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仍然采取不抗日的政策，一心想着和日本人和谈。他先后派蒋作宾、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等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对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希望存而不论；对于华北问题，只求表面上保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日本提出的“东北特殊化”的要求也可接受。

但是，日本人并不理解蒋介石的“苦衷”，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并把之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条件。蒋介石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南京政府必将迅速垮台，因此，谈判陷入僵局。第二天，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京附近的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当地守军被迫还击，抗战开始了。不到一个月，战火从华北蔓延到了上海。

1937年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32艘，并有海军士兵2000余人登陆增援。同时，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已正式爆发了。在“八·一三”以前，上海的畸形繁荣正在逐步褪色，人口不断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在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空房出售或出租的广告日见增多，许多大房东用减租、让租或将房屋修饰一新来吸引新房客，但是问津者还是寥寥无几。在市场上，商店纷纷登载“大拍卖”、“大放盘”之类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有的雇用乐队吹吹打打，有的叫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吹嘘价廉物美，招徕顾客，但是买货的远比看热闹的人少。许多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等服务业，更是门庭冷落，今非昔比。

谁曾想，“八·一三”的炮声一响，租界已萧条的经济迅速恢复了繁荣。各国在华势力都不愿卷入中国战争，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宣布“中立”。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上海的殷实之家，一齐涌到苏州河南岸来。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纷纷集中到这个“中立”区来。尽管租界外炮声隆隆，杀人盈野，租界内人口却直线上升，空房很快被购租一空。在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在炮火中无法安居，也都扶老携幼逃到租界里来，寻求安全庇护。仅8月13日这天，就有六万多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当局对难民本想拒之门外，将租界的黑漆大铁门紧紧关闭，但是铁门挡不住难民潮，租界当局只得将租界内的学校、庙宇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收容所。租界当局开始号召社会各界人士捐助寒衣粮食，又把山东、苏北、浙江等地的近处难民分批遣送回籍。遣走了一批又涌进了一批，来得较晚的难民，只得栖身在弄堂口或马路旁。租界当局以有碍市容为由，大加驱逐，南京路霞飞路等几条主要马路不允许难民停留。难民们在风餐露宿中挣扎了一个多月，便纷纷选择租界偏僻地区搭棚而居，摆小摊或卖苦力维持生计。到9月中旬，租界人口迅速增加到三百万左右，租界外成了十室十空的无人之区。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两租界宣布戒严，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公共车辆全部停驶。租界铁门和各国驻军在租界边沿布置沙包、鹿砦、铁刺网等障碍物，有时封闭，有时开放，搞得租界内人心惶惶，但是，这种火药气氛很快就不被人们注意了，租界又开始活跃起来，旅馆、电影院经常客满，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商店生意红红火火。

所以，当时的上海滩就形成了以租界内外两个世界的现象。黄浦江一水之隔，一边是炮火震天，一边是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当时，所有的人都把租界当成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了一个“中立国”，难民寻求庇护的安全区。

就在战事发生的第二天，8月14日下午4时许，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与中汇饭店之间的一段马路上，突然掉下来四颗炸弹，沙逊大厦楼下铺面花店、古董店、珠宝店的橱窗全部化为碎片，江中东楼被炸去一角。马路上有轨电车的电线也被炸断。大约半小时之后，一个黑色的东西从飞机上掉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一颗三尾炸弹不偏不倚地掉在大世界十字路口，站在街心螺旋形铁架上指挥交通的越南籍巡捕立即坠落下来，化为一团肉酱。铁架偏南约一码之地的马路上也炸成了一个深一丈多、直径约两丈的大窟窿。大世界的天棚被全部震毁，附近中西药房、五味斋食品店的橱窗玻璃都被震碎。

上海的公共租界并没有幸免，8月23日，也就是大世界出事后的第九天，下午1时，正是租界东区职工上下班最繁忙的时间，一颗炸弹在南京路、浙江路**炸。这个地方车道纵横交错，行人摩肩接踵，人口高度集中。炸弹落下来的时候，站在南京路、浙江路中央铁架上指挥交通的印籍巡捕，立即粉身碎骨，头颅不知飞向何处。马路当中和人行道上到处躺着断肢折臂的尸体，有人被压在积尸下尚在呻吟。有一辆由东向西的双层公共汽车，被炸毁在浙江路东西大中华电料行门前，车中尸体横陈，没有一个幸免的。

