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当黄如论先生在菲律宾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放弃在马尼拉赚钱的商机而回国呢？根据我们二人多次的交谈，我以为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黄如论先生是一位永不止步、永不满足的奋斗者，同时又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勇往直前的企业家。他在前进的路上，不仅需要经常放弃已经得到的东西，放胆去挑战一个个陌生的事业，而且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前进的航向，为着实现更大的人生理想奋斗着。例如，他从教书育人到改行打石头、盖房子，从建筑行业有成到只身闯菲律宾，从销品贸（ShoppingMall）总经理到做转口贸易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写照。
第二，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的文化积淀是从“**”开始的。换句话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日后，他作出任何重大决策之前，是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胜算几何，绝不人云亦云。至于在平时要不要放弃某项生意’他也要先深思熟虑而后再作出决断。就说这次他突然放弃送上门的赚钱商机——改造马尼拉市的老商业街，决定要回国考察投资，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结果。请看他向我谈及的有关事实。
黄如论先生历经近八年的打拼，不仅清楚在菲律宾事业有成的华商多是闽南人，而且还知道他们在菲律宾各地都建有“帮会”色彩很浓的商会，且多以闽南地区的县、市命名。在首都马尼拉市虽然建有中华商会，但商会的领导者以福建人居多，其主要作用也是为在菲律宾的华人服务。再者，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类区域特点很浓的商会组织，源于为保护在异国经商的同乡人共同利益而设的，因此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昔日，在美国的旧金山、洛杉肌，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在欧洲的巴黎、伦敦，在俄国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时有不同的华人社团进行械斗，就是受着各自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发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设在世界各地的侨商社团一尤其是亲大陆的侨商社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单一保护同乡商人的利益，逐渐演变成为所在地全体华侨服务的机构。对此，黄如论先生有着很深的体会。他初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是侨商们伸出同胞之手，无私地帮他找到了一个工作，他想改行做进出口贸易的时候，也是侨商巨富愿意借给他本钱，等等。每每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他总是怀着感恩之心说道：
“我黄如论有今天，是永志不忘当年在菲律宾帮过我忙的闽南人！”
不久，黄如论先生随着生意逐渐做大、做火，很快就由一个闽南商人的受惠者逐渐变成了竞争对手。俗语说得好，商场就是战场。对此，黄如论先生不仅心知肚明，而且在商海中也见多识广了。从道德的层面上讲，他绝不做那种因为商战而触怒恩人的事，从战略上讲，他单枪匹马地在菲律宾与闽南商人争夺商机，显然是以卵击石，一定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怎么办呢？只有适时地转移自己经商的根据地，而最好的落脚地是祖国。
黄如论先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深知改造马尼拉市的商业街是一个难得的商机，对他这样一个准备起步的房地产商而言，是何等地需要打一个初战必胜的战役，把自己的牌子亮出去啊！但是，接下来又应该怎么办呢？菲律宾是一个岛国，只有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大小；首都马尼拉市也无法和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相比，这就决定了在菲律宾发展房地产业是有限度的。如果再把老移民闽南商人的因素算上，他若想近期在菲律宾房地产界平步青云，真是比登天还难！怎么办呢？他必须寻找新的战场。而最能施展他的本领的战场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发展房地产业最好的地方。
第三，黄如论先生于而立之年下南洋，闯菲律宾，他就像是所有在中青年时代下南洋的福建人、广东人一样，他们虽然在异国他乡赚了大笔的钱，但没有归属感。把话说白了，黄如论先生一家虽然侨居马尼拉，但他始终觉得菲律宾不是自己的国家，马尼拉也不是北京，更不是福州，就说天天见的那些相貌并无太大差别的菲律宾人吧，他也会本能地告诉自己：“他们不是中国人！”另外，黄如论先生出生在侨乡连江，从小就知道下南洋的人到晚年会携带巨款回国，先是光宗耀祖，大兴土木，继之是在生养自己的故乡颐养天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福州各地有很多不同样式的小洋楼，大都是归国华侨建的。就这个意义上讲，黄如论先生当初决定只身下南洋、闯菲律宾的同时，他的潜意识里就暗自下了决心，有一天我要像陈嘉庚先生那样衣锦还乡！
借用一个人所皆知的词来形容华侨回流的现象，那就是“落叶归根”。
为此，我曾经与黄如论先生进行过深人的探讨。几千年以来，中国侨民最终的选择是“叶落归根”，近数百年以来，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侨民他们的选择是“落叶生根”。是文化传统使然，还是为不同的国情所决定？双方没有得出一个全都信服的结论来。然而我们也有一致认同的地方，那就是从表象看，离开英伦三岛的英国人到了北美洲，历经残酷的掠夺和屠杀，相继建立了美国和加拿大；他们到了大洋洲，在掠夺和屠杀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了澳大利亚；就说到了今天吧，世界上还有一个组织叫大英联邦。可是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人呢，几千年以来不辞辛劳，相继开辟了陆地、海上的丝绸之路，但在欧亚大陆却没有建立一个华语国家；就说先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的郑和吧，他虽然率领庞大的船队数度下西洋，但是所到之处也没有建立一个黄皮肤的国家。最后，我近似开玩笑地说：
“这可否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不尚侵略的民族呢？”
黄如论先生听后幽默地笑了笑，说道：
“我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华侨，因为我选择了落叶归根的道路。”黄如论先生就要回国考察、创业的行动，受到了马尼拉侨商界的一致称颂。原因是简单的，就在他来菲律宾的八年期间，有许多爱国侨商陆续回国投资、创业，且多数的企业都有了很好的回报。时下，黄如论先生就要踏上回国之路了，前来送行的绝大多数朋友预祝他一路顺风，马到成功，也有个别的朋友十分婉转地善言相劝：
“黄先生，你就要回国了，我送你四个大字：先谋后动。”
黄如论先生自然明白“先谋后动”这四个字的含义。近半年以来，被世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头号新闻，就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了颜色，苏联变色也是早晚的事。言外之意，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能坚持多久，一旦变了颜色又会怎么样呢？对此，黄如论先生有着自己的看法，十分客气地说了声“谢谢！”就坐上北飞中国的大型客机。
据黄如论先生告诉我，他是在1989年春末夏初的时节回国的。这样算来，他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整整八年了！为此，我还曾经和他说过一句笑话：
