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刚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那些被这位可恶的“科西嘉人”屡次打败过的统治者就聚在了维也纳，想要消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多项变革。

这位可怕的科西嘉人如今在圣赫勒拿岛的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待着，之前他突然回到法国，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王公贵族、特派公使、全权大使、各位官员以及众多的秘书、仆人和溜须拍马的随从都手忙脚乱，如今他们也能重新开始工作了。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如期举办了宴会、花园派对和舞会，人们跳起了骇人听闻的新式舞蹈“华尔兹”，还记得旧体制小步舞的女士和绅士们看到这样的舞蹈，大惊失色。

他们退出历史舞台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了。现在危险过去了，提起经受过的苦难，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雅各宾派坏透了，这些人胆敢杀死他们神圣的国王，废除了假发，废除了凡尔赛王宫的短裤，取而代之的居然是巴黎贫民窟的破烂马裤，他们想要得到赔偿，在雅各宾派手里损失的每一个子儿，他们都想捞回来。

你或许会觉得我真是荒唐，把这样的细节问题都提出来讲。但请允许我告诉你，维也纳会议持续了好长时间，讨论的就是这样的荒诞事情。数月的时间里，各代表对“短裤VS长裤”的问题更感兴趣，怎样处理撒克逊或是西班牙问题倒没有放在心上。普鲁士国王离谱到给自己定制了一条短裤，这样就能公开表示他鄙视一切革命的东西。

另一位德意志的君主在贵族对革命的仇恨方面也不甘示弱，他下令自己的国民，凡是付给这位法国篡位者的税赋都必须再次支付给他这位合法的统治者，而国民在这位科西嘉魔鬼任意摆布之时，他在遥远地地方默默地爱着自己的臣民。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维也纳会议的荒唐事情是一件接一件，看的人都喘不过气来了，惊呼道，“苍天呀，为什么人们不反抗呢？”为什么不呢？因为人们已经疲惫不堪，彻底绝望了，只要不打战，他们已经不在意到底会怎样，也不在意谁是统治者，也不在意怎么统治他们。他们对战争、革命和改革厌恶不已。

18世纪80年代，所有的人都在围着自由这棵大树跳舞。公爵们热情地拥抱他们的厨子，公爵夫人和她们的男仆跳起了革命歌舞，他们真的相信平等博爱的时代终于要降临在这个邪恶的世上了。平等博爱的时代没有降临，从天而降的是革命委员会，他们派来了十来个脏兮兮的士兵住在他们的会客厅里，还会偷走家传的餐具。造访完毕，他们就回到巴黎，报告说“被解放的国家”热情洋溢地接受了法国人民带给周围邻居的自由体制。

后来有一位年轻的军官镇压了巴黎最后一次革命暴乱，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波拿巴，他用武力镇压了暴民，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松了一口气。少一点自由、博爱和平等看起来挺不错的，正是他们想要的。可是好景不长，这位叫做波拿巴的年经军官成为了法国共和国的三位执政官之一，然后就是唯一的执政官，最后称帝了。他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效的统治者，可怜的子民们感到了他铁腕的分量。他毫无慈悲，他强迫他们的儿子参加军队，把他们的女儿们嫁给了他的将军，他从他们家里拿走了画像和雕塑用以丰富自己的博物馆。他将整个欧洲变成了一座大军营，牺牲了整整一代男子的性命。

现在他走了，人们（除了少数的几个职业军人）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别来烦我。在一段时期中，他们有权实行自治，选举自己的市长、市参议院和法国，这一套体系完全失败了。新上任的统治者毫无经验、奢侈放纵。完全是出于绝望，人们转而求助旧体制的那些代表人物。“你们来统治我们吧”，他们说道，“就像以前那样，告诉我们该缴多少税赋，然后就别来烦我们。自由时代让我们片体鳞伤，我们正忙着疗伤呢”。

指挥控制了这次著名会议的人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休养平静的渴望。维也纳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成立了神圣同盟，该同盟规定警察为国家最重要的政府高官，如果胆敢批评政府行为，将会遭受最为严厉的惩罚。