这次事件死伤共达七百多人，其中死亡约百余人。事件发生后，驻沪美国舰队司令雅纳尔、英国舰队司令李德分别致函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抗议中日两国飞机飞越租界上空。

对于想要占领上海的日本侵略者来说，只能是表面获得统治权，实际上他们要控制整个上海还是非常困难的。日本人想控制上海，首先就想到了上海滩这些大亨，而在众多大亨中，他们第一个想到了杜月笙，希望通过对杜月笙的收买或控制，来实现自己对上海人民的全面统治。当日本有关部门获悉杜月笙的经济已经面临困境，其积欠银行私人款项已高达三百万之时，便开始对杜威胁利诱。其实，早在“八·一三”前，一度操纵日本内阁的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大将，从日内瓦返国途中，特地转道上海，拜访杜月笙。永野以金钱为诱饵，提出由日本政府提供三千万日元，与杜月笙合资开办“中日建设银行”。这些被杜月笙当场严词拒绝了，他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碍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会与你们合作。”之后，日本人对杜月笙进行了威胁，但都未使杜月笙屈服。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三大亨都曾经为了抗日奔走，但到中期之后，开始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人民也发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申报》刊出《赶快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启事。启事宣称：“山海关的风云，依然紧急。凡我国人，均应抱救国的决心，牺牲的志愿，更进而集中全民的力量，为我前线杀敌忠勇卫国的东北义勇军，作有力的后盾。”

启事呼吁国内的同胞：“只要在每月所得的当中，捐出一部分，接济东北义勇军，不但我子子孙孙永远不受亡国的痛苦，我们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亦必增高百倍千倍。”杜月笙当时担任“抗日救国会”常委。他开始组织人马，配合学生，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抗日武装斗争。同时，还参与组织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得款数十万元，一并汇到北方。

到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闸北向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进攻，十九路军三万官兵，在蒋光鼐、蔡廷锴二位将军的率领下，奋起还击，和敌寇作殊死之战。日寇见进攻受阻，忙增兵十万，又依仗优势火力，用飞机、大炮、坦克向仅持简陋武器的十九路军疯狂进攻，中华英儿置生死于度外，全班、全排的战士，身捆手榴弹，冲向敌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敌寇同归于尽。壮士悲歌惊天地，勇士热血泣鬼神。上海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支前**，宋庆龄、史量才等人纷纷发表谈话，沪上各界领袖和社会贤达共同组织了“上海希地方协会”，总负支前任务。

月末的一天，张啸林和杜月笙躲在家中喝酒，忽然门人禀报史量才来访。张啸林和杜月笙急忙起身，把史量才迎进客厅，同时，又命人加筷添杯斟酒，请史量才同饮几杯。

史量才此番过来有事在身，所以摆摆手拒绝了。

“两位老兄，我这次来是有急事同你们商量，酒不能喝了。”

“外面天气这么冷，还是先喝两杯酒暖暖身子再说事情吧。”张啸林直接塞给史量才一杯酒。

史量才没有拒绝，一杯直接下肚，才说：“你们真是自在，外面已经炮火连天，十九路军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这围炉饮酒，好不自在。”

“这就是老兄冤枉我们了，日本人进攻东北时，我们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现在，他们竟然直接打到家门口了，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这不，我正和张大哥，边喝酒边研究采取更大的行动，来治一治日本人，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这才是上海滩大亨说的话！”史量才心里舒服了几分。

“不想表什么决心，但是你要相信，我杜月笙的爱国心不比别人的差！”

“从目前的战况来看，这次老蒋的态度非常不积极。上海市府的那帮老爷们也不支持十九路军，我们就各行其是，成立一个‘上海市地方维持会’，来挑头支持十九路军。”史量才提议。

