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黄氏先祖的光辉历史，对黄如论先生影响非常大。其中宋代大儒黄榦尤然。
说到黄幹，黄如论先生又和我讲过下面的两段话：
“我很崇拜我的祖先黄餘，他从小就有诚心，不怕苦。有人叫他去武夷山拜朱熹为师，他就走了十几天到福建崇安，但是朱熹不在家，去了别的地方讲学，要两个月以后才回得来。黄餘就在武夷山脚下等了两个月。那时候是冬天，天很冷，他只穿着两件破烂的衣服。但他不怕苦，一直坚持下来。朱熹回来听说了，很感动，就收他为弟子，教他学问，后来看他读书很勤奋，就把学问都教给了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就这样成了朱熹的第一传人。”
“我从先祖黄餘求学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心诚则灵，自己认为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同时，做人要勤劳，人家工作8小时，我就工作12个小时，这就叫勤能补拙。另外，从这时起我还认定若想光宗耀祖，还要像先祖黄翰那样钻心读书。”
我作为一位史传文学作家，不仅粗知南宋时代的程朱理学，而且对黄餘的生平也略知一二。权且不论黄如论先生讲的黄幹经历是信史，还是黄氏宗族口头相传的故事，从我们的交谈中可知，他一定学习过程朱理学。为此，我问他：“你所知道的程朱理学是自学的，还是像你的先祖黄榦那样拜师学到的？”
“基本上是自学的。”黄如论先生答说。
“是看到家谱以后就开始自学的吗？”
“不！那时，我很快就卷入‘**’了。”
“你在‘**’中又做了些什么？”
“参加红卫兵，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喝过不少口水。”黄如论先生说罢幽默地一笑，接着又说道，“事后想来，参加‘**’也是一种学习，使我真正认识了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够我受用终生。”
1966年6月，“**”爆发了！
那时，黄如论辍学在家，尚不满15岁，恰好处在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
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恰好是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开始。在这期间，无论男女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同时还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体力。用作家的话说，是人生的躁动阶段，也是所谓人性开始全面展示——且极力反对遮掩的时期。“**”爆发了，全国数以亿万计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以及大中学校的师生全都变成了尚不满15岁的黄如论，似乎都处在了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其狂热的表现，就是这种生命原动力勃发初期最好的注脚。
我记得周总理在红卫兵第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思潮是无法抗拒的（大意）。事实证明，无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还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学者，一夜之间全都卷进“**”的潮流中。多年之后，我曾经读过一位誉满全国的大学者写的文章，他说自己在“**”的初期，不知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学校里的一派，还闹了相当长的一段派性。对此，有人戏称这位大学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我看来则是思潮是无法抗拒使然。如此推论，处在生命原动力勃发初期的黄如论先生，则更是无法抗拒“**”的思潮，一定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
黄如论出身贫农，是所谓的“红五类”（一为工人、二为贫下中农、三为革命军人、四为革命干部、五为革命烈士）。再者，他的伯父是红军，按照当时的说法，侄儿也就成了红色子弟。用当时的话说，黄如论是红得发紫的双料“红五类”。经过“**”的人都知道，双料“红五类”是“**”的主力核心，自然也是红卫兵中冲锋陷阵的大小头目。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尚不满15岁的黄如论一定是连江县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如果说性格即命运是真理的话，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黄如论先生敢为人先的性格推测而知，随着“**”向纵深发展，那时的黄如论一定会变成连江地区一派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
在举国上下陷入“**”造成的混乱年代中，不干几件错事、不说几句违心话的人是没有的。因此，我作为一个“**”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向来主张这是我们民族的灾难，不要过分追究这派或那派的责任，更不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惩罚个人。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最鄙视那些在今天撰文有意吹墟自己是“文革”中的圣人，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全民都浊他独清的先知先觉。他似乎忘了自己当年也曾声撕力竭地高喊万岁、打倒所谓走资派的口号，一点也不脸红地说自己最反对紧跟旗手闹革命，等等。我说上述这番话的目的只有一个，没有必要去探究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在“**”中的经历和表现。