欧洲得到了安宁，但这是一种墓地般的安宁。

维也纳会议上的三个重量级人物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梅特涅和塔列朗。梅特涅代表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利益。塔列朗以前是奥顿地区的主教，凭着自己的狡猾和智慧在法国政府的重重变革之下活了下来，现在他赶到奥地利的首都尽力拯救拿破仑留下的烂摊子。就像是五行打油诗[291]里描写的对旁人冷眼视而不见的快乐年轻人，塔列朗这位不速之客来到了这场派对，就像受到邀请地那样开心吃喝。没多久，他就坐到了桌子的首座，讲着有趣的故事给所有的人带来娱乐，而且他举止言谈很有魅力，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到达维也纳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知道这些同盟国家分为了敌对的两派。一派是俄国，他们想要波兰和普鲁士，另外还想要加上萨克森地区。另一派是奥地利和英国，他们想要阻止另一派的吞并行为，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国称霸欧洲对他们都没有好处。塔列朗手段高明，让这两派互相争斗。过去的十年中，拿破仑帝国的官员让欧洲吃尽了压迫的苦头，而法国人民没有为此付出代价，这多亏了他的斡旋。他争辩道，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没有选择，全都是被拿破仑逼迫的。现在拿破仑已经不在法国了，坐在宝座上的是路易十八。“给他一个机会吧。”塔列朗请求道。这些同盟国家很高兴看到在一个革命国家的宝座上坐着一位合情合理的国王，通情达理地让步了，波旁王室得到了他们的机会，可惜他们没有好好珍惜，15年之后又被赶走了。

维也纳三巨头的第二位人物是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王室外交政策的领袖人物。他是大贵族，长相非常英俊，举止言谈非常得体雅致，出身非常富有，本人也非常有能力。但是他成长的环境和在农田和城市里挥汗如雨的劳苦大众相隔十万八千里。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他还年轻，正在斯特拉斯堡[292]大学学习。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之地，是雅各宾派的活动中心。梅特涅记得自己愉快的社交生活由此中断了，很多难当重任的公民突然位居高位，暴徒们杀害了很多清白无辜的人来庆祝新自由的曙光。他没能看到群众诚恳的喜悦之情。国民公会衣衫褴褛的士兵穿过城市，赶往前线，要为祖国而战死疆场，他没有看到妇女和孩童在给这些士兵带去水和面包时眼中闪烁着的希望。

整件事情只是让这个年轻的奥地利人感到恶心厌恶。这太不文明了，在他看来，如果要有战斗，那也应该是勇敢的年轻人穿着可爱的军装，坐着高头骏马，越过茵茵草地。可是他看到的是：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散发着邪恶气息的军营，流浪汉一夜之间就可以提升为将军，这都太恶劣，太愚蠢了。奥地利有数不清的大公爵，在其中一位公爵举行的小型宴会上，“看看你们那些奇思妙想带来了什么，” 他对法国外交家们说道，“你们想要自由、平等和博爱，现在你们得到的是拿破仑。如果之前你们满足于当时现有的状况，那该有多好。”接着他就会解释一下他的“稳定”体系。他会赞成回到战争前那种美好的老时光，那时每个人都是那么幸福，没有人胡说八道，讲什么“所有的人都一样好”。他是真诚地抱有这种态度，正如他是一位非常有毅力和超级说服力的人。他是革命理念最强有力的敌人之一。他一直活到了1859年，因此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了1848年的革命摧毁了他所有的政策，看到了自己彻底的失败。接着，他就发现自己成为了整个欧洲最为仇恨的人，愤怒的人群几次都想要把他处以私刑。但直到去世之前，他还是一直笃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

他一直都认为人民想要和平的愿望胜过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他一直都在尽力给对他们最好的东西。平心而论，我们应该说他建立和平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在近40年的时间里没有冲过去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他们互相再次开战是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293]开始了混战。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在欧洲大陆也是一项记录了。