“真不容易哟，转眼八年就过去了，等于打了一个抗日战争啊！”黄如论先生坐在飞机上，就像是所有归国的游子那样，为了平息那激动的心潮，有意地微闭上双眼，让自己平静些，再平静些。但是，他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情愫，只好任其信马由缰，就像是专写意识流作品的文学家那样，在自己的脑海中无穷动似的流动着。他忽而想起那碧波万顷的罗源湾，忽而又默默地猜想着儿时的朋友变成了什么模样，当他再想到自己的亲人以后，他那微闭的双眼渐渐地潮湿了。一句话，他真想快一点回到生养他的连江县，对着一望无际的罗源湾的海水大喊三声：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但是，当黄如论先生由福州驱车踏上回乡之路的时候，他竟然情不由己地瞪大了双眼，一会儿望望车前那泥泞的土路，一会儿又看看车窗两边那似熟悉又有点陌生的破旧房屋’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潮又打心底翻起，遂禁不住地暗自说：“改革开放整整的10年了，怎么家乡还是这样的穷呢？”他终于心情复杂地回到了生养他的马鼻乡辰山村，独自一人走到黄氏祠堂前，对着列祖列宗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90度的大躬。接着，他又迈着有些沉重的步子，沿着黄氏祠堂右边那条窄小的胡同向前走去。他蓦地抬起头，看见了魂牵梦绕的那两间小木屋。他或许是想起了历代先祖，也或许是记起了这是他呱呱落地来到人间的地方，猝然之间，他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无声地淌了下来。
当天中午，辰山村的黄氏乡亲相继来到黄氏祠堂，喜笑颜开地欢迎黄如论先生衣锦还乡。接着，黄如论先生根据辈分的高低和血缘的远近，向黄氏宗祠的亲人赠送从菲律宾带回来的礼品，当然还有多少不等的人民币。很快，前来欢迎的黄氏族亲吃完饭、喝完酒，拿着外国生产的礼品和人民币高高兴兴地离去了。可是，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这个“散财童子”却高兴不起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如何才能让乡亲们全都变成‘散财童子’呢？”
是日夜，黄如论先生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大家挤在那两间小木屋里，尽情地享受喜相逢的快乐。最后，当他真诚地询问长辈们需要什么的时候，只见一个个满面的笑靥猝然之间消失了！有的说儿子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现在还没有钱盖房子；有的说女儿应该出嫁了，也没有钱置办嫁妆；有的说自己上年岁了，既没有钱看病，也没有钱翻盖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也没有钱给自己准备一副棺材板用当地的一句俗语说，“真是太穷了，家里剩下的只有喝不完的海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才真正地醒悟到：“单凭自己赚到的钱，是不可能改变辰山村黄氏宗亲受苦的命运的，更没有可能摘掉辰山村贫穷落后的帽子！”日后，我获悉这些情况之后，本能地问道：
“那时，你想出解决的办法了吗？”
“没有！我只有默默地求索。”
“你听说过乾隆皇帝登泰山的故事吗？”
黄如论先生微微地摇了摇头。有顷，他又操着文人的口气说道：
“柱子哥，我孤陋寡闻，愿听其详！”
泰山是五岳之首，或曰五岳之尊，历朝历代的盛世皇帝都要到此封禅，借以诏告臣民：君临天下。当年，乾隆皇帝自视是盛世明君，学着前朝皇帝的样子登泰山封禅，借以宣示自己的德威。为了慰藉天下的庶民——尤其是被称为流民的叫花子，朝廷公然宣称乾隆皇帝将在盘山路上施舍金钱。美其名曰“散福于民”。封禅那天，乾隆皇帝的随行浩浩****，每人手里拿的都是供“散福于民”的金钱。乾隆皇帝从孔子登山处开始，每向前走一步路——或登上一个石阶，就有数十名乞丐伸出双手要钱。接着，他从随侍的手中接过金钱，笑着散发到每个乞丐的手中。就这样，乾隆皇帝一边饶有兴趣地登山一边“散福于民”，希冀自己这次封禅之举名扬四海，永驻史册。但是，实出乾隆皇帝所料的是，他刚刚登到泰山的半山腰，携带的‘‘散福于民”的金钱就全部散光了。当他再顺势沿着盘山石路向南天门一看，只见弯曲的山路上挤满了伸着双手的乞丐，不停地喊着：“乾隆爷恩典！乾隆爷恩典”他转身再一看两手空空的随侍，十分败兴地说一句：“打马下山丨”后人为了纪念乾隆皇帝这次封禅之举，就在泰山半山腰建了一座牌坊，名曰“回马岭”。
黄如论先生似乎听懂了我讲的乾隆皇帝登泰山封禅的故事，颇有感触地说道：
“你讲得好！我黄如论绝不做当代的散财童子，也没有乾隆皇帝‘散福于民’的财力。”
“你打算怎么办呢？”
“只有建房，才能实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只有办实业，才能为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找到真正的脱贫之路。”
“这是你当时的想法，还是日后的结论？”
“都不是！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帮着老家的父老乡亲快些过上好日子。”黄如论先生说罢沉吟片时，又低沉地补充道，“如果说我去菲律宾是为了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么这次回国考察使我认识到，我一定要为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出把力。”
黄如论先生讲的这番话令我震撼，因为我从中感到了他努力赚钱的目的发生了改变。直言之，他已经从单纯地为自己向着为乡亲们转化。在今天看来，尽管他这种转化还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接下来的日子，黄如论先生有目的地走亲串友，想多了解一些家乡变迁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为家乡脱贫的办法。用当时最时髦的话说，找到最理想的投资商机。说句实话，他在家乡了解的越多，心情就越是沉重，他不仅清楚自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赵公元帅，而且也明白了靠恩典是解决不了乡亲们的贫穷问题。
很快，黄如论先生回国投资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他曾经工作过的连江县和罗源县。当年，跟着他打石头、盖房子的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相询问他在菲律宾创业的情况。当他问起一些弟兄们的情况之后，方知有的偷渡去了国外，至今没有音信；多数留在家种地，继续过着苦日子。他不解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到福州、不去深圳赚钱呢？”
这些慈厚的汉子们竟然答说自己没有赚钱的能耐。
“你们不都是建筑之乡的子弟，全都有一手盖房子的技术吗？”
“对！”其中一位十分老成的汉子低沉地说道，“俗语说得好，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我们虽然都有手艺，可就缺少像你这样一位领头的人。”
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向黄如论先生讲着脱贫致富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下边这样几句话：
“你回来还是盖房子吧！我们都是一把好手，铁了心地跟着你干，保你能赚大钱，我们也能快一点脱贫。”
这些发自肺腑的建议’恰好和黄如论先生回国投资房地产业不谋而合。同时，他还从这些话中感到了某种信心。
黄如论先生回国投资房地产业的首选地是福州。行前，在黄氏祠堂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他双手捧着勘满醇香美酒的酒杯，真诚地说道：“乡亲们！我黄如论是你们的兄弟，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忘记你们！请举起手中的酒杯，为福州大街上有我们马鼻人盖起来的高楼大厦，干杯！”
“干杯！”
黄如论先生满怀回国创业的豪情告别了故乡，遂又乘车向着古城福州前进了。是5月下旬的天气格外燥热，还是不祥的国情变化令他不安？简之，一路上他难以集中精力思考在福州投资房地产的事情。开始，他从皮包中取出一沓《人民日报》，研究近一个月来在北京、上海等地骤起的学生风潮；接着，他又向司机询问福州城里有什么情况。当他获知福州也有不少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以后，竟然想起了14年前的“**”。虽说他坚信中国不是东欧诸国，北京也不是华沙和布拉格，但是，只要和他回国投资联系起来，心中就会生起一层愁雾。
