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于治军时期，对所选用选拔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观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黩陡。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重。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卜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是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竟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于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么会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故旧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也正与曾氏预卜的不差分毫。陈后来虽经许振礻韦推荐来到曾氏幕下，但始终因为过于正直不肯随俗，且为人处事勇气不足而终无大的建树。

据记载，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曾国藩认为：神子则平，神邪则质邪。

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精’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性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俱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偏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视“神”的道理。

所谓“精惠则智明，精浊则智暗”，是说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这个“精”，与“精明能”的“精”字在意义上有些联系，但识别起来，并不容易。

古谓人有“精、气、神”三性，“精”指一个人才智能力在气质上的外部显露。花气袭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会像花香一样有灵。品质的复杂，加上个人修养和环境、营养等因素的外在影响，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处于落魄颓丧时期，普通人难对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这就需要识人者运用经验和感觉去进行综合判断。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聪不聪明，道理即在于此。这即是观“精”之说。

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说，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能识别其胆量。筋劲，其人勇猛有力，筋松，其人怯懦乏劲。

“骨硬则质刚，骨软则质弱”说，即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其强弱。骨健，其人强壮，骨软，其人软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他在《冰鉴》中说：“一身骨相，具乎面部。”“筋”和“骨”则经常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考虑一个人的力量勇怯。

“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潜”：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沉浮静躁沉得住气，临危不乱，这样的人可担当大任；浮躁不安，毛手毛脚，难以集中全部力量去攻坚，做事往往“知难而退”、“半途而废”。活泼好动与文静安详不是沉浮静躁的区别。底气足，干劲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废气虚，精神容易涣散，多半途而废。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做什么事都精力涣散，半途而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该精心时精心，该累心时也粗心，不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问题，遇事慌张，稍有风吹草动，就气浮神惊起来。

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观脸色，“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者其情欢，“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动声色之人，需从其它角度来鉴别他们的情绪状态。

一般来说，“色”的含义比较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肤色并无直接联系。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奇亢厉刚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曾国藩认为：“心质亮直，直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阑。”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畏缩卑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这是“仪”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勇猛豪迈；坦**无私的，仪态安详娴静。环境的熏陶对“仪”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曾氏认为：“直容之动，矫娇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跪呛；德容之动，颐颗印印。”也即观察一个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应理解为“容止”，以示与前面的“仪”相区分。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如“羚羊挂角”，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旁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圣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心恕则宫缓，心蹋则宫急”：此为观言。言为心声，缓急之状在于言，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情柔顺和祥则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性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必由途径。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睛子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曾国藩认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为依据，可将人才分为五个层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间杂。

1．兼德，德性纯粹，器识宏深，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素质平静恬淡，合于“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劲，骨植，声清，色悸，仪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伟圣人帝王之象。这种人德行才能两相辉，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圣人领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样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实属罕见。绝大多数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具备“九征”中的部分优点，仁义礼智信五德有其二三，这样的人属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么光明崇高，位次于圣人领袖，是国家器宇的栋梁之才。他们能够辅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国，经物济世。

与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备现实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历代圣人帝王更多具备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学识隆于天下，但经邦济国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论颇丰而实务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气胸略有余而仁义不足；唐太宗谈不上仁，赵匡胤谈不上义。由此来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为评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个高标准。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纯粹，某一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以才闻名，不以德闻名，可称为小雅之才。此种人才胸襟气度都有限，适合做局部性的工作，虽不能治理一个国家，但可以独挡一面，作为专家管理一个局域，一个部门。

4．依似，有一征相似，实际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备一德一能，实是乱德之辈，难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骗性，甚至有可能假做“为官以不能为能”的势态。鉴别依似之人，应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判断失误，错把依似之人当作了人才。

5．间杂，心地定性、随风倒的人。这类人反复无常，左右摇摆，胸无定见，动如风中之草，没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进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风，小人随风而倒，无恒守之气。这里只讨论三类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论依似、间杂两类。

五种人才的分类是：兼德：中庸之质，圣人帝王；帝才：德才兼备，栋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乱德之类；间杂：反复无常，无恒小人。

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偏才，因此，曾国藩曾分析过十二种“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应用之道。其中有六种是“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余六种为“内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曾国藩在其所著中结合古今现象进行了分析，这里借以阐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种：

一为强毅之人：

“强毅之人，刚狠不和，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此种人性情硬朗，意志坚定，刚决果断，勇猛顽强，敢于冒险，善于在抗争性的工作中顽强拼搏。阻力越大，个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属于英雄豪杰一类的人才。缺点是易于冒进，骄傲于个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权欲重，有野心，喜欢争功而不能忍。他们有独挡一面的才能，也能灵活机动地完成使命，是难得的将才。对此种人要注意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绪，这可能是他人有无变化的信号。三国时的魏延就属这类人才。

二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此种人有勇力，又暴躁，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强鲁莽，但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己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似地坏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个名传后世的急躁人，他命儿子抄诗，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边骂边喊边叫人取棍子来打儿子，棍子还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儿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长，这类人的性情正在变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强，演变成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才。又由于义气成分的减少，个人意识的增强，加上社会提供给个人创业条件的丰富，现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减少。为朋友两胁插刀的表现也有许多变化，少了义薄云天、慷慨激昂的刀剑影气。

三是固执之人：

“强楷坚劲，失在专固，可以持正，难以附众。”