家贫出孝子，国难造英雄。就说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就说被称之为民族灾难的“**”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造就了一批活跃在当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国之才。黄如论先生能走到今天，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从反正两个方面接受了“**”的经验与教训，并从中感悟出为人处世、造就事业的大道理来。
关键，还是善于向社会、向人生学习。
诚如前文所述，少年黄如论最渴望的是学习。当他臂戴红卫兵袖章，高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冲进“**”洪流中去的时候，具有“**”特色的文化向他扑面袭来。概括地说，那就是手捧红宝书，无论是召开批斗大会，还是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都要朗朗背诵毛主席的语录；走上街头，除去看见大人小孩在跳所谓的“忠字舞”以外，还有多如牛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表演的节目全国都一样，不是样板戏就是那几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事后追论，在政治上，这些具有“**”特色的所谓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艺术上，却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暂且不论八个样板戏的成败得失，就说这几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吧，也是相当深入在“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人心中的。就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这些充满“文革”特色的文化对黄如论先生的成长，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说到此处，有两件事情令我震撼：
其一，我记得前几年出国访问，参加一个多为“文革”后出国谋生的朋友的集会，他们十分动情地放声唱起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最后，他们竟然唱得热泪盈眶，有点泣不成声了。当时，我曾发出这样的自问：“他们为什么要唱这些歌曲呢？难道忘了‘**’对他们造成的创伤了吗？”我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
其二，今年夏天，我随黄如论先生登临南岳衡山之巅，参拜火神祝融氏庙。当我们虔诚地敬献香火之后，黄如论先生望着无边无际的滚滚林海，听着时远时近的声声林涛，他突然舞兴大发，拉来一位同行的不懂“文革”文化的女士，先摆了一个拿起笔做刀枪的舞姿，继之又做了一个挥手指方向的英雄状，还兴味盎然地让同行的摄影师拍照留念。我当时被他这种忽发奇想、与参拜火神庙那种肃穆气氛极不协调的行为怔住了，禁不住地自问：“黄如论先生为什么要在火神庙前跳‘文革舞’呢？难道仅仅是率性而为的性格使然吗？”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黄如论先生用佛理禅语洗心之后，面对庙前那些极其虔诚的芸芸众生，蓦然之间得到了一种人生感悟，遂又与潜存在头脑中的“文革”文化发生了某种碰撞，使他身不由己地在庙前做出这些惊人之举。
随着“**”向纵深发展，黄如论先生也在“文革”炼狱之火中渐渐长大。他手中的红宝书变成了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他从朗朗背诵毛主席语录，变成了潜心拜读雄文四卷。通过长年交谈，我深感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当我认真读完黄如论先生的煌煌大作《为人处世与企业管理》后，第一感触是：通篇充满辩证法。我终于明白了，黄如论先生的文化积淀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质，是他在“干中学”中弄懂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并成功地运用在商海之中。同时，还化作了团结同志、制胜对手的精神法宝。对此，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述，略。
如果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那么所有有意或无意、清醒或盲目地参加这场造神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对毛泽东陷入了近似宗教式的崇拜，一时间，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下，于不知不觉中把这场造神运动推向巅峰。我们借用比较宗教学的一般规律，严肃地审视不同宗教的兴起阶段，将会发现一般的信徒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教宗和教义，而是最想知道自己信奉的通天教主的生平和业绩。其中，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秘闻则更是信徒们所乐知的。就这个意义上进行分析，“文革”中广为流传有关毛泽东的各种传说、传记也是符合规律的事了。可以想见，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不仅对毛泽东无限崇敬，而且还开始认真地研读有关毛泽东革命业绩的书稿。就是日后到了国外，他依然对毛泽东的一生很感兴趣。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常常是以毛主席的历史功过为中心。另外，只要翻一翻黄如论先生在今天的讲谈录，我们就会发现他经常拿毛泽东来自比。例如，他最爱说毛主席当过小学教师，我黄如论也当过小学教师，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在“**”的中期，还有一种文化现象令人深思，那就是随着全民大唱语录歌时代的渐渐逝去，代之而起的是各种版本、不同艺术风格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又悄然兴起，而且很快就唱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此，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普及毛泽东诗词的文化运动。我记得那时，全国的大人小孩都会背几首或几句毛泽东诗词。据我的推测，黄如论先生也就是在这时才爱上毛泽东诗词的。我为什么不说黄如论先生喜欢上毛泽东诗词，而是说他爱上毛泽东诗词呢？请看我的道理和根据：
