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这是“兵势篇”的精髓所在，主旨在于强调一个“变”字，它告诉我们，只有擅变者才能长胜。胡雪岩精于变通，绝不墨守成规，他做起生意来那叫一个相当的活络。

懂得坚持是件好事，成功确实离不开这种品性。但过度的坚持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那只能称之为“固执”。

近代已故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变则通，通则久。”知变与应变是当代社会衡量一个人素质、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人在做事时应该学会变通，放弃毫无意义的固守，如此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

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种子一旦落地生根、长成树苗以后，就不要轻易移动，一动就很难再成活。而人则恰恰相反，人有智商，遇到问题需要灵活处理，这种方法行不通就换一个，总有一个是正确的。

做人不可固守成规，不能钻牛角尖，倘若再走一步就是悬崖，你还非要直着走下去吗？所以说，在这尘世间行走，一条路走到黑万万不可，你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才能拿出最好的对策。固守经验只会束缚人的潜力发挥。不破不立，这是成功的硬道理。胡雪岩经商就有不破不立的性格，所以他相信，做生意必须手腕活络，不可固守成法。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运送漕米时采用的就地买米的办法，就是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的典型例子。王有龄坐上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一上任就遇到运送漕米的公事。

漕米的漕，本义即以舟运谷，特指将在江南稻米之乡征收的稻米由运河运往京城，以供应宫廷用度及京官的俸禄。因为这些稻米都由运河北运，故而称为漕米，漕米解运亦称漕运。漕运水路南起杭州，北抵京师，在通州交仓，两千多里路程。依照定例，漕船必须至迟于每年2月底开行。起运太迟，漕船不能按时“回空”，就会影响下一年的漕运。漕米征收是各地州县的公事，征多征少也有定例。但漕运积弊已久，主管漕米征收、解运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漕粮一事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层官吏盘剥小民百姓的“黑”路。按当时的做法，朝廷征收的数量按户口摊派，一般情况下不得蠲减，而朝廷也不负担运输费用。这样，漕运的耗费、各路人员的好处自然也都出在小民头上。征收漕米时，各地州县往往将运输费用、想得的好处加征在老百姓应交的数量之上，这也就是所谓的“浮收”。“浮收”额度至少在规定额度的一半，能上能下，也就是本来只需交纳一石的，却要交纳至少一石五斗。这“浮收”的数额，也即各层官吏用来利益均沾的分成数额。因此，主管漕运本来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肥差。

只是浙江的情况却有自己的特殊性。浙江上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起来，且运河淤积严重，河道水浅，旱季甚至断流，没有办法行船，因此浙江漕米直至9月还没有起运。同时，浙江负责运送漕米的前任藩司椿寿由于没有理会抚台黄宗汉4万两银子的勒索，与抚台黄宗汉结下怨怼，被黄宗汉抓住漕米没能按时解运的问题狠狠地整了一把，以致自杀身亡。到王有龄做海运局坐办时，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也就是由浙江运到上海，再由上海用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因有前车之鉴，不想管漕运的事，便以改海运为由，将这档子事全部推给了王有龄。漕米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运到京城，哪里阻梗哪里的官员便要倒霉，所以，能不能完成这桩公事，不仅关系到王有龄在官场的前途，甚至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

更加麻烦的是，如果按常规办，王有龄的这桩公事几乎没有完成的希望。一是浙江漕米欠账太多，达30多万石之巨，二是运力不足。本来漕米可以交由浙江漕帮运到上海，可是由于河运改了海运，等于是夺了漕帮的饭碗，他们巴不得漕米运不出去，哪里肯下力？到时你急他不急，慢慢给你拖过期限，这些官儿们自己也该丢饭碗了。