福州，是黄如论先生十分熟悉的地方，这里有着他终生抹不去的很多记忆。也有许多以前在“文革”中相识的朋友和一些曾经的故交。因此他经常和这些人见面、聊天，以了解福州10年来发生的变化。但是，每每谈到有关他回国投资话题的时候，这些朋友们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说：
“再等等看吧！”
黄如论先生自然明白“再等等看吧”的意思，可是他绝不相信中国会像东欧诸国那样容易变天，他依旧我行我素，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福州考察，寻找发展房地产业的最佳商机。从此，黄如论先生就有意识地融人社会各个阶层，深人了解国内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也注意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为以后的开展投资做好前期的铺垫。令他不解的是，饭桌上，与会者无一例外地都说些冠冕堂皇的官话，称道他回国投资功在国家，利在民众；私下里却光打雷不下雨，并不着急“招商引资”，却还有自己的小算盘。概括起来，这些人不是请黄如论先生帮助办理出国手续，就是希望在黄如论先生未来创办的企业中谋个一官半职。前者美其名曰捷足先登出国去，后者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在这期间，有一位在官场混得很不错的官员找上门来，请黄如论先生吃饭，酒过三巡之后，他竟然毫无顾忌地说道：
“黄先生，你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请允许我明言相告，只要你我携手，就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黄如论先生自然明白这位官场朋友请客的目的，也清楚他说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是什么。但是，他有着一颗正直的良心，也有着自己崇尚的经商道德，绝不干那种违犯国法、坑害百姓的事。为此，他十分坦然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回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报效国家，为民造福。我做人的信条是：慈生我心，善行天下。在此前提下，我愿意和所有的朋友共创大业！”
这位官场朋友听后悻悻然地离去了。
后来，我在《黄如论书法集》中见到了笔走龙蛇、气势如虹的八个大字：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也就是这位官场朋友离去不久，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那场被称之为“动乱”的事件。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讲过这样一段令我难忘的话：
“当时，福建的局势很混乱，火车也不通，工人罢工，学生不上课，大有天地从此倾覆之感。但是，我照样呆在福州，若无其事地观察局势的发展。我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太太却急坏了，接二连三地发了13道金牌叫我回去，说大陆乱了，在那里不安全。我安之若素，电告家人，一切都好，没有什么危险。”
“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第一，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没有那么容易就失败；第二，我还是相信他们的政权是稳固的。“**”搞了10年，一声令下，全国不就很快安定下来了吗？”
“那时，你还想回国投资吗？”
“当然！”黄如论先生说得是那样的坚定。
二
1989年被称之为“动乱”的事件平息了！
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诸多人为因素依然在起着作用，不仅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受到了影响，而且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红红火火的投资热潮，也猝然地冷却下来！有的国家打着制裁的幌子，公然停止履行在华投资、供货、建厂等合同；更有甚者，他们还单方面撕毁协议，从大陆抽回早已到位的外资。就说有些爱国侨商吧，也从积极回国投资暂时改为观望的态度了。从此，我们国家进入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韬光养晦”的时期了！
黄如论先生或许真的就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他在福州亲自经历了这场“动乱”事件，可一点也没有动摇回国投资的决心。他飞返菲律宾以后，很快又把回国投资的决心化作具体的爱国行动，带着自己在菲律宾打拼的血汗钱回到了福州，立即创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这年是1991年3月。仔细算来，黄如论先生已经走过40年的人生历程了！就说他离开祖国下南洋、闯菲律宾吧，也整整10年了！
作为一位作家，我也有寻常百姓的心态，想知道黄如论先生经商中的传奇经历；但是，我还有着与寻常百姓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写书人必须具备独立的艺术视角。换句话说，我更想了解黄如论先生创造传奇经历的前因后果，以及和他性格相符的心路历程。我记得在一次闲谈中，当我向黄如论先生讲完长征中的“北上”和“南进”之争以后，遂话锋一转，又有意地问道：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力主北上，是坚信抗日是唯一正确的政治主张，那么老弟力排众议回国投资，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你呢？”
“爱国！”黄如论先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答说。
“为了爱国，你就不怕把血汗钱赔光吗？”
“第一是不怕，就像当年陈嘉庚先生那样。第二嘛”黄如论先生有意停了一下，遂又幽默地笑着说，“我当时不仅不担心把血汗钱赔光，而且还坚信回国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你当时的根据是什么呢？”
“用毛主席的话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听后一怔，看着表情严肃的黄如论先生，近似自语地重复道：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对！第一，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失败，第二，我相信邓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第三，我相信共产党是真心地想把国家搞好，第四，国家再次向海外的侨商发出回国投资的邀请。”黄如论先生说罢有意暂停片时，遂又以反问的口气说道，“柱子哥，这四条是不是政治？”
“当然是政治！”
“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国投资了！”
“你为什么还把福州当做回国投资的首选地？就是因为福州是你的故乡吗？”
黄如论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
“你应该知道林则徐的乘龙快婿沈德桢吧？”
“知道！他曾任福州船政大臣。”
“他当年坚拒出任船政大臣的理由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家乡为官、做事。”
“可是，我还知道家乡有爱自己的父老乡亲！再说，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经商人，只有把自己的家乡当做开拓事业的根据地。”
接着，黄如论先生又告诉我：当他回国考察看到福州一片百废待兴的情景，内心有着常人所没有的酸楚，一种愧这座古城、这片热土的情感打心底油然而生。最后，他似有无限感慨地说道：