平时，我们二人交谈，像毛泽东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著名诗句，他能运用自如，脱口而出；就是他在金源集团作工作报告的时候，也经常仿毛诗吟它一首，借以抒发自己胸怀大志，或鼓励同仁奋起共进。去年，他在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开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结束的时候，就即兴赋了如下这首《卜算子》：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世纪城**独好。茫茫人生路，苦尽甜来又一春。汗马功勋谁不想，旨在机遇帷幄中。四轮战役今何在，独有英雄下夕烟。千秋伟业靠谁闯，缔造广厦千万间。”
我不想评议黄如论先生即兴之作《卜算子》的艺术品位，只想说明他的为文气质、为业气魄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知，黄如论先生的确是爱上了毛泽东的诗词。
黄如论先生在处于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一并由少年完成向青年过渡的阶段，全身心地投身到了长达十年的“**”中。在这期间，他不仅受到了“**”的所谓战斗洗礼，而且还接受了具有“文革”特色的文化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等于免费上了一所具有“文革”特色的社会大学。在这所社会大学中，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那富有生命力的军事辩证法，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我曾经戏称：黄如论先生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就是“文革”中的社会大学颁发的学士证书。
对此，黄如论先生也直言不讳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文化，因为我跟随的造反派组织成员都是厅处级干部、老红军、老革命，我在他们的身边，学到了他们的为人处世，也学到了怎么写文章。应该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都有很好的教育，一种是儒家的教育，一种是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在我的头脑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迹。”
“**”犹如滚滚东去的长江波涛，真可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身陷“文革”洪流中的亿万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有的奋臂击水，逆流而上，虽然多喝了几口水，但终成跃上浪尖的弄潮儿；有的投机钻营，坑害百姓，虽然得意于一时，但终成沉人江底的泥沙。究其根本，还是在动**无序的“**”中学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此，黄如论先生深情地说：
“我是老区红军的后代，伯父是个老革命，我在‘文革’中以伯父为榜样，学习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诚如前文所述，随着“**”的深人发展，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从连江县城杀到了省城福州。不出所料，又很快成了福州地区一派红卫兵的小头目。由于他是红卫兵中的双料“红五类”，所以管理红卫兵组织的军代表非常信任他。那时，恰好是红卫兵在全国大串联的岁月，乘车不要钱，到任何地方住宿、吃饭也不要钱，真是开中外历史的先河！我就亲耳听周总理讲过，为了保证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不挨冻，有地方睡，我把自己住的西华厅倒出了一半房间给红卫兵小将们住。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全国各大城市接待红卫兵大串联的任务是何等的繁重。其中，分配住房、领取衣被、划拨伙食费等等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由军代表信得过的红卫兵来主持、操办。结果，黄如论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军代表所倚重的红卫兵。说起这段经历，黄如论先生动情地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省城闹革命的时候，我分管外县来省城的红卫兵的伙食和后勤。当时要贪污是很容易的，红卫兵来福州大串联的时候，你需要多少，就给你报多少伙食、衣服和被子，我既管公章又管钱，报多少人、伙食多少钱，只要盖上公章，上面就给发多少。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贪污，应该说我是很忠于毛主席的，还是很廉洁的。所以说我是立志做好人，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做好人做好事累积起来的善报。”