这桩在王有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麻烦事，被胡雪岩一个就地买米之计一下子就给化解了。以胡雪岩之见，反正是米，不管哪里的都一样。朝廷要米，看的是结果，并不管你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只要能按时在上海将漕米交兑足额，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既然如此，浙江可以就在上海买米交兑，差多少就买多少，这样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解决了。关键是，第一，要能得到抚台黄宗汉的认可，因为买米抵漕粮是违反朝廷规制的。不过，这一点问题不大，浙江漕米不能按时足额解运京城，他抚台大人也脱不了干系；第二，要说动浙江藩司肯垫出一笔现银，做买米之用，这是拆东补西，藩司要负责任，不过只要抚台同意，做下属的藩司也不能怎么样；第三，要能在上海找到一家大粮商，肯垫出一批糙米补出买米不足的差数，等浙江新漕运到后再归垫。这样也就等于这家粮商先卖出，后买进。一般商家是不愿意做这样的生意的，因为这等于是纯粹的帮忙，不一定有多少赚头。而且漕米历来成色极坏，一般的粮商从来都不愿意过手。不过，生意人想的就是生意经，只要能给他补贴差价，不让他吃亏，米商也就不会不应承。只是补贴米商的差价，再加上盘运的损耗，很要破费一些银子，运送漕米的“肥差”也就变成了亏本买卖。但按照胡雪岩的看法，能够按时足额交兑漕米，为浙江抚台、藩司分了忧，为王有龄在权场铺了路，花上几万两银子也值。

就地买米，解决漕运麻烦，严格说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做生意，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来胡雪岩遇事思路开阔、头脑灵活，不墨守成规而能随机应变的本事。比如黄宗汉、王有龄以及浙江藩司等人，想到的只是漕米欠账太大，一时难以筹足；想到的只是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之后漕帮会作梗，即使筹足米数，要按时运送上海也难，就是想不到漕米改海运之后，实际上为同时解决上面两个问题提供了契机，因而只能在那里一筹莫展干着急。究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拘于漕米必须是由征收地直接上运的成法，而没有想到情势不同还可以有新的运作方式。

胡雪岩思路灵活，不拘形式，不仅使难题得到巧妙的解决，而且各方面都满意，皆大欢喜。

在处理问题时，很多人总是习惯性地按照常规思维去思考，他们一味固守传统、不求创新，不敢怀疑，所以往往会走入人生的死胡同。

既然此路不通，何不绕行？即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想别人未曾想、干别人未曾干，用“变通”的方法去敲开成功的大门。变通能力是一个人动态而实用的能力，那些敢于怀疑、灵活巧变的人做起事来往往会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职场上，领导者也往往更喜欢那些善于变通、顺势而动的人。首先，他们不用担心这样的人会受外部环境影响产生大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工作；其次，还可以依靠这种人在“非常时期”随机应变，解决突发事件。

其实不仅在工作中，人生处处都要懂得变通。那些杰出人士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善于变通。这里所说的变通实质上是一种弹性处理，这与“耍滑头”及没有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因事制宜，顺势而动，根据环境、配合需求，制定最佳策略，这才是弹性处理。分明已经是死胡同，还要硬着头皮往里闯，那就只能撞南墙。

伯恩·崔西提醒人们——很多事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没有遵循变通这一成功原则。大千世界变化无穷，生活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还是举一反三、灵活机动，将直接决定你的生存状态。

事实上，无论你是否察觉到、无论你是否愿意，其实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变通。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善于变通的人把自己越变越好，而不善变通的人则使自己越来越差。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不但能够灵活运用一切他已知的事物，而且还可以巧妙利用他未知的事物，能在恰当的时机将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这完全可以称做是一种艺术。我们只要掌握了这门艺术，就能够应对人生中的各种变故，在变通中挖掘机会，在变通中走向成功。

所谓不固守成法，就要敏于生疑、敢于存疑、能于质疑，并由此打破常规、推陈出新。当然，推陈出新必然会存在风险，因而，我们应允许自己犯错误，并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介意弥补自己的不足。不过，不固守成法也并不意味着盲目冒险，做任何创新性举动之前，我们都应做好充分的评估与精确的判断，将危险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使变通产生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