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压制所有的新思想，借此保证世界的和平不受侵扰。秘密警察成了国家最有权势的官员，很快这些国家的监狱里就塞满了那些宣称人们有权按照认同的方式自我管理的人。

想要彻底清除拿破仑大洪水带来的破坏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古老的栅栏已经被冲走了。数十代王朝的宫殿已经被破坏到了无法居住的程度。有些王室住处却在邻居遭受不幸的情况下大为扩建。潮水退去，留下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革命学说，如果要贸然清除，就有破坏整个社区的危险。但是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全力以赴，以下就是他们的各种“政绩”。

这么多年来，法国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人们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畏惧这个国家。通过塔列朗之口，波旁王室许下诺言，说要好好治理国家。但经历了百日王朝之后，欧洲人明白，如果拿破仑第二次逃回欧洲，后果同样堪忧。因此，荷兰共和国变成了王国，而比利时则成为这个新王国的一部分。无论是新教徒的北方，还是天主教的南方都不喜欢这个新联盟的国家，但是也没有人提出疑问。这似乎多欧洲的和平有好处，而和平是主要考虑。

波兰抱有极大的憧憬，因为波兰人亚当·恰尔托雷斯基[296]亲王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密友之一，在战争和维也纳会议期间的常用顾问。但是波兰成了一个半依附俄国的国家，亚历山大变成了波兰人的国王。没人对此感到高兴，这一结果引发了波兰人极大的怨恨，并且爆发了3次革命。

丹麦一直都是拿破仑忠实的盟友，遭到了严厉的惩罚。7年前，一支英国舰队顺着卡特加特海峡驶来。没有宣战，也没有任何警告，这支舰队就炮轰哥本哈根，并且卷走了丹麦的舰队，唯恐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的做法更甚。1397年以来，根据卡尔马联盟[297]，挪威和丹麦就是联邦的一部分，而维也纳会议决定将挪威从丹麦分裂出来，并且送给了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奖励，而当初正是拿破仑帮助他登上了宝座。这位瑞典国王也够奇特，之前是法国将军，原名伯尔纳多特，作为拿破仑的副官之一到了瑞典，而瑞典的霍尔施泰因-郭托普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去世之际没有留下子嗣，于是他受邀成为了这个美丽国家的国王。从1815年到1844年，他才能卓越地统治着他的第二故乡（他永远也没有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他是个聪明人，受到了瑞典和挪威臣民的尊敬，但他没能让这两个天性和历史都迥异的国家合二为一。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合体是个失败，到了1905年，挪威以一种非常和平有序的方式成立为独立王国，而瑞典人也友好地送出了“好运”的祝福，非常明智地放手让挪威独立了。

自从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人就一直受外来入侵者的摆布，之前对波拿巴将军也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皇帝拿破仑却让他们大为失望。他们非但没有组成民众希望的联合意大利，反而被分割成了数个小公国、小公爵领地、共和国和教皇国，而教皇国成为了那不勒斯之外整个半岛上最为糟糕、最民不聊生的地区。维也纳会议废除了数个拿破仑建立的小共和国，取而代之的是数个老公国，分给了哈布斯堡王室的几位有功人士，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可怜的西班牙人发动了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起义，为了他们的国王，西班牙最优秀的男子洒下了热血，可是当维也纳会议允许他们的国王回归王土之际，西班牙人却得到了严厉的惩罚。费迪南七世[298]是个恶毒的家伙，过去4年时间里一直都是拿破仑的阶下囚。为了打发时间，他给自己最喜爱的守护圣徒织了一件又一件的外套。为了庆祝自己回到故土，他重开宗教裁判所和酷刑室，而之前的大革命废除了这两样东西。他令人厌恶，他的自己的妻子和子民都非常鄙视他，而神圣同盟却力挺他坐在宝座上。正直的西班牙人想要清除这个罩在他们头上的诅咒，让西班牙成为立宪王国，可是所有的努力都以流血和死刑告终。

1807年葡萄牙王室逃到了巴西殖民地，之后葡萄牙就处在没有国王的状态。从1808年到1814年半岛战争[299]期间，葡萄牙一直都是惠灵顿麾下部队的军需供给地。1815年后，葡萄牙继续算是英国的省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布拉干萨王室回归王位，他们的一位王室成员留在了里约热内卢成为了巴西皇帝，巴西帝国居然维持了好多年，是美洲唯一存在过的帝国，结束于1889年，之后变成了共和国。

在欧洲的东部，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依然受着苏丹的统治，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当，维也纳会议没有采取任何举措来改变这一状况。1804年，塞尔维亚的一位养猪人布拉克·乔治（是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创始人）发动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起义失败了，被另一位他误认为是朋友的塞尔维亚领导人杀害，杀害他的人叫做米洛斯·奥布论诺维奇，后来成为塞尔维亚奥布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土耳其人继续在巴尔巴半岛地区称王称霸。

自从2000年前，希腊人失去独立之后，先后被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统治。他们希望自己的国人，科孚岛[300]人卡波·德伊斯特拉，还有沙皇亚历山大的亲密友人波兰人恰尔托雷斯基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但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让基督教的，穆斯林的，或是别的什么教派的“合法”的君主待在各自的王位上。因此他们毫无作为，希腊还是老样子。

也许维也纳会议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意志地区的处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不仅摧毁了这个地区的财富，还将之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政治垃圾堆，由两个王国。数个大公国、若干个公国和上百个侯爵领地、封邑、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城市和自由村庄组成，其统治者千奇百怪，只有在歌舞剧中才能见到那样的角色。腓特烈大帝创建了强大的普鲁士，改变了这一状况，可在他去世之后，普鲁士王国也没能幸存多长的时间。