经过“**”的人都清楚：红卫兵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的背后，尤其是上到所谓中央文革，下到各级对应的机构，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黑手在操控红卫兵运动。换言之，红卫兵只不过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手中的玩偶；红卫兵运动也只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行动。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是国家和民族，其次就是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幸存在世的老革命，当然还有那些紧跟旗手闹革命的红卫兵。就这个意义上讲，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不同的是，他虽然身处逆境，依然不忘学习做人的道理。请看他给我讲过的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故事：
“‘**’中，我曾经跟在一批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首长身边，其中有好几位还是厅局级干部。在他们身边，我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事的办法，也领悟到了在这个社会中为人处世的真谛。有一次，我们这一派红卫兵被另外一派红卫兵打倒了’为了保护我们这一派的老干部，我就匆忙带着他们向山区跑去。由于行动突然，没有准备，所以沿途之中没有饭吃。最后，大家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坐在路边想办法。这时，一位首长好不容易从内衣袋中找到了仅有的一角钱，叫我到对面买几个地瓜来吃。但是，当我来到出产地瓜的地边之后，找不到种地瓜的主人，我就在山坡上挖了三个大的地瓜，接着，又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把一角钱放在地瓜秧的下边。当我走到山口的时候被一个农民抓住，说我偷了他的地瓜。我就像当年红军那样跟他解释：我是挖了你的地瓜，但我把钱放在了你家地瓜秧的下面。农民听了我的话以后，再看看我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就相信了，就把我给放了。通过这件事，我真正懂得了当年红军为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还是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向老红军干部学到了敢爱敢恨、正直诚信的品质和为人处世的技巧，对我后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我跟着这些老革命整整三年，对我一生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
不久，全国随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兴起和普及，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被送往边疆的农村和牧场，有的当了社员，有的成了再教育的对象，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就此偃旗息鼓了！时过20岁的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农民，遂又带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从福州回到了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沉重地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随着坚决贯彻、落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数以亿万计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尤其是生长在城市的红卫兵不仅告别了坐火车不用票、吃饭不花钱的生活，而且一夜之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知识青年。被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农村和草原等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这一代学生身上的狂热降到了冰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天天高喊要做天下主人的革命理想也化作了虚幻的惊梦。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有的女知识青年甚至把自己圣洁的身体都奉献上，借以达到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目的。简之，回城变成了他们人生最高的奋斗目标。我记得在一次出国访问中遇到了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村、草原这个广阔天地实在是太大了，也太苦了！说它大，我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说它苦，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苦。咳！就像京剧《红灯记》李玉和说的那样，有娘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应付了。”
但是，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是生于农村、长于贫苦家庭的红卫兵，他当年带领红卫兵大闹连江县和福州市是长见识，开拓人生的视野；而今再由省城福州返回连江县马鼻乡是回家，绝对没有全国大多数红卫兵那种失落感。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前程感到茫然。换言之，如果没有“**”的洗礼，黄如论要么像自己的爷爷、爸爸那样安于农耕，至多像其他同乡青年那样偷渡去海外。这些年来，他在省城福州大开了眼界，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有多好，让他再安于在马鼻乡辰山村终生务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可是如何才0能从家乡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呢？他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他于茫茫然中又陷人了人生抉择的苦闷！
