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很难有足够的预知能力来决定命运，你无法预知未来是朝哪个方向发展。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只能被动地随波逐流，任凭命运摆布。我们可以睁大眼睛看清时势，再做出有利自身的选择。既然环境不容易被改变，不如先改变我们自己：看清周围的“气候”，然后灵活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趋利避害。

一般说来，社会“气候”是很难改变的。这种“大气候”一旦形成，通常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个人在这种社会气候中只能接受，而不会有太大的改动余地。

不接受也没法子，如屈原，发现自己生不逢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可结果呢，却不为世道所容，怀石沉沙。屈原虽死，但毕竟还留下了个清高的好名声。而大部分的人，虽然对社会不很满意，也只有混迹其中，没有逃避的出路。

“大气候”不易改变，“小气候”总还有让人发挥的余地的。一个人在家庭、职场的活动中，只要努力追求，总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分清自己所处的“大气候”和“小气候”，明白自己的位置，清楚活动的空间，辨别生活的利害，采取适当的手段，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在历史上，能否分清身处的“大小气候”，直接关系到人生选择的正与误。张良和韩信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韩信，淮阴人，少时“贫无行”，不会谋生，“常寄食于人，人多厌之者”。曾有一恶少年侮辱他让他钻裤裆，“市人皆笑（韩）信，以为怯（懦）”。但“其志与众异”，他是位“忍小忿而就大谋”的“盖世之才”。

天要下雨了，记得带上伞

韩信在拜将之前，就向刘邦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的建议，表明他胸怀大志，意在封王，他不懂得分封制度在当时已不合历史潮流。在这方面就远远不如张良有见识。

张良本来出身贵族，却看出分封制度已不可行；而韩信出身贫民，却满脑子分封思想。刘邦虽然曾“自以为得（韩）信晚”而任他为大将，但刘邦始终没有像相信、依靠萧何、张良那样把韩信作为心腹对待，因为韩信总热衷占据一方，封王封土，怎么让刘邦放心呢？

刘邦坐稳了江山之后，看到韩信握有重权，并且深得军心，不由得十分担忧。他宴请群臣，面对臣下的恭贺，也忧心忡忡。张良察颜观色，明白了是刘邦害怕功高之人今后难以控制，就私下对韩信说：“你是否记得勾践杀文种的故事？自古以来，只可与君主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同享富贵。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我们要好自为之。”于是张良激流勇退，见好就收，他请求回乡养老。刘邦故作恋恋不舍状，再三挽留，最后封其为留侯。张良功成身退，终于保身全名，足见其先见之明。

韩信尽管认为张良的话有道理，但是对刘邦还是抱有幻想：自己对刘邦有过救命之恩。可是不久，便有奸佞之臣诬告韩信恃功自傲，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刘邦更是不满于韩信的所作所为，不久，就设计解除了韩信的兵权。

至此，韩信终于心灰意冷。他后悔当初不听张良之劝告而遭此大难，不禁仰天长叹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现在天下大局已定，我也该遭殃了。”

不久，又有人趁火打劫，诬告他要谋反，于是刘邦终于对他下了毒手，了却他一大心事。

韩信错就错在不看清“气候”、不识时务而做出了错误选择，即使才略满腹也只是个有勇无谋之人。人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人际关系错综盘结，世事诡变难以预料，只有顺应时势，见机而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