拿破仑批准了大多数德意志小国家独立的请求，但是300多个国家中存续到1806年的也只有52个。在争取独立的伟大抗争中，多少士兵梦想着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国家。但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谁将成为这位领袖呢？

在德语国家一共有5个王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国王是按照神的旨意授命的。另外三个，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的国王是由拿破仑的旨意授命的，因为他们是皇帝拿破仑的亲信，在其他德意志地区人民的眼中，他们的爱国信誉就有瑕疵。

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德意志邦联，主席是奥地利国王，其身份已经改为奥地利皇帝。没有人对这种临时安排感到满意。德意志的一次全体大会在古老的加冕城市法兰克福召开，讨论的是“共同政策和重大问题”，在这次大会上，38名代表分别来自38个有着不同利益的地区，如果没有全票通过，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这项全票通过的议会规定曾在之前数个世纪之内毁掉了强大的波兰王国），著名的德意志邦联成为了全欧洲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的政治同19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美洲中部邻居的做法有些相似。

这对于为了民族理想而牺牲了一切的人民而言是奇耻大辱。但是维也纳会议对“子民”的私人感情毫无兴趣，德意志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再讨论。

有人反抗吗？当然有了。随着人们对拿破仑的仇恨渐渐平息下来，随着对反拿破仑战争的热情渐渐冷淡下来，随着人们真正意识到在“和平与稳定”的名义下进行的罪行，他们立刻开始了窃窃私语。他们开始威胁要公开造反。但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没有力量，他们任凭有史以来最无情高效的警察体制所摆布。

维也纳会议的成员真诚地认为是“革命主义导致了拿破仑这位前皇帝非法篡位”。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铲除那些追随所谓“法国理念”的人，就像是菲利普二世在烧死新教徒或是吊死摩尔人的时候，不过是追随了内心的声音。在16世纪初，如果有人觉得教皇无权任意统治他的臣民，这个人就是“异端分子”，每个忠诚的公民都应该得而诛之。到了19世纪初，在欧洲大陆，如果有人觉得自家的国王或是首相没有权力随意统治自己，那这个人就是“异端分子”，每个忠诚的公民都应该就近向警察举报此人，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1815年的统治者们已经学会了拿破仑式的高效率，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远远超过了1517年的水平。1815年到1860年这段时期就是政治间谍的时代，到处都是间谍。宫廷里有间谍，最低档的酒店里也有间谍。他们从钥匙孔偷窥内阁会议，他们在市政公园里溜达，偷听坐在长椅上的人们聊天。他们严密看守边境，如果没有签证护照，休想离境。他们检查包裹，任何有着危险“法国理念”的书籍都不可能进入他们君主的领地。他们和学生坐在一起，在演讲厅里听教授讲课，如果有教授胆敢对现有秩序流露出一个字的不满，就会大祸临头。他们跟着小男孩和小女孩去教堂，免得他们临阵脱逃。

在很多地方他们都得到了神职人员的帮助。革命时期，教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教会的财产被充公，神父遭到了杀害。1793年10月公共安全委员会废除了基督教，接受了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教育的这一代人手舞足蹈，欢庆理性的胜利。神父们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一起长期流亡国外。现在他们跟随反法盟军回到了故土，带着报复的心理开始了工作。

1814年耶稣会回来了，重新开始了教育年轻人工作。之前，在对抗教会的敌人方面，他们的体制未免有些过了头。耶稣会在全世界建立了“支部”，要教育当地人懂得基督教的福祉，但很快这套体系就变成了常规的贸易公司，不断干涉世俗政权。到了葡萄牙伟大的改革派首相庞巴尔侯爵执政时期，耶稣会被赶出了葡萄牙的领土。到了1773年，应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请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禁止了耶稣会的这一体制。现在他们又回来了，开始教导孩子们要“顺从”，要“爱戴他们合法的君主”，以免这些孩子像他们父母一样在玛利亚·安托瓦内特坐车驶向断头台时还会租借橱窗，在一旁观看嘲笑。

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徒国家，情况也是一样糟糕。1812年的那些伟大爱国领袖，那些号召人们站起来反对篡位者的诗人和作家如今被贴上了“煽动者”的标签。他们的住所遭到了搜查，他们的信件遭到了检查，他们不得不定期到警察局报到，汇报自己的行踪。普鲁士的教官火气冲天，扑向年轻一代人。一群学生在瓦特堡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活动虽然有点吵闹，但并无害处，可在这些普鲁士官僚的眼中，这就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有个神学学生，非常诚实，却不够机灵，杀死了一位在德意志进行活动的俄国政府间谍，于是大学就处在了警察的监视之下，在没有任何审讯的前提下，教授或是被投入监狱，或是被解雇。

当然了，在对抗革命行为方面，俄国就更为荒诞了。亚历山大已经从虔诚的狂热中恢复过来了，逐渐发展出了忧郁症。他非常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自己在维也纳受到了梅特涅和克吕登纳那个女人的摆布。他越来越排斥西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俄国统治者，其兴趣在君士坦丁堡，那个曾是斯拉夫人第一位导师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亚历山大的年纪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努力，成就却越来越少。在他坐在书房之际，他手下的大臣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大军营。

这样的画面并不美。我应该讲得更为简短，但你应该对这一时期有个彻底的了解。这不是人类第一次想要倒转历史的车轮，但结果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