这次华尔兹大会的第三位豪杰人物是沙皇亚历山大。他在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里长大，。一方面是那位精明的老女皇给他上课，教他视俄国的荣耀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的私人教师是瑞士人，崇拜伏尔泰和卢梭，给他灌输了对人类的博爱之心，这个孩子长大后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暴君和多愁善感的革命者的奇怪合成体。父亲保罗一世还活着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不堪的侮辱。他不得不亲眼目睹了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后来时来运转，他的军队为反法联军赢得了战机，俄国成为了欧洲的救星，这一强大民族的沙皇被拥戴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能够治愈这个世界的多种伤痛。

但亚历山大并不是特别聪明，他不像塔列朗和梅特涅那样了解人类。他也不了解外交这种奇怪的游戏。他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谁都难免），他喜欢听到众人的欢呼声。很快他就成了维也纳会议的外部注意的“焦点”，而与此同时梅特涅、塔列朗和卡斯尔雷（非常能干的英国代表）就围坐在桌子旁边，喝着白葡萄酒，决定了即将进行的事务。他们需要俄国，因此他们对亚历山大非常有礼貌，但亚历山大本人越是少插手会议的实际事务，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鼓励亚历山大提出的神圣同盟的计划，这样亚历山大就有事情可干了，而他们也就可以专注于手中的事情。

亚历山大喜欢社交，他喜欢参加派对，喜欢与人交往。在社交场合，他是个非常欢快的人，可是他的性格中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元素。他想要忘记不能忘记的事情。1801年3月23日的晚上，他坐在彼得堡圣米迦勒宫殿的一个房间里，等待他父亲退位的消息。但是当喝得醉醺醺的军官们把文件放在他父亲的桌子上时，他的父亲拒绝签署这份文件，于是在盛怒之下，军官们用围巾缠绕住他的脖子，把他活活勒死了。接着他们就下楼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成为了俄国的沙皇。

亚历山大是个非常敏感的人，这一晚可怕的记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接受的是伟大法国哲学家学派的教育，他们不相信上帝，而是相信人类的理性。但是仅靠理性无法解这位沙皇的困扰。他开始出现幻听和幻觉。他想要找到一种方法帮助自己过了良心这一关。他变得非常虔诚，对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也就是那种对神秘未知事物的奇怪喜爱，其历史和底比斯和巴比伦的神庙一样古老。

革命时代的动**情绪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性格。二十年的时间都生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人们都不太正常了。门铃一响，他们都会吓一跳，这可能意味着唯一的儿子“光荣地死在了疆场”。在饱受压榨的农民听来，“博爱”和“自由”这些革命词汇不过是空洞无味的词汇，他们的生活千疮百孔，急需解决。在凄凉痛苦的境地里，他们很容易就受到大量骗子的欺骗，这些骗子从《启示录》中挖出些晦涩难懂的篇章，然后就伪装成预言家，传播奇怪的新教义。

1814年，已经占卜多次的亚历山大听说了一位女预言家，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到，劝诫人们趁着还来得及早日忏悔。此人就是冯·克吕登纳男爵夫人，俄国人，年龄不明，她的丈夫曾是保罗一世时期的外交家。她挥霍掉了丈夫的钱财，有过许多绯闻，让丈夫蒙羞。她过去的生活**风流，最后精神崩溃，一段时间精神不正常，后来看到了一位朋友突然离世，就皈依宗教。从此，她鄙视一切寻欢作乐，向自己的鞋匠忏悔了之前所有的罪恶。这位鞋匠是虔诚的莫拉维亚教徒，宗教改革家约翰·胡司[294]的追随者。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宣判胡司宣扬异端学说，处以火刑。