此种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过于固执，死抱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权变之术。

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如光绪元年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因慈禧太后不顾旧制，执意由四岁的光绪同辈继位，吴可读知慈禧不会纳谏，竟饮鸩自尽，以死相谏。

四是宏阔之人：

“意爱周洽，交往浊杂，可以抚众，难于厉俗。”

此种人交游广阔，待人阔绰大方，处世圆滑周到，能赢得各方面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善于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长于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混迹于各种场合而左右逢源。适合于做业务工作和公关，能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但因所交之人龙蛇混杂，又有点讲义气，往往原则性不强，受朋友牵连而身不由己地做错事，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适宜矫正社会风气。

五为休动之人：

“休动磊落，志幕超群，可以进锐，难与持后。”

此种人性格开朗外向，作风光明磊落，志向远大，卓立不群，富于开创精神，凡事都想争前头，不甘落在人后，往往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勇气和灵感，不轻言失败，成功欲望强烈，永远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点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轻率冒进，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础上能深思熟虑、冷静应对，则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为妒忌心强，如果不注意自身修养，会为嫉妒而犯错误。如果将忌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渲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为朴露之人：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可与立信，难与消息。”

此种人胸怀坦**，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直可结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机密之事，却不宜告诉他。因为这种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东西，如果随便告诉他，反而可能坏大事。

内向型性格（拘者）六种：

一是柔顺之人：

“美在宽恕，失在少决，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

此种人性情温和，慈忍善良，亲切和蔼，不摆架子，处事平和稳重，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待人仁厚忠恕，有宽容之德。然如柔顺太过，则会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犹豫观望，不能果决，也不能断大事，常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因与人为善又可能丧原则，包容袒护不该纵容的人，许多情况下连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坚持，对上司有随意顺从的可能。如能果决刚断一些，正确的能极力坚持或争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则，以仁为主又不失策略机变，则能团结天下人共成大事。这就是曾国藩说到的“谦卑含容是贵相”。否则，只是幕僚参谋的人选。

二是拘谨之人：

“善在恭谨，失在多疑，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

此种人办事精细，小心谨慎，很谦虚，但疑心重顾虑多，往往多谋少成，不敢承担责任，心胸不够宽广。他们善于驾轻就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旦局面混乱复杂，就可能头昏脑涨而作不出果断、正确的抉择，难以在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习惯于井井有条而不愿随便打破安静平衡的节奏。适合于做办公室和后勤等按部就班、突变性少的工作。刚果侠气不足。

三是辩博之人：

“论辩理绎，能在释难，故可与创新，难与规矩。”

此种人勤于独立思考，所知甚博，脑子转得快，主意多，是出谋划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专一性不够，很难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就。

不愿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口辩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谈论时往往旁征博引，让一般人大开眼界，如能再深钻一层，有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人一般比较豁达，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为狷介之人：

“清介廉洁，激浊扬清，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

此种人清廉端正，洁身自爱，从本性上讲不愿贪小民之财，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看不惯各种腐败而不愿为官，甘愿去过心清神静的神仙日子。由于其原则性极强，善恶界线分明，因而有可能导致拘谨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艺文、学术上会有惊人的成就，在那个相对广阔的思维天地中可能尽情自由地实现理想和抱负。

五是沉静之人：

“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故拘于深虑，难捷速。”

此种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呼，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兴趣不够广泛（年轻时也可能广泛，但随着性格的定型渐渐疏远），除兴趣所在之外，不大关心周遭的事物。尽管平常不大爱讲话，但看问题深远，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六为韬谲之人：

“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可为佐助，则不可专权。”此种人机智多谋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变，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易成为大奸之人，往往见风使舵，察颜观色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如果忠正有余，勇气敢往，则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因智多变因而可能节气不够，不宜选派这种人掌管财务、后勤供应等事。

关于曾国藩相法之神奇与否，姑且置之不论，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显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可见，曾国藩由于阅人无数，总结了相人、识人的规律，并依才而用，使人的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

精锐点评：治人是大胜的一种手段

人世间总有强弱之分，例如你总想控制住自己的对手，让他围绕你的指挥棒转，可惜却总不能如愿，反而会感觉到被对手控制，这样就会阻碍你成功的步伐，毫无疑问，成大事者总有一相原则，就是一定要善于治人。为什么？因为你不治人，就凸现不出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曾国藩治人的原则是：不治人，难以成大事。这说明：治人是成大事的一种手段。细究起来，曾国藩治人并不是到处强扬自己的能耐，而是先踏踏实实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悄悄地磨炼自己的能耐，让对手觉得技不如人。

人生是方是圆？恐怕很难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但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过于幼稚，把人的关系简单化，结果吃了一次一次亏。其实，人与人的关系异常复杂，阴阳交错，最可怕是受治于人，从而寸步难行。曾国藩屡次告诫世人：对于一个想成就大事的人来说，切忌受治于人，应该在被动时，寻找争取主动的机遇。尽管成功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成功者都能及时摆脱受治于人的被动局面，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做不到这一点，你别谈什么成功之道。

有些人总想玩掩耳盗铃的小技巧，误以为一、两个小花招，就能骗过许多人。殊不知，治人不能靠小技巧、小花招，耍手段、心、脑并用。这就是说，治人有三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心治，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力。

治人必须有一整套的思路，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就是说，治人要能抓住要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