多年前从长江下游破浪而来的奥利号军舰的甲板，嗅到了刺鼻的煤烟味和机油味。那些金发碧眼的军人们，在院内跑来跑去，钉满铁钉的长筒军靴把镶着石板的院子踩踏得“嗵嗵嗵”响。他们在爬满青藤的屋前摆上聚桌，喝着从遥远的法国运来的红酒，说一些无聊的俏皮话。酒吧内传出的钢琴声是另一个时代的消费，我一步一步走上雕着花纹的阶梯，在开满紫色牵牛花的廊道上走着，似乎转过一个弯道就能瞧见小玛利在中国保姆怀里舞着小手欢叫，瞧见穷小子桑桑和奥当女孩手拉着手，踩着温暖如春的钢琴曲跳起了华尔兹。

百多年前，当那个叫立德乐的英国商人把蒸汽火轮开进重庆，打开了川江现代航运的大门，长江南岸这一带就变成了重庆的外滩。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建立洋行、医院、教堂、领事馆、军营、俱乐部。法国海军军官虎尔斯特率领海军军舰测量川江，奥利号船长休斯特·南希建下了这座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白色城堡，供应物资、护卫航道水警。这些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就是看中了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商贸基地，通过这里的长江航运或西去南亚北非的古商道，可以把商贸的野心伸向更广阔的世界。

那时的人们将古堡唤作奥当军营，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里改作法国领事馆。

水师营石墙上铭刻着一行纪念文字，悼念一个汉语名字的舰长——武**。不知那堵冰冷的石墙上流传着怎样的故事，不知他的魂魄在沧桑的百年之后是否还会夜夜归来，喝一杯刚刚沏上的热咖啡？东逝的滚滚长江水呀，早把过去的童话冲刷得干干净净，徒余这座带着法兰西文明痕迹的老城堡，立在异域的江岸孤独地守望。

站在白色古楼的走廊前，我再次打开了两本书。百年时光在折叠，人的一生在折叠，童话与现实在折叠，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折叠。唯长江水平缓稳重地流淌，艳丽的朝天门大桥横过大江，形成一道彩虹似的弧线……

（嘎子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