接下来10年的时间里，这位男爵夫人居住在德意志地区，专门“转变”国王和亲王的信仰。她人生中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劝说欧洲的救星，亚历山大认识到他的错误。亚历山大处在痛苦之中，只要有可能给他带来希望的曙光，他都愿意与之见面，于是男爵夫人轻易就得到了见面的机会。1815年6月4日，这位男爵夫人来到了沙皇的住处。她看到沙皇正在阅读《圣经》。她对亚历山大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3个小时后，她离开之际，亚历山大泪流满面，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平静”。从那一天开始，这位男爵夫人就成了他忠实的同伴和精神导师。男爵夫人跟着他去了巴黎，然后又去了维也纳。如果亚历山大没有出席舞会，他就会参加克吕登纳的祈祷聚会。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讲这个故事？难道19世纪的社会变革还不如这个应该被遗忘的精神失衡的女人更为重要？19世纪的社会变革当然更为重要，但是有很多书可以非常详尽准确地给你讲述社会的变革。除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之外，我还想要你了解一些其他事情。我想要你们在接触历史事件时不要有想当然的心态。不要满足于“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生了某件事情”的简单陈述。要试着去发现每项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然后你就会更好地理解你周围的世界，你就有更大的机会去帮助他人，这是唯一的真正带来满足感的生活方式。

我不想你认为《神圣同盟》只是1815年签订的躺在国家档案馆里无人问津的故纸堆里的一纸死协议。也许它已经被人忘记，但绝对没有死去。《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295]的颁布，而美国的门罗主义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你了解这份文件是如何产生的，在虔诚和忠于职守的表面文章背后有什么真正的动机。

一个不幸的男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想要抚慰自己甚为不安的灵魂，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虚度半生，丧失了美貌和美丽，自命为某个奇特教义的救世主，借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博得名望的心思，这两人合力造就了神圣同盟。我并不是在透露什么秘密。像卡斯尔雷、梅特涅和塔列朗这样冷静理智的人当然知道这位感情用事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轻易而举就能把她打发到她在德意志的庄园去，只需要给神通广大的帝国警察头儿写几行字就能办到。

但法国、英格兰和奥地利需要俄国的好感，他们不能得罪亚历山大。他们不得不容忍这位愚蠢的老男爵夫人。虽然他们认为《神圣同盟》是满纸胡说八道，根本就不值得写在纸上，但还是耐心地听这沙皇宣读了以圣经内容为基础创造人类手足情谊的初稿。《神圣同盟》想要签署这份文件的国家庄严宣布“在各自国家管理和处理其他契约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方面，要以神圣宗教的戒律，也就是正义、基督的仁慈和和平为唯一指导方针，不仅要贯彻在私人事务当中，还必须直接影响王公大臣的行为，他们必须亦步亦趋地以此为唯一的准则，巩固人类体制、整顿人类不完美之处。”接着他们还要互相承诺彼此团结在一起，建立一种“真正的牢靠的友爱之情，视彼此为同胞，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的地方彼此援助帮衬”。还有更多诸如此类的话。

最后，奥地利皇帝签署了《神圣同盟》的文件，他是一个字都没有看懂。波旁王朝也签了，他们需要拿破仑宿敌的友谊。普鲁士的国王也签了，他希望得到亚历山大的帮助，建立起“大普鲁士”王国。其他的欧洲小国任凭俄国摆布，纷纷签署了这份文件。英格兰没有签署这份文件，因为在卡斯尔雷眼里，这就是空话废话。教皇没有签，他憎恶这两人插手他的事务，这两人一个是希腊正教会徒，一个是新教徒。苏丹没有签，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说有这么一回事。

然而，欧洲的群众很快就注意到了《神圣同盟》这份文件。在其空洞的措辞背后是梅特涅在纠集列强创立的五国同盟的军队。这些军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的存在就是在警告众人，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能打扰欧洲的和平，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就是乔妆打扮，想要回到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人士。1812、1813、1814、1815年伟大的解放战争的热情开始退去，人们真诚地相信更为幸福的时光就要来临。经历了战争痛苦的老兵想要和平，他们拒绝战争。

但是他们不想要《神圣同盟》和欧洲列强会议强加给他们的和平。他们惊呼遭到了背叛。他们提心吊胆，生怕有秘密警察的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一举措达到了想要的效果，采纳这一举措的人真心相信他们的方法有利于人类的福祉。虽然他们动机是好的，可其后果同动机不善的举措一样糟糕，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严重制约了政治体制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