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与大礼堂有交集，是从它的名称开始的。

那时我刚上小学2年级。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讲人民大会堂，老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但我听得一头雾水。下课后我去问老师：“你说大礼堂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边上，我看到的那个广场没有那么大呀！”老师很惊奇：你亲眼见过人民大会堂？我很肯定：就在暑假，我跟着爸爸妈妈去看的！老师更惊奇：你坐火车了？我说不是坐火车，是坐过河船……那个老师恍然大悟，笑得花枝乱颤。然后她很认真地告诉我：你去的那叫人民大礼堂，在我们重庆。人民大会堂是在首都北京，去看它要坐火车……

人民大礼堂和人民大会堂，仅一字之差；一个小学生把二者搞混，也许情有可原。

但关于重庆人民大礼堂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真假难辨，甚至以讹传讹，就不正常了。

“大礼堂的设计师后来被枪毙了”——这是众多传言中最具爆炸性的一个。如同许多重庆人一样，我也听说过，同时也无法证实或证伪。

直到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20世纪90年代要改扩建，我才从主持改扩建工程的负责人陈荣华先生口中，第一次知道大礼堂的设计者、那个被人称为“张聋子”的张家德，是在80年代因病去世的。

那就来说说“张聋子”张家德和大礼堂的故事。

众多传说中，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当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主政的西南军政委员会，面向社会征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设计方案，各路大师纷至沓来，但他们的设计方案都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直到1951年6月的某一天，戴着瓶底厚眼镜的张家德抱着一卷图纸走进了工程招标办公室，在众人面前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幅他亲手绘制，近20米长的设计方案图卷……

观者全都眼前一亮！心直口快的贺龙脱口而出：就是它了……于是，张家德高超的绘画技巧让他的设计方案一举中标。

传说只是传说。张家德的方案中标，绝不是“画得好看”。

当年，张家德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工程设计方案——

“我的构思是集北京故宫和皇家建筑之大成，但采取了全新的构图法则。进厅的顶部参考了天安门的形式，而大礼堂的屋顶上面则以天坛式三重攒尖宝顶作为皇冠，南北两翼配上柱廊式的长楼，并以不同形式的楼阁加以分割和收尾，具有故宫午门的架势。这种造型比St. Peter（圣彼得大教堂）或St. Paul（圣保罗大教堂）还要壮观，用超越古代皇宫的建筑作为当今天子——人民大众共商国是的殿堂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它坐落在马鞍山上，俯视则虎踞龙盘，仰视则巍然屹立，显示出革命胜利后人民政权的轩昂气宇。……我要把中国的天坛大圆顶放在半圆球体的钢架结构上，来个洋为中用，中洋结合！”

张家德敢这样说，是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实力。斯时，张家德39岁，作为一个建筑师，正当年。

我们看看张家德的履历，便可知他为何底气十足——

张家德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一个贫寒的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同时选修结构专业课程。

1935年7月，张家德从中大毕业，并于同年获得全国高等建设文官考试第二名。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他参加设计了南京军校工程、市民新村等七八十幢建筑，其中南京国民大会堂获得了全国建筑工程师第四等奖。

1938—1940年间张家德回到四川，在成都蜀华实业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设计了成都新声剧场原址的中央大戏院、聚兴诚银行、沙利文舞楼、私人住宅以及泸州23兵工厂等工程。就在聚兴诚银行工地检查工程质量时，一场大雨使他患上了肺炎，又被庸医所误，药物中毒导致了永久性耳聋。

1941年起，他开始主持“迦德建筑师事务所”，在重庆主要作品有：陕西街建设银行总行、内江分行、小龙坎电影院等。

1949年9月2日，在重庆那场惨烈的“九二火灾”中，张家德所居住的一幢4层小楼也在火海中付之一炬！所幸他当时不在楼内，逃过一劫。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张家德到新成立的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做了一名组长。他以满腔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投身到“建设人民的新重庆”热潮中，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3年“恢复时期”，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大礼堂以其鲜明的民族建筑形式，于1954年4月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后，为重庆、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莅临，众多外国政要、访华团体和各界名流，纷纷慕名前往。印度总理尼赫鲁甚至指示驻华使馆通过中国外交部索要大礼堂设计图纸，为在新德里修建印度国家大剧院做参考。

有句话怎么说的？天有不测风云。

195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的文章；紧跟着在“反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想”中，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又遭到了点名批判。

张家德从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转瞬跌入人生低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更有甚者，“张聋子被枪毙了”的谣传亦不胫而走。

但在业内，张家德依然没有消失。1959年2月3日起，张家德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全国建筑界著名专家关于“十大工程”的设计研讨会，并作为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的3位钢结构专家之一，负责审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图纸，奉命在将承担终身责任的责任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只是，后来他连在图纸上签字的机会也没有了。

1979年，张家德终于得以彻底平反，并被调任中国建筑科技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当国家建委、建研院的领导与张家德见面时，张家德第一句话就是：“请给我工作，马上给我工作！”

1982年5月20日，张家德终因肺气肿、肺心病在北京辞世。

大礼堂奇迹的创造者去了天上，而大礼堂的传奇一直都在人间！

2004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提交的“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22项清单中，就已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列入。

2013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一批至第七批、共507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为数不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公共建筑中的一项。

《弗莱彻建筑史》1987年英文版第19版中，收录了作为“中国当代建筑43项”之一的“重庆市大礼堂”，它位列43项的第二位。

大礼堂从建成至今的近70年时间里，经历了5次大修，数十次小修。

在20世纪末，又一次对大礼堂进行修缮时，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专门请了北京的一个著名古建修缮队来重庆，因为许多表面的彩绘、涂饰，技术性很强，当时重庆本地古建筑修缮水平还达不到要求。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因建筑外立面的土红色抹灰需要用猪血调制，且用量极大，所以重庆人火锅主菜之一的“血旺”，短期内有可能供不应求。为此市里还特别层层传达了有关精神：大意是望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大礼堂修缮云云。我记得在一次传达会上当场就有人喊：“支持支持！肯定扎起（重庆话，意思是力挺）！血旺少了没关系，多吃毛肚就是！”话音未落，笑声一片。

其实，“吃”大礼堂的高段位，是真正进到大礼堂里面去，吃它的“环境”。

大约3年前，我在三亚碰见多年未见的一个朋友。他开了一辆手动挡的路虎把我接到他拥有无敌海景的度假房，拎出一瓶茅台，又亲自做了一顿海鲜大餐。当我俩都有一点懵圈时，他一脸幸福地说：“知道我至今难忘的是哪一顿吗？”“那一顿！……”我奇怪自己怎么敢如此肯定。朋友会心一笑：“对，

重庆人民大礼堂（嘎子 摄）

就是我去浦东之前，你在重庆大礼堂请我喝的那一顿。”他曾走遍半个世界，也不记得20多年前到底喝的啥酒了，一直忘不了的是重庆大礼堂宴会厅的精美环境。

我有些感动，又斟上一杯：“为重庆大礼堂，干！”

大礼堂已成为重庆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城市LOGO。

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曾这样评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1950年代中国民族建筑形式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曾主持大礼堂改扩建的重庆市设计院原总建筑师陈荣华先生说：“张家德如同设计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丹麦建筑师伍重，……他俩都‘只辉煌了一次，但这一次就成了一个传奇！’”

诚哉斯言。

（鲁克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