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艰难时期的“精神堡垒”

1939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国家精神总动员运动”。为表明全民精神总动员的决心，由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等4家单位发起并筹资，选定在都邮街十字路口修建“精神堡垒”。1940年精神堡垒动工，1941年12月20日建成。精神堡垒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底座为八角形，写有“忠、孝、仁、义、爱、信、和、平”8个大字。堡垒主体为四方形木结构，四面题字有“精神堡垒”“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顶端周围为城堞式，形似烽火台。堡垒共5层，通高7丈7，象征“七七”抗战。为了防空，通体涂成黑色。精神堡垒因结构简陋、长期日晒雨淋，加之日机轰炸，逐步损坏坍塌。后来，精神堡垒被全部拆除，在原地开辟街心草坪，中间立一旗杆，悬挂国旗，人们仍然习惯称此处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与抗日战争、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连接在一起，凝聚着大后方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意志，是一座象征坚持抗战，全民浴血奋斗的丰碑，是硝烟与烽火下重庆人民的精神支柱。

中国唯一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于1946年10月9日主持市政府市政会议，为纪念抗日战争之伟大胜利，决定在精神堡垒原址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12月31日，抗战胜利纪功碑奠基，1947年10月落成。

抗战胜利纪功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八角形，盔形顶，高 27.5 米，分为碑座、碑身、标准钟、瞭望台、警钟、灯光照明、风向器、纪念钢管8个部分。

碑座用青石砌筑，占地面积642平方米。上8步石阶为水磨石平台，直径20米。水磨石平台上建八角形碑座，碑座8个面都有浮雕和铭文，分别刻有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首都的全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重庆行营代主任张群写的碑文，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张笃伦市长题写的碑名，重庆市参议会的题词等。在碑身23米高处的4个面分别安装一台标准钟。警钟设在碑身最高处，以便报警之用。

碑身为八角形，直径4米。朝民族路为正面，上面镌刻“抗战胜利纪功碑”7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

罗斯福赠送的卷轴写于1944年5月17日，由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访问时带来。卷轴全文为：“余兹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敬致此卷轴于重庆市民，以表示吾人对贵市勇毅的男女老幼人民之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罗斯福亲笔。”

10月10日上午，在抗战胜利纪功碑广场隆重举行了有各界民众万余人参加的揭幕典礼，张笃伦市长主持典礼并致辞。

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重庆人民欢欣鼓舞举着“打到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旗帜在全城游行。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日，15万重庆民众在解放碑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同志题下“人民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镌刻于碑体，字体表面贴金。从这一天起，“解放碑”名称已延续70多年。

当年便是繁华的商业、文化中心

20世纪30年代至战时首都时期，以抗战胜利纪功碑为中心的十字街是重庆市最繁华的商业区、文化区。20世纪初，十字街一条叫都邮街，另一条叫柴家巷、天官街、苍平街。战时首都时期，柴家巷、天官街、苍平街改为邹容路，都邮街改为民权路、民族路。

十字街上的大型百货公司有1930年建立的“宝元通”百货公司（现友谊商店位置），1935年成立的华华公司，恒易生百货商店，1947年开办的西大市场（八一路），中国百货公司（现重百大楼位置），新生市场，群林市场，等等。

新生市场创建于20世纪40年代初，由罗涤凡、纪云生等出资，在被日机轰炸夷为平地的五四路与民族路之间（当时叫鸡街口）的土地上修建。新生市场有两个进出口，一处在下青年路，一处在民族路。新生市场是一座综合性市场，有固定店铺，也有小摊小贩，市场内各种商品无所不有，价廉物美。

群林市场创办于1948年，其原址最早是1915年由重庆富商杨文光创办的聚兴诚银行办事处。1934年改为中国国货公司。1939年5月被日机炸毁。1947年至1948年，于此地修建两楼一底商场，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中间有空高达3层的宽阔内通道，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商场题名“琼林商场”。1959年由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为商场题名“群林市场”。群林市场有3处进出口，一处在下青年路，一处在邹容路，一处在民族路。