“就这样，我本着爱国的情怀回国投资、建业，又本着报效桑梓与建设家乡的热望回到了福州，决定独资成立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黄如论先生回到福州以后，受到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可以想见，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单位对他这样一个敢于开顶风船角色的侨商投资者——哪怕就是单单为了宣传招商弓I资，也会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和足够的热情。自然，黄如论先生也感到了祖国对侨商回国投资的温暖。但是，这种温暖没有持续多久，他就发现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令他不解和寒心。下边，请看黄如论先生在成立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时，我们国家有关的职能部门，一方面高分贝宣传吸引外资——尤其是欢迎爱国侨商来华投资，另一方面与其配套的有关法律还在建立之中。因此，有些前来投资的外商，经常是为了一些具体的法规一拖就是几个月。作为过来人，我就亲耳听说过，有些来华投资的外商，由于经不住这个拖字就打道回府了！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也向我讲述了当年饱受法规滞后之苦的典型事例：为了独资筹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他就不知向有关部门咨询过多少次。事后他曾无奈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这个曾受到格外欢迎的侨商，就差把他们的门坎踏平了！好在我那时刚到不惑之年，又有着爱国的热情，所以不怕跑断双腿，几乎是天天登门和他们打交道。”
其次，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官场陋习，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如此的格格不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习以为常的官场陋习，早已变成了制约时代前进的一条绳索。我清楚地记得，不仅外商深受其苦，就说国内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的乡镇企业家吧，他们也急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自己的项目快些审批下来。俗话说得好，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这些大小官僚们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直言之，他们照旧天天上班打扑克、织毛衣，下班洗桑拿、有饭局，如果你给他们提意见，他更照旧推倭扯皮，搞得当事人急得欲哭无泪。可是他们呢，还是照旧踩着钟点上班、下班，继续打他们的扑克，织她们的毛衣，再不行就说今天有会，改天再议。每当说起当年吃过的官僚主义的苦，黄如论先生只有摇首叹息！
再其次，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官场中出现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沉渣泛起的腐败现象。我记得那个时代有一句喊得最响、争议最大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或许是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效率，逼得一些外商一包括一些乡镇企业家就只好在金钱上打起了主意。结果，就产生了拿金钱换时间、换效率的买卖。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内外商人而言叫行贿，对大小官员而言叫受贿。随着时间的推移，行贿者直言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受贿者也坦言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双方不但十分默契，而且还括不知耻地说：公平！对此，我曾问过黄如论先生：
“你在创办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时候，曾经大量送礼给过一些官员吗？”
“那得看你讲的大量送礼是个什么概念。”
“简单地说，为了办成事情，你曾经用过钱或用钱买东西送给官员。”
“多大数额？”
“就性质而言，一元和一个亿是一样的。”
“这不符合中国法律的界定，通常说的请客吃饭、送酒送烟是不受法律制裁的。在生意场合请客吃饭，礼仪往来，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情礼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坚决不会做钱财往来等超出了法律界限的事。”
“我再说一遍，就性质而言，这与送一栋别墅、1000万元是一样的。”
黄如论先生听后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是那样的开心。
“你为什么发笑？”
“我笑柱子哥太书生气了！”
“理由呢？”
“简单！按照你界定的尺度去衡量，如果将吃饭、喝酒这样的正常社会交往也划归为行贿、受贿的话，我敢说中国大地上的中外商人——包括大小官员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曾行贿过，也曾受贿过。”
为此，我还曾经和一些学者、朋友讨论过，导致行贿、受贿等官场腐败的最终根源，但终无定论。从理论上讲，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有弊就有贿，这是无法根绝的社会病态。用一句过了时的话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一定会有阶级斗争。直言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出现种种大规模、高级别、大额度的行贿和受贿——或曰官场和商场如此腐败的互动，不仅令国人担忧，而且也授给了外国人攻击我们国家的把柄。我为了进一步探寻个究竟，有意地问道：
“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要送礼给各级官员吗？当然，我说的这种送礼是小打小闹，是在正常情理之屮的。”
“可以！”
接着，黄如论先生以筹建独资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例，向我讲了他所忍受的难以启齿的苦楚：
“当年，我为了筹建这家独资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前后需要经过五十多个部门的审批，要加盖五十多个部门的公章。为了顺利地盖上每一个公章，至少要惊动五个人，加起来我必须要和二百五十多个人打交道。再者，政府部门办事情要一级一级审批，时间周期比较长，照政府正常的办事效率与程序，我都不知道这五十多个公章要盖到什么时候，为了尽快落实这个问题，投身公司建设，我就不得不一个一个部门地去找，还得赔上脸色。”
黄如论先生说罢无比痛苦地看着我，似乎一种莫名的屈辱袭上了心头，他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对此，我也陷人了沉重的凝思，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我近似自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因为政府部门迟迟不作为，而导致社会行贿，这能叫‘官逼商贿’吗？”
“我不知道！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报效祖国，回家乡来投资，让我看够了大小官员们那冰冷的表情和眼色。”他有些愤怒地沉吟片时，又说道，“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某些官员不仅看人下菜碟，而且还以貌取人。”
“何为以貌取人？”
“举例说，那时福州的官员——甚至老百姓，受台湾商人的影响很大，只要看到开宝马车的、戴劳力士手表的就是有钱的外商，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有关部门，值班的官员笑脸相迎，办起事来也没有那么多麻烦。”
在我和黄如论先生的交往中，知道他有两大嗜好，一是爱车，二是爱表。其中，尤其是手表，他能背出一类手表的排名，也知道劳力士是二类手表的第一名。为此，我近似玩笑地说：