“这个主意不错。”张啸林马上表态。

“我们连夜就找人开会。”杜月笙说。

“对！”史量才同意。

在张啸林、杜月笙、史量才的分头行动下，“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很快成立了。史量才被推选为会长，杜月笙、王晓籁被推选为副会长。张啸林与虞洽卿、钱新之、陈光甫、张公权、沈思孚、胡孟嘉等数人为理事。这些人大都是上海滩工商、金融、文教界中的巨头，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维持会下设有救济、政治、外交、租界、航空事业等委员会。该会向市民发出呼吁，募集了大量的现金、食品、衣物等，征用大批车辆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维持会还号召广大市民抵制日货，对偷卖日货与日本人私下串通的人，就在他的背上贴上“卖国贼”的纸标，押上街游行示众。

杜月笙和张啸林还在学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慰问，一面慰问，一面带头募捐。2月1日，闸北、虹口处在一片战火之中，张啸林、杜月笙、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多人，冒着炮火，驱车来到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军部，带去大批捐款、罐头和生活用品，并主动向蔡廷锴建议，设“十九路军办事联络处”。

同时，十九路军办事联络处还与十九路军取得联系，表示军队需要什么尽管提出来，他们一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

从2月到4月，上海地方维持会在杜月笙、张啸林的主持下，共为十九路军募集到了九百万大洋。在“一·二八”沪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施缓兵之计，谋与中国当局接触，协议“双方停战”，为此，日本人曾找到杜月笙，要其代表中方对话。杜月笙在吴铁城的首肯下，请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居间，在法租界与日方代表会晤，充当中国官方和日方的对话人。在这次会议上，杜月笙寸步不让，显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外敌应有的骨气。这一点很让日本人吃惊。同时，杜月笙随时把双方谈判的内容及时报告给蔡廷锴和吴铁城等人。

当沪战进入第二阶段，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日军派出数千人潜入法租界，企图从法租界出击，从真如、彭浦方向侧攻大场的中国军队，并抄袭江湾、庙行的我军后路。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十九路军早做准备，并说服甘格林将此事公布，由甘格林出面召集中日双方及各国领事，会商处理日军进兵法租界一事。

当时，日驻沪总领事村井态度十分傲慢，出言不逊，坚持说日军有权进入租界，并从这里出击。各国领事因为害怕日本人的气势，不敢正面反抗，都采取回避忍让的态度。

杜月笙听闻此事之后，愤然起立说：“日本兵竟然想利用租界打中国人，如得到在座人同意，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内，将租界全部毁灭。”

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吓得急忙站起来阻止：“杜先生，请您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

其他各国领事看到杜月笙的态度，也不敢表态支持日本人，便说：“这场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事，其他租界是不能受战争影响的。”

随后，因为战争局势的变化，日本军撤出了法租界。

法国总领事甘格林见具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身份的杜月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军队抗日，唯恐得罪日方，便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你的言行超出了一个法租界公董所应有的职权范围，已经难以行使公董的职责，我想，你还是请求辞职吧！”杜月笙听到这个要求之后，隔天就致函法租界当局，提出辞职。理由是：“除去别的原因，我的经济和商业的事务，在上海戒严委员会里的供职，使我不能再胜任在公董局里的工作。”到29号，法租界当局同意杜月笙辞职。

当时，蒋介石与日方达成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前，蔡廷锴设宴向上海各界鸣谢，宴会上，蔡廷锴对杜月笙大加赞扬，他动情地说：“三十五天血战以来，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并且亲自过去向杜月笙敬酒道谢：“非常感谢杜先生的支援，杜先生是支援‘一·二八’抗战的地方领袖。”

“一·二八”战争之后，为了遣送、救济云集租界的难民，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谢葆生、马祥生、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间联合发起义演助赈，他们组织了一班戏，在大舞台上连演三天，各发起人认购戏票两千元，共筹集了十六万元的金额，遣送了相当一部分难民。

后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于6月7日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为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任副会长，张啸林继续任理事。关于地方协会，杜月笙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说过，“本会性质，本来属于地方范围，但是，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国经济之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1932年3月，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一起抵制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问题的国难会议。同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恩、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章程规定：“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有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张啸林和杜月笙等人为该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到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