老字号的食品、餐饮业遍布十字街。主要有民权路的冠生园（1938年9月从上海迁渝），民族路的人道美（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会仙楼、八一路的王鸭子（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山城小汤圆（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山城担担面（创办于1895年），老四川（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中华路的吴抄手（创办于解放初期），邹容路的颐之时（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陆稿荐，等等。

大型文化娱乐场所也主要分布于解放碑十字街一带，如邹容路的国泰电影院，临江门的重庆大戏院，夫子池的大众游艺园，大同路的胜利剧场，中华路的实验剧场（原青年馆），邹容路的重庆剧场，新华路的人民剧场，始建于1951年的八一路解放军影剧院等。

国泰电影院是抗战时期重庆城内最著名的电影院，1937年2月建成，由著名电影事业家夏云瑚经营，有1500个座位。该电影院于1952年拆除改建，由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叶仲玑主持设计，1953年10月1日建成后更名为和平电影院。后又易名为东方红电影院，1979年10月复用原名。

抗战时期著名的雾季公演，大量活动就在国泰电影院等场所举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大批戏剧家撤退到大后方。自1938年10月起，重庆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戏剧活动中心。为躲避日机轰炸，根据山城天气特点，从1941年10月起，把雾季作为话剧团体举行公演的季节，因此出现了“雾季公演”。一年一度的雾季公演，一直持续到1945年，共演出了大型话剧150台以上。其中如中华剧艺社演出的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中国艺术剧社演出的曹禺改编的《家》，夏衍、于伶、宋之的合编的《戏剧春秋》，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沈浮的《金玉满堂》，中央青年剧社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怒吼剧社演出的匈牙利剧本《安魂曲》、俄罗斯剧本《大雷雨》，沈浮的《重庆24小时》，等等。周恩来、郭沫若等政界、艺术界人士，都是雾季公演的常客。《新华日报》对雾季公演刊发了大量报道。雾季公演对于促进话剧创作，丰富大后方人民精神生活，宣传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每条老街巷都来历不凡

以解放碑为中心，周边分布着几十条街巷，这些街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留下了许多重庆人的记忆。

与纪念碑相距百余米之近的“五四路”得名于抗日战争大轰炸时期。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城区进行大规模轰炸，给山城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5月3日下午1时许，日机26架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侵入市区狂炸，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陕西街等地均被炸起火，居民伤亡近1000人。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空袭市区，市区发生大火，都邮街、柴家巷尽毁，居民死2000人左右，伤3300余人。三、四两日，市区房屋被毁1200余栋。蹇家桥、鸡街、夫子池、柴家巷一带街区房屋在5月4日大轰炸中损毁严重。炸毁重建后，将蹇家桥、鸡街合并改称“五四路”，意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牢记五四大轰炸。

位于五四路92号原重庆市公安局内有一座真原堂，系1844年由法国天主教会修建。民国时期梵蒂冈任命的驻华公使蔡宁总主教、罗马教廷公使刚恒毅、美国红衣主教史培尔曼、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均到过真原堂。1945年9月，为庆祝抗战胜利，天主教会在真原堂进行了隆重的国际感恩大弥撒，驻渝英、美、法等国大使，国民政府要员孙科、宋子文等出席。1951年，真原堂9栋88间房屋交由重庆市公安局使用，教会人员迁磁器街教堂，1952年又迁若瑟堂。后市公安局改造扩建，旧房被拆除，仅存一座中西合璧建筑。2009年12月15日，这座建筑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因1939年之后该建筑由英商怡和公司使用，实际上亦作中英双方换情报的场地，故被命名为“中英联络处”。

五四路一端与戴家巷、临江路相连，另一端接民族路，中间有下青年路和来龙巷、江家巷两条老巷子。与五四路垂直相接的民族路全长约800米，原地名有小什字、龙王庙、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会仙桥、都邮街。抗战时期拓宽改造，1939年街巷名称合并，命名为民族路。