我长黄如论先生10岁，曾经是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也是京城红卫兵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二司”的发起人，也曾有过作为“反革命”被放逐解放军农场的历练，因此对黄如论先生陷入这种人生抉择的苦闷是理解的。另外，我们之间或许有着共同的红卫兵运动经历的缘故，在我们的交谈之中，偶然也会说起“**”中亲历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有些沉重地向他讲起自己在“文革”中最难忘的一件事：由于派性作怪，我们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培了，作为保守派的核心人物的我被抄家，一天之中还挨了三次批斗，站板発，坐飞机，游街示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各种非人的滋味也全都尝到了。黄如论先生听得十分认真，接着又慨然长叹，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那时，我的两只手也被绑起来，被逼得跪在地上接受批斗。”
我听后苦笑着摇了摇头，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像我挨批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也曾做过对不起另外一派红卫兵的事情。可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只有16岁啊！对此，我们二人相对无言，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我低沉地说道：
“苦难，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就是能够正确地对待‘文革’带给我的苦难，并把这笔苦难转化为艺术思维，使得我写的作品更深刻一些。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是非常感谢自己拥有这样一笔苦难财富的。”
黄如论先生十分认同我的见解。他沉吟片时，也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你说得很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很锻炼人的，它让我懂得了忠与奸，曲与直，也让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的技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迁，很多道理我是不懂得的，所以说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
但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毕竟从福州回到了家乡，面临着自己一生最为关键的抉择。可以想见，他在回到家乡的最初阶段，依然难以忘怀昔口在省城福州大闹红卫兵运动的往事。随着这种苦闷日子的推移，昔日在省城大闹革命的往事渐渐远去，似乎那些所谓轰轰烈烈的革命也都变了味道。我不记得是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革命催人早熟。有时，几年学不懂的道理，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一天就明白了。当我们二人谈起“**”带给我们的教训时，黄如论喟叹不已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在‘**’中，戴红花也戴过了，批斗也被批过了，我感到很疲倦，觉得中国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绝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左右了的。”
黄如论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善于自学的人。尤其当他处于精神困惑的时候，他更是借用读书来转移这种精神困惑和痛苦。他在家乡这段相对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时间里，几乎是天天与书为伴，借用读书打发这茫然而苦闷的日子。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在这期间读了大量的图书。
事后，我们反观他在这段时间里所读的书，大多是因破“四旧”而流传到社会上的一些闲杂图书。然而善于自学的黄如论先生自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把读闲杂图书也当成了一种学习。正是有了这种学习，他才能在这些闲杂图书中汲取知识的养分，使他在今天讲话的时候做到口若悬河，博古通今。请看他讲谈录中的这段话：
“纵观古今，凡是文武双全，在历史上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伟业的人，无一不是有道德、有良知、有高尚品质的先贤。例如：春秋时期写就《孙子兵法》的孙武，高风亮节的乐毅（西汉时期被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赵充国；东汉时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以马革裹尸还的马援；三国时期横槊赋诗一世的曹孟德，鞠躬尽瘁、死而已的诸葛亮，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关云长；唐朝时期创立开元盛世的太宗皇帝，时穷节见、忠烈悲壮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宋朝时期性情刚正、力挽狂澜的寇准，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岳飞，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明朝时期，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于谦，千秋享庙、死重泰山的袁崇焕；清朝时期，浩然正气、中流砥柱的曾国藩，横刀向天、肝胆昆仑的谭嗣同等等，无一不是文武兼备、风流儒雅的外将内相之才。正因为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气节，所以他们的眼光更为超迈，见解更为独到，能够做到于内可以文治安邦，于外能够武功定国；大可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细可洞微人烛圆满通透。”