“你不是说过吗？劳力士是二类手表，那你戴上一块一类手表不就更好办事了吗？”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一类手表的名字啊！为此，我也只好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戴在手上。”
“咳！这就应了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不识朱砂者，一定把朱砂当红土；不识黄金者，一定把黄金当黄铜哟！”
多年之后，当黄如论先生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几乎是含着泪水和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前一阵子，我对我的长子黄涛说：父亲为什么不让你做房地产？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是受尽了人生的苦难。房地产是一个项目牵涉面非常广的企业，一个项目往往要盖五十多个公章。当时的中国，办每件事情都要找人托关系、帮忙。我已经太累了，所以不让你走老路。你想想，有时盖一个章，我要找五个人。连打字员、经办、打杂、科长、处长，都要说尽好话。五十多个公章，就要找二百多个人，你想想，这个过程中我要受多少气。在菲律宾，我饱受人生苦难；在福州，我更是饱受人生苦难。当时为了装面子，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戴在手上。我酒量不大，为了求人家办事，不能喝也要喝，直到倒下为止”
谢天谢地，黄如论先生历经各种艰难和阻力，终于取得了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合法牌照！
与此同时，黄如论先生开始组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实事求是地讲，他尽管在国内、在菲律宾组建过不少公司，且有过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他作为回国投资的侨商，在自己的家乡组建独资的房地产公司，一定会遇到很多想都不曾想过的困难和麻烦。
首先，作为独资的房地产公司的法人，理所当然地是侨商黄如论先生。但是，作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决策层干部有哪些人组成呢？多年之后，作为法人的黄如论先生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我是只身回国投资，连一个左膀右臂都没有。另外，我是乡下人，在福州举目无亲，也不认识精通房地产业的干部和工程师。真是难啊！”
“哪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难题的呢？”我问道。
“我只有向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学习！举例说，谁在组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过程中出过力，谁就算一份，谁的功劳大，谁的能力强，谁就排在前面。”
“当年，水泊梁山排座次的时候，有一百单八将。那时，老弟的手下有多少人枪呢？”
“八个。”黄如论先生说罢有些怆然地摇了摇头。
就常理而言，像这样一些既无多少专业常识，又从来没有搞过大型房地产建设，仅仅是建立在以黄如论先生为中心基础上的八员大将，是难以指挥新成立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正常运转。可以预言，日后不发生问题那才是怪事呢！为此，我很坦然地讲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是靠着他个人的天赋和才能，才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的。同样，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井冈山才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就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新成立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能够在福州站稳脚跟，并且日渐发展和壮大，概因为有你这个核心人物黄如论先生。”
黄如论先生听后摇了摇头，遂又真诚地表示：他非常钦佩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同山革命根据地中所显示出的雄才大略。接着，他也向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当时想的很简单，我们八个人在创业阶段曾经共过苦，应该继续同心协力打天下。至于将来嘛，只要我们的事业有成，一定会共享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创造的价值。但是，我的这种美好理想很快就被某些同仁的野心粉碎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我黄如论撑着，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早就垮了！”
“看来，用人是一门大学问啊！”
“对，也不完全对。”黄如论先生凝思片刻，又低沉地说道，“我以为选拔人和培养人才是最难的。不过，这个话题留待以后再说吧！”
就这样，黄如论先生建立了以他为中心、八员大将为骨干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领导班子。
黄如论先生在国外经商十年，深知股份制度在现代化企业中的地位。但是，那时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期，建立股份制度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没有实行股份制。换句话说，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制度，那时还是经济学家关心的事情。可是，敢为人先的黄如论先生历经深思，竟决定在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试一试股份制。虽然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项目所有的投资资金都是由黄如论先生一手负责筹措来的，但当时他的想法是，为了激励同仁创业，应该建立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具体办法是：从未来项目的利润里抽出10%送给相关的人员，这就是金源集团最初的赠送管理股。另外，对于公司的班底也给予特殊照顾。例如，他为了鼓励公司的几位高层领导努力创业，没有先决条件地赠送给他们项目利润相当大部分的股份，并立字为据，写在公司的文件上。
事后追论起来，黄如论先生向国外先进企业学习，在创办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引进股份制度，无疑是带有开创意义的一件大事，他于1992年开始实施的赠送管理股也符合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是可行的。再者，他作为独资公司的法人，有权制订特殊的股份分红条款，但必须明确规定符合常理的先决条件，并经过具有法律意义的律师所进行公证。
黄如论先生在初创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就定下了所谓名牌战略。直言之，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宁可十年不飞，也要一飞冲天。按照他的想法，只要出手，就要努力打造一座带有标志性的建筑，成为福州市新型建筑中的一大亮点，同时还要成为福州各界人士参观、谈论的话题。这样一来，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就会一鸣惊人，在福州立稳了脚跟。
再仔细一想，这依然是黄如论先生在活用毛泽东初战必胜的军事思想。
黄如论先生为了做到初战必胜，他就像是一位慎选战场的军事指挥家，于不声不响之中察看福州各种地块。最后，他出人意料地在福州市比较繁华的地段五四路的南翼买了五亩地，还信心百倍地对公司同仁说：
“我们公司的第一幢带有标志性的建筑就在这里动工！同时，我们公司的第一桶金也要在这里淘！”
