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才者得顺。“拜天下名儒为我师，植我情谊，富我所学，修我身心，用之而益天下。”这是乾隆常说的一句话：“靠文才去乐育人才”也是乾隆常说的一句话，可见这位“才智皇帝”果然名不虚传。

乾隆在位时期，特别喜欢到政治和经济重地江浙去视察，也即南巡。南巡自然是有目的的，一是考察民情，二是检视吏治，三是体验自己在民众中受欢迎受拥戴的程度。在这后面一条中，尤其是争取江南士绅和文人的支持与爱戴是南巡的一个重要