我们权且不必评议黄如论先生对这些历史伟人功过的看法，我们仅从上述这段讲话中就可以知道他读过何等多的杂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定评。如果说他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最初的了解是源于“**”，那么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在中国历史上有所建树的伟人感兴趣，除去昔日爱听故事、喜欢看戏以外，恐怕多是来自这些闲杂图书。因此，黄如论先生通过自学不仅获得了一张“绿林大学”颁发的历史学文凭，而且还逐渐形成了英雄造时势的人生观。
随着时光的流逝，黄如论先生为寻觅未来出路的苦闷也渐渐散去了。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筛选、研究自己崇拜的历史伟人以及所创造的学问。首选就是他的先祖黄餘。
黄榦，字直卿，以“勉学”自励，号称“勉斋”。黄幹生于南宋，为监察御史黄瑀的四子。由于家学源远流长，自幼受到了严格的家教。后师从大儒李深卿、林少颖学习儒学和古文词赋，奠定了深厚的国语根基。后结识朱熹的好友刘子澄，由刘书荐拜朱嘉为师。黄榦“志坚思苦”的精神令朱熹感动，朱决意培养黄餘为理学的专承者，并把发扬光大理学的热望寄托在黄幹的身上，同时还决定将仲女许配黄幹为妻。黄榦不负朱熹热望，成果累硕。朱熹大喜，嘱黄榦“更宜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朱嘉仙逝，黄餘悲痛欲绝，“守丧三年，不复调官”。在“悲怆哽咽不忍书，亦不忍忘也”的情况下，耗时六年，写就了二万余字的论文《朱文公行状》，全面评价了朱嘉一生的经历和思想。
黄如论先生为高扬黄氏先贤——尤其是他最为推崇的黄幹的为人、为官、为文的光荣传统，终于得到了黄餘的专著《朱文公行状》。他怀着无比崇敬之心挑灯夜读，就像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突然见到了母乳似的，真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非常艰难地啃这部天书。按照我的推测，他是在啃这部天书《朱文公行状》的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南宋有名的迫害朱熹等人的“庆元党案”。当他知道在朝的权奸宣布朱学是“伪学”，朱的门人为“逆党”，还开列了朱熹等人的十大罪状，并力主“斩嘉之首，以绝后患”之后，又很自然地想起了“**”中的冤假错案。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啊！历史和现实是何等相似乃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政治。当他获知自己的先祖黄榦不怕牵连，义无反顾地随侍朱熹左右，怒斥权奸“几危宗社，而生灵涂炭矣”时，黄如论先生更加坚定了以先贤黄幹为楷模，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啃懂《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
首先，黄如论先生啃懂了《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的价值，摘其要者是：“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在黄榦看来：能承继孔子之大任的一二人即孟子和朱熹。所以，黄榦大胆论定“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即微言大义），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以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接着，黄餘又放言“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当黄如论先生想到理学自宋代以后被历代学子尊为儒学正宗，成为日后八百年官方哲学的现实之后，真是为自己的先祖黄幹有这种大胆预言而骄傲。
我们由上述简短的引文可知，《朱文公行状》这部书是何等的深奥，既难读又难懂。我虽然不是熟读经史子集的饱学之士，但也在所谓国学大海的岸边洗过身手，为了弄懂《朱文公行状》这部书的要义，我的确借助了不少工具书才得以撬开一缝，然仍难窥视全貌。可以想见，只念过小学、就读过“文革”社会大学、获过“绿林大学”颁发的历史系文凭的黄如论先生想读懂《朱文公行状》是何等的难！为此，我行文的时候不仅称《朱文公行状》是天书，而且还用了一个啃字来形容其难。事后追论，黄如论先生就是在啃《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知道了儒学的渊源和发展。同时，他还真正地领略了中国古文那特有的魅力。就这个意义上讲，黄如论先生通过啃读《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等于又自学念完了旧式学堂私塾，毫不夸张地说，他可以拿到一张毕业证书了！
简之，黄如论先生通过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自学，深深感到学海无涯苦作舟，唯有劈波斩浪朝前行。然而，他又清醒地知道家乡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入学无门，良师难求，如要继续求知真是难上加难。为此，他经常独自一人来到罗源湾，望着从海天相交处跳出的一轮红日，或远眺大海中的落日狂涛，思绪似乎飞向了远方。一天，他由罗源湾的海边回到家里，看着那低矮的住房，澎湃的心潮难以平息，遂挥毫泼墨，写下了这条明志的条幅：