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是一位有真才实学、有实际建筑经验的工程师。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这第一幢带有标志性大楼的定位，他用尽了心血，同时，这幢带有标志性大楼的设计，也自然是出自他的手中。说到这幢大楼的定位，既不是高档外销楼盘，也不是五星级饭店，而是一座15层的高级写字楼。当时，公司中有的部属对此定位曾经提出过疑义，可黄如论先生却是如此干脆地答说：
“你们看问题要有点前瞻性，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资本家都是要赚钱的，因此，他们绝不会放弃中国这样大的市场。据我的推测，最迟不过两年，外资就会再次涌进中国，台商也会把福州当做置业的基地。到那时，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适合他们企业地位的办公场所。我敢大胆预言：我们的高级写字楼盖好之际，也就是外资大量涌人中国之时！”我听了黄如论先生这番讲话之后，让我再次想到前面曾经论及的话题：古今中外有作为的企业家必须懂政治。为此，我笑着说道：
“这钱该你赚！因为你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明，知道只有懂政治才能赚大钱的道理。”
黄如论先生笑了，对我讲的结论未置可否。
“你为什么把这幢高级写字楼叫国泰大厦呢？”
“因为我知道只有国泰才能民安，请薄（一波）老亲笔题写国泰大厦，就是我对祖国最美好的祝福。”
我们从一幢高级写字楼的命名，也看出了黄如论先生浓浓的爱国之情。虽说这幢国泰大厦最终兑现了黄如论先生所有的理想和诺言，但是在具体施工的过程之中，却发生了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阻力。
三
建筑，不仅有着很高的科学技术含量，同时还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点、民族风格、高超技巧的综合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故宫，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英国的王室温莎古堡既是一个国家的文明象征，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骄傲。当我乘船游览巴黎塞纳河的时候，就会被耸立在两岸的巴黎圣母院、罗浮宫等众多极具法兰西风格的建筑所折服，更为这些历史建筑所承载的法兰西所特有的文化文明所震撼；当我走进英国剑桥大学校园的时候，就会从那古老的建筑群体中看到英国近千年的文化传承。因此，我经常于冥冥之中想到这样一个命题：一切有出息的建筑学家，都应向那些先人用心血浇灌出的建筑奇葩学习，然后才能创造出传扬后世的建筑力作！
诚如前文所述，我认识黄如论先生是在他创建北京世纪城的初期。这时的黄如论先生的建筑理念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他所独有的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兼容中西、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造城风格。当我答应为他写一本《我心目中的黄如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所独有的这种建筑风格和造城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据我所知，时下中国大多数房地产商，主攻方向是完成资本运作，购买建房土地，请人设计建筑方案，指挥千军万马施工以及楼盘销售等，至于所建楼房的风格、样式，多数是请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来完成。因此，有些房地产商为了攻下这前进中的一个个“碉堡”，不得不经常身着西服革履、大模大样地出人高档酒楼，出血招待各路有用的神仙。更有甚者，有的还学着赖昌星发迹的路数，刻意修建类似红楼那样的娱乐场所。结果，水灾、地震一来，所建那些既无科技含量、又无建筑风格的楼房东倒西歪，唯有那些攻关用的娱乐场所傲然挺立在废墟之中。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支配行为。身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黄如论先生也难以免俗，为了能盖上那一个又一个公章，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违背自己的心愿请人吃饭或送礼。公平地说，他在和我的交往中谈得最多的——恐怕也是他这十多年来花心思最多的话题，却是如何在建筑实践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特有的建筑风格和造城理念（后面会详述，略）。
为了探寻黄如论先生的建筑风格以及造城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我曾借创作电视剧《船政风云》之便，亲自到福州考察了那座高高耸立在闹市街面上的国泰大厦。说句老实话，这座国泰大厦与我在欧美、香港等地看到的各种写字楼没有什么别样，只有在大厦的右前方，有一座既像是传统建筑中的牌楼，又像是典型的明清建筑的高大门楼，十分突出地彰显出了它的民族风格。令我称奇的是，这座国泰大厦的主体结构，与这座民族风格很浓的门楼浑然一体，没有什么不谐和的感觉。自然，我再三细心地观察国泰大厦，还是没有看出黄如论先生所独有的建筑风格，更看不出和他后来形成的造城理念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但是，当我想到黄如论先生只在农村念过小学，当过民办教师，从来没有进城读过正规大学土木建筑系，用戏剧界的行话说，充其量算是建筑行业中的“票友”，竟然能亲自设计、建造这样一座在当时福州十分耀眼的国泰大厦，应该说也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作为一个作家，通过与黄如论先生较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深知他不仅有着成功人士那种所谓的霸气，而且还具备只有我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才能够理解的自尊心。平时，他很不喜欢别人询问金源集团内部的情况，更是反感好事之徒窥探他内心的隐情。也可能是出于和黄如论先生有着同样的霸气和自尊心的缘故，我这个为他立传的写手，从不主动地和他这位传主专门交谈他的建筑事业和造城理念。事实上在我不多的几次单独采访中，他也很少去讲作家所需要的那些所谓生动的情节。我作为朋友，又十分清楚黄如论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有时兴致一来，天南海北，滔滔不绝，偶然还会说出一些企业秘密甚至是个人生活中的隐私。因此，我为了获得写书用的有关情节，遂把希望寄托在和他随意闲聊且又能引起他兴致的时候。
我记得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黄如论先生突然乘车来到香山供他消闲的三层别墅，派人请我前去品茗聊天。像往常那样，我们相互问候过后，谈话重心又很自然地转到他问、我说的格局。自然，我讲的内容依然还是关于毛泽东的故事。那天，我感到他的情绪很好，我的谈兴也不错，二人于不知不觉中说起了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当我扼要地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一口气讲到毛泽东亲自指挥底定天下的三大战役之后，遂把话锋一转，说道：
“黄先生，您是知道的，毛泽东当过小学教师，没有念过一天军事学校，一生却指挥过数不清的大小战役，而且多数取得了胜利，他不仅成了我军当之无愧的伟大统帅，同时还写下了充满辩证法的军事著作，被时人、后人尊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黄如论先生听后沉吟片时，遂狡黯一笑，反问道：
“柱子哥，你说呢？”
方才，我从黄如论先生那狡黯的笑颜中已经知道，他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结论，而且还有意想通过反问进而探测我的看法。我先是淡然一笑，遂又好为人师地答说：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就像孙子、曹操、诸葛亮等古代军事大家那样，一是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再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仗打多了，就自然会产生军事思想。”