青年路是解放碑周边非常重要的一条支路，因抗战时期在此修建青年馆而得名。青年路分下青年路、中青年路、上青年路。下青年路从五四路口到邹容路口，中青年路从邹容路口到中华路口，上青年路（过去叫天主堂街）从中华路口到民生路口。抗战时期青年路商铺密集、文化体育娱乐场所甚多，如实验剧场、著名电影实业家夏云瑚修建的国泰大戏院、青年馆、皇家照相馆等。20世纪90年代解放碑大拆迁、大开发前，下青年路有新生市场、群林市场、九龙服装公司、和平电影院、解放碑长途客运站、重庆市石油公司等，中青年路有解放碑酒楼、重庆盐业公司、重庆针纺站、实验剧场、重庆市妇幼保健所、重庆市交通局等，上青年路有市中区体育馆、新渝针纺公司、重庆工业品贸易公司、汽车客运站等。如今，现代时尚的商业、书城、酒店，如美美百货、新世纪百货、重庆书城、万豪大酒店、格兰维大酒店等，临青年路段都占有重要的一面。

来龙巷也是与纪念碑临近的一条老街巷。不要小看来龙巷，它还是一处藏龙卧虎之地。来龙巷过去有座旌表明代成化十九年（1483）廷试第二名（亦称榜眼）刘春的牌坊，牌坊上雕刻有两条龙和“来龙进宝”4字，来龙巷因此得名。光绪十九年（1893）重庆知府王遵文建立的渝郡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算学书院（亦称经学书院）设在来龙巷。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宋育仁先生创办的重庆第一家日报——《渝报》馆址先设白象街，后迁来龙巷。1905年，同盟会员吴梅修、杨沧白、朱叔痴、朱必谦等发起组织“重庆书报社”，租用来龙巷渝郡书院陈列开放供公众阅览。

抗战时期，杜月笙、范绍增、饶国模、康心如、胡漱芳（川剧名旦）等名人曾寓居来龙巷。

解放碑向临江门方向约300多米，就是重庆著名的夫子池。夫子池因有泮池（旧时学宫前的水池）而得名。民国时期，孔庙和奎星楼建筑犹存，周边有夫子池、夫子池街、油市街、横街。1931年，重庆市市长潘文华决定将孔庙泮池填平，修建公共体育场。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傅骕（傅友周）主持工程项目，委托著名设计师黎治平负责设计。由于资金筹措等原因，体育场场地平整后，室内场馆并未建成。1950年至1954年，孔庙残存建筑全部被拆除，原址先后改建为大众游艺园和重庆29中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留法预备学校校址曾设在重庆夫子池，汪云松时任学校董事长兼校长。1919年，汪云松与温少鹤等集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培训后送法国留学。陈毅、聂荣臻、邓希贤（邓小平）等当时都在报名学子之中，汪云松曾是邓小平的老师，资助过邓小平赴法留学。

距离解放碑不到400米的中华路174号有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青砖楼，这里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同年迁至重庆。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立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最高参政议政咨询机构，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国民政府于1938年4月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该条例第一条明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后，由于各党派的共同努力，对发扬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到积极作用，也显示了在民族危亡的时期，中国各阶级、党派、团体、军队和人民大众的团结。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林伯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7人参加国民参政会，担任参政会议员。

相对解放碑和市中区而言，直至20世纪90年代，南岸、江北、九龙坡、大渡口等还被称为郊区，一直有“没到过解放碑就等于没有到过重庆”的说法。过去住在解放碑的人给别人介绍自己时，往往会透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优越感。毕竟解放碑是重庆人人都向往羡慕的地方。现居住南岸马鞍山的老居民余萍、张世娟对笔者讲，小时候大人带她们到解放碑都要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时把到解放碑叫作“进城”，不论对大人或是小孩来讲，到解放碑都是一次难得的休闲、购物、满足口福和看热闹的机会，还需要有一种进城的仪式感。直至如今，对于许多重庆人来说，解放碑依然是必须随时要去转一趟的地方，对它总有一种归属感、亲切感、认同感，或是一种对重庆母城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