“水流千里，怎抵龙游三尺！”
这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连江县马鼻乡由于缺少师资，黄如论先生曾经念过六年小学的那所学校，仍然听不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为了能让更多的贫穷孩子受到教育，黄如论先生决定倾其所学，主动地承担起马鼻小学的教学任务。依我后来对黄如论先生的了解，他的学识和他的能力，是一定能胜任教小学的任务的。另外，他在“文革”中曾四处串联，八方游走，和普通的小学教师相比真可谓是见多识广了！再者，他从小就博闻强记，善于演讲，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能够得到同学们的爱戴的。
那时，各级行政大权多数操控在群众组织的头头手里，他们一边高喊要复课闹革命，一边又继续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其中，那些极具“文革”劣根性的头头们只知视人唯派，用人唯亲，而中华民族选贤任能、择善从之的光荣传统不见了。可以想见，曾经当过一派红卫兵小头目的黄如论先生是一定会遇到麻烦的。
黄如论先生毕竟是一个受学生拥戴的小学教师，且又喜欢好为人师的工作。不久，他辞别了马鼻小学那些可爱的孩子，来到罗源县。应该说，罗源县虽然也是一个在贫困线以下的穷县，但却成了黄如论先生人生、家庭、事业的起点。他到罗源县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参与承接当±也海军基地施工建设。在这里，他结交了不少在罗源的老乡以及各界朋友。同时，他还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方守金。黄如论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创业的青年，方女士也正值妙龄，端庄温柔，身上洋溢着中国南方女子特有的温婉贤惠气质。她的出现，让黄如论感到欣喜，觉得终于遇到了能够共度一生，组建一个美好家庭的女性。几次交往后，他们逐步建立了感情，也渐渐有了默契。黄如论身上有着闽商的典型特质，常年四处奔波打拼事业，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对此，方女士从未埋怨，而是默默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照顾几个儿女，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得十分周到，从来不因为家务事拖丈夫的后腿。有时，黄如论好不容易回到家，本想享受一下家庭的团圆，但总是会有很多事等着处理。处理完事情，黄如论又该走了。所以结婚几十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不过，两人虽然平时话并不多，但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心心相印，感情也格外深厚。在黄如论功成名就之后，方女士依然保持着低调、传统的生活方式。黄如论在和朋友提及自己的夫人时，也都会用非常尊重的语气，称赞她是自己的贤内助，并诚恳地表示，在他的成功中，有一半属于他这位深深爱恋的夫人。
在交往一段时间后，黄如论先生和方女士相互订下终身，并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日子成婚，那时，正是邓小平大搞整顿的时候。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因此，自古就有攀比操办婚事的风气。正像今天这样，无论是官家还是商家，把操办婚事当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就说是普通百姓家吧，为操办儿女的婚事，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目的只为两个字：面子。我没有査过中国的婚丧嫁娶的历史，只知在“文革”中曾把传统的结婚仪式当做“四旧”给禁止了。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要请几桌酒席热闹一下的。
经过“**”的人都清楚，那时中国的经济到了就要崩溃的边缘。举例说，一个人一个月有30斤上下不等的粮食，凭粮票购买。同时，还发放半斤肉票、半斤油票、半斤糖果票、半斤点心票等。听说黄如论就要结婚了，热心的朋友们省下自己的半斤肉票凑份子，悄悄地准备办几桌没有多少肉的酒席庆祝一下？正当黄如论兴高采烈地筹办结婚酒席的时候，马鼻公社的当权者下令要他回乡，接受群众的批判。理由是结婚大办酒席，有资产阶级思想。那时的黄如论是很有组织观念的，尽管气得怒目大睁，可他还是回到了马鼻公社接受所谓审查。回首往事，他愤愤然地对我说：
“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接受审査，交代资产阶级思想，可在罗源的朋友们还在为我筹备结婚的酒席，我当时真是气极了！尤其当我想到就要当新娘的妻子，我真是气得有泪不知向何处流啊！”
也就是在遭受这次特殊的审査中，用黄如论先生自己的话说：“我那时真的对政治厌恶到了极点！”怎么办呢？他无限悲怆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穷则思变，这是一切穷人内心最为美好的向往，或曰一生奋力追求的方向。
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出生在农耕之家，穷得连书都念不起，虽说自幼就有着“穷则思变”的梦想，但对他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想。