“我赞成你的看法！”接着，黄如论先生又以考问的口气问道。
“根据我的猜想，毛泽东能系统地总结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能形成所谓的兵书，应该是自学过或向他人学过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
“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请问是在什么时候？”
“在延安。”接着，我讲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定期请人给他讲解和讨论哲学、军事理论之后又说，“那时，毛泽东曾经请专人翻译、讲解和讨论过他所感兴趣的军事著作。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对他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
黄如论先生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从他的表情可知，他似乎有些得意地在暗自说：“这就对了！”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我意识到是我向他询问有关答案的时候了！所以我不失时机地笑着问道：
“黄先生，您在菲律宾经商十年，专门学过有关建筑的理论吗？”
“没有！”
“那你当年靠什么设计国泰大厦的呢？”
“一是边工作边学习，二是专程拜师学艺。虽然我没有专门学过建筑理论，但在设计国泰大厦时，我经常与所请的专业设计人员探讨交流，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又将所学的知识举一反三地运用到设计中，最终设计出了国泰大厦。”
或许是由于我的夫人在大学教书的原因，这些年来对某些达官显贵、所谓知名的企业家进名牌大学镀金、拿文凭的事情知之甚多，且又非常反感，故直言问道：
“黄先生，您是进正规大学念书的吗？”
“不！有时去课堂旁听，有时自己看书摸索，有时去老师家请教，有时还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来开小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搞懂现代建筑这门学问。”
“看来，你的学习态度还不错啊？”
“那是自然！一是虚心，执弟子之礼，二是诚心，像我的先祖黄戟拜朱熹为师那样，志坚思苦，要真正做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老师心甘情愿地把学问传给我。”
“可以给我讲些学习中的生动细节吗？”
黄如论先生深情地点了点头，接着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当年学习，为了能获得老师的赏识，我真心实意，克服种种困难，挤时间做作业。同时，我还在生活上帮助这些清贫的高师，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举例说，教我预算的老师，想翻盖房子，没有木料，我就在全国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给他联系到了木料。我还有一位老师，是福建省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非常好，但是由于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他的儿女在工作安排上受到很大影响。我知道以后，四处求告，终于帮助他的儿女找到了接收单位。他的一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我还托关系送了一台当时十分紧俏的电视机。那时，我的这位老师已经60岁，他对此十分感动，就把多年的预算经验和工程技术全部传授给我。另外，我懂得仅仅有了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遂又在今后的工作中反复实践，不断充实和发挥。我不仅参与设计了国泰大厦，而且还成就了自己在建筑上的真本领，使我在后来才有了亲自设计的各地世纪城和饭店。”
这就是学而不厌的黄如论先生！
自古以来，遵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莘莘学子是很多的，但是有成就者则是极少数。细细点査原因，绝大多数的学子没有处理好学以致用——或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与之相反，黄如论先生的成功恰好是不当空头理论家，事事处处都和他的建筑事业相联系，进而在建筑实践中再验证和发展向老师学到的以及自学来的理论。说到学习，或许我是在不惑之年弃乐从文改行当作家的，因而深知黄如论先生年逾四十才专攻建筑技术的不易；十多年之后，他能登上京城名牌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成为教授房地产专业的兼职教授，则更是难于上青天。根据一般从艺就学的规律，最初完成的作品被称为习作，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大都离不开书法界称之为的“描红”和“拓帖”的痕迹。想到此，我又直言问道：
“黄先生，由你设计的国泰大厦和后来设计的饭店、大型购物中心，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有！主要体现在我敢为天下先的创意。换句话说，一定要把国泰大厦设计成福州标志性的建筑。”
“在建筑风格上有什么想法吗？譬如说，作为写字楼，它体现着哪些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特点？”
黄如论先生听后苦笑了一下，遂又滔滔不绝地告诉我，那时他刚刚进入现代化的建筑行业，一切都要从头学习，无论是学识还是经验，他都难以考虑建筑风格这些事情。说到国泰大厦，他当时仅仅凭着老师教给的那些本事，再加上过去在国外、香港等地见过或住过的写字楼所必备的特点和功能设计而成的。他说罢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补充道：
“给你说句老实话吧，按照我的想法，国泰大厦应该多盖几层，可是我那时囊中羞涩，从菲律宾带回来的资金只能盖15层的写字楼呵！”黄如论先生讲的这番话恰好说明：他并非是一个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的实干家。同时，还说明他是一个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的老实人。事后追论，他亲自设计的这座现代化的国泰大厦，只能算是初试身手。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更多的是体现着向外国同类写字楼的学习和借鉴。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拿来主义。
如果说作品是作家的孩子，那么由黄论先生亲自设计、即将独资兴建的这座国泰大厦，就是他在步入现代化建筑事业的初期阶段所精心孕育的第一个孩子。因此，他不仅像所有将为人父的青年人、或艰苦创业刚刚起步的企业家那样，分外呵护、企盼这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更为重要的是，还十分清楚这第一个孩子对他未来在中国拓展现代化建筑事业的影响。直言之，如果黄如论先生按计划、高质量地建成这座国泰大厦，并真的成为当时福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他一手创建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就会声名鹊起，并在福州建筑行业站有一席之地。接下来，他也会在销售写字楼国泰大厦中淘到第一桶金。
为此，黄如论先生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是没有白天和黑夜地生活在工地上，他除去身体力行之外，还非常严格地要求进行最为严密的施工。对此，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记述的：“黄如论先生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奔向工程现场，亲自蹲工地，帮砌砖石，挑灯看图纸，定方案，半夜起床查看工作质量，督促施工进度，通宵达旦坐镇搅拌混凝土，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雨，总能在第一线看到黄如论先生的身影。”据有关的当事人告诉我：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日夜坚守在工地之上，他的嗓子喊哑了，他的皮肤也晒得更黑了。在他的带动下，数以百计的建筑大军上下齐心，群策群力，有序的工地变成了火热的战场。究其原因，盖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确保这座国泰大厦初战必胜。
当年，黄如论先生在创建北京世纪城的时候，我曾经随他去过工地，亲眼目睹过他是如何在现场指挥施工的，后来，为了撰写《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一书，又随他去过长沙、贵州等处的工地，我还亲自看到了他在现场指挥施工的另外一面 个名符其实的建筑行业中的里手，让不同工种的工人一包括工程设计人员都信服地听从他的命令。所以，我坚信国泰大厦的建设是绝不会有意外之事发生的，取得预期的初战必胜也是料中之事。
俗语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正当黄如论先生夜以继日地指挥国泰大厦施工的时候，我们国家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炒楼歪风。过来人都清楚，那时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或子弟去深圳、下海南，利用手中的职权买地皮，炒楼花，他们就像是变戏法似的把大把的金钱放进了腰包中。
更有甚者，各省市自治区有些主管金融的干部或某些国有银行的主管、职员也公然违规操作，把各地掌控的资金投放到海南岛、北海以及沿海城市，真可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各地的地皮、楼花越炒越热，其价钱也就越热越高。那时。我刚好在海南深人生活，有一句口号至今难以忘怀：广西北海是中国最后的一块地皮了！不久，我认识的一位在中央财政部任职的官员来到了海南，出席一个带有咨询性质的所谓金融会议，我当面向他谈了我的担心：这样盲目无序地搞下去，我们国家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他笑着对我说：
“请放心吧！中央已经觉察到了，很快就会下达有关的文件。”我清楚地记得，是年7月中央就下达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控金融危机的有关文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生成的炒楼风潮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些疯狂抢地皮、炒楼盘的贪官和衙内除极少数遭到法律的惩处，多数把大笔金钱转移到了国外。据我所知，还有极少数的一些罪犯携款潜逃，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了一座又一座豪华别墅，在异国他乡悠哉闲哉地当起了逍遥法外的所谓寓公。然而在海南、在北海、在沿海所有城市都留下了数不清的烂尾楼。
与此同时，各省市为了保持和中央政策的一致性——或曰为了掩盖自己主政的地方政府在炒楼问题中的错误，很快又出台了更为左倾的一些政策。对此，黄如论先生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
“正当国泰大厦动工兴建的时候，福建省政府下发了八个部委的通令，不支持外商开发房地产。”
可以想见，那时的黄如论先生犹如迎头被浇了一大盆冰水，真是心寒到了极点！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提问：还不到三年啊，党的政策为什么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再者，各级职能部门下达一纸通令是容易的，可对黄如论先生——以及像他一样回国投资房地产业的爱国侨商又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在国外靠打拼积蓄下来的血汗钱就这样泡汤了吗？为了弄清黄如论先生当年面对这突变风云时的真实情况，我曾发出这样的提问：
黄先生，那时你的朋友以及合作者是怎么看的？你自己又是怎样想的？”
黄如论先生听后无比酸楚地叹了口气，遂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那时，听说房子不能盖了，很多朋友劝我尽快将楼盘转手给国内的开发商，尽早脱身，收回多少算多少。但我历经痛苦的深思，认为这八部委的通令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整体精神，迟早会收回。因此，我决定硬着头皮坚持盖房，并在这样的困境中将国泰大厦封了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如论先生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黄如论先生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头脑和前瞻性。事后猜想，黄如论先生敢于如此大胆地冒险开顶风船，在他的内心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他为国泰大厦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愿意看到自己回国投资所孕育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胎死腹中。对此，他没有讲过，我也没有问过。
从一般规律讲开去，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黄如论先生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一定要坚持把国泰大厦建成，他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请看如下事实：
世人皆知，大小房地产商买地皮，盖房子，无一例外地都要向国营银行贷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贷多贷少，那就要看开发商和官家或银行的关系。我记得那时在房地产界有一句流行语，叫“借鸡下蛋”。把话说白了，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们都在想方设法借到国家的这只老母鸡，让它为自己生下一个又一个金蛋或银蛋。另外，时人和后人都晓得这门“借鸡下蛋”学问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借到国家的这只老母鸡。可以想见，这又必然会因此而衍生出一批又一批大小不等的贪污犯。也或许是这只能生金蛋、银蛋的老母鸡是国家的，一旦接到政府发出的命令，它就会立即回巢、归位。与此同时，那些靠着这只老母鸡发财致富的贪官污吏，也会摇身变成执法如山的判官，恬不知耻地大讲特讲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必须立即收紧银根！也正是因为这只奉命归位的老母鸡暂时不生金蛋和银蛋了，那些靠着“借鸡生蛋”、买空卖空的大小房地产开发商们也只好不是下令停工，就是携余款逃之夭夭了！最为可It的是那些南下的打工仔，他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觉醒来，手中的饭碗丢掉了。怎么办？他们只有流落在昨天还十分繁华的街头，茫然地看着这一座又一座烂尾楼摇头叹息！
笔者权且不论这次因“借鸡生蛋”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后果，只想对读者讲一下这突变的政治风云对兴建国泰大厦的影响。我记得在和黄如论先生交谈这次金融风暴的时候，曾经向他发出这样的提问：
“如果您认为可以讲的话，请告诉我您从菲律宾带回多少资金来？”
“3000万元！”黄如论先生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说，“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
“是的！那时我的工资还不到500元，现在我拿的退休金已经超过10倍了。”
“说句老实说，在那个‘借鸡生蛋’的年代里，拿3000万资金建这样一座国泰大厦的开发商是不多的。”
“够用吗？”
“当然不够！在动工兴建之后，还需要向银行借少许的短期贷款。”
“银行冻结了资金以后您怎么办？”
“硬撑着！”黄如论先生说罢苦笑了一下。
“能撑多少时间？”
“我清楚地记得，从菲律宾带回的这3000万资金在春节前夕就全部花光了。”黄如论先生说罢缄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