我记得在“文革”前夕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经常对贫下中农的骨干分子说这样几句话：“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变修。”意思是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一旦富了就变修也是符合规律的，因此，我们要防止生活富裕了变成修正主义。“**”中，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有一句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话说白了，上述两段话是“四人帮”给全国亿万农民指的方向：宁可受穷，也不变修。现在看来，这两段话真是荒唐之极，然而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却被当做真理来吹捧。从一般规律来看，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先生是难辨真伪的，说不定还会大喊几声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但是，生存是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再美丽的谎言只能欺骗一时，一旦谎言危及到人的生存就不攻自破了。例如，当年黄如论先生带着自己支持的厅局级“走资派”向山区逃跑的路上，饿得只能用一角钱挖三个地瓜充饥的时候，他不会不问一个为什么；接下来，他也一定会想一想今后的日子将如何生活下去。事有凑巧，等到黄如论先生带着这些“走资派”回到省城福州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生存的事件。
经过“**”的人都清楚，在打派仗的时候撒谎是可以不脸红的。那时，各级电台天天广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那些大闹派性的头头们却出于一派之私阳奉阴违，天天在大搞武斗。这就是最典型的桌面上谈判，桌底下使绊。也就是在“四人帮”挑起的派性大战中，黄如论先生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组织被打垮了。接下来，对立面的那一派红卫兵组织又乘胜追击，对他们不仅进行“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全面出击，而且还要继续展开“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直言之：一是对所谓站错队的红卫兵群众大搞触及灵魂闹革命，再是抓捕被打垮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小头头进行隔离审查，坚决批倒斗臭，重者还要送交专政机关蹲大牢。在强大的舆论攻心和专政手段相结合的高压下，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面对生存的抉择，那些曾经高喊经风雨、见世面，为真理而斗争的被打垮的红卫兵，随即作鸟兽散，一个个忐忑不安地在等待命运的安排。黄如论先生很早就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抓捕，他偷偷地由省城福州回到家乡马鼻躲藏。没有几天，他又想到自己曾是连江县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之一，自然所谓的派性冤家也不在少数。换句话说：躲藏在家乡并不安全。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捜捕，经由家人协商，由他的叔叔凑了20元钱，让他逃到闽东老革命地区古田堂姐家去避难。
“文革”中的农村是非常贫穷的！我记得在农村种地的哑巴哥哥干一天农活挣10个工分，到年底这10个工分才能分到8分钱；就说我大学毕业后的工资吧，一个月也只有46元钱。换句话说，20元钱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黄如论先生家贫如洗，自己又没有工作，自然清楚这20元钱的分量。同时，他还明白在躲避搜査的特殊时期，这20元钱又凝聚着全家人对自己深深的爱。那天夜里，他伸出粗大的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这沉甸甸的20元钱，遂又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接着，他含泪告别全家的亲人，转身走出家门，趁着月黑星稀的深夜，拿着托人买的汽车票，大步踉跑地向连江汽车站走去。天就要亮了，他终于坐上了驶往古田的又脏、又乱，且又人满为患的长途客车。‘‘文革”之前，福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省份。其中，闽东革命老区古田等地因群山环抱，水深流急，则更是难以和外部世界沟通。就是到了“文革”时期，联系福州与古田的也只有那条异常险峻的山区公路。黄如论先生或许是因为避难出走的心情不佳，也或许是要转几次长途客车实在是太累，满山遍野的茂林修竹引不起他的兴趣，崇山峻岭中的百鸟歌唱他也无睱欣赏，他只是木然地坐在破旧的长途客车上，微眯着双眼，下意识地保护着身上那20元钱，忽而倚着车窗睡觉，忽而随着人流中途换车，希望快一些到达古田县城，好再打听去堂姐家的路。
“古田到了！请旅客拿好行李准备下车！”
倚窗沉睡的黄如论先生被售票员唤醒，他习惯地揉了揉双眼，匆忙站起身来，随着人流走下客车，放眼望去，方知是到了夜幕低垂的傍晚时分了。他活动了一下身子，顿感腹空无力，至此又知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当即决定：先买一块烤地瓜充饥，然后再问去堂姐家的路。当他伸手掏钱的时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放在口袋中的那20元钱不见了！他焦急万分，不住地自问：“是谁偷了这20元钱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向我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心情沉重地说了这段话：
“那时候我所在的一派红卫兵失败了，怕被抓，就想跑到古田我堂姐家去避难。当时叔叔给了我20块钱路费，我转了好几趟车到了古田县城，发现钱被偷了，堂姐家离县城很远，我没钱住店，就蹲在公园里整整冻了一夜，这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夜，我躺在公园的木椅上望着星空想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钱。所以，从那时起就暗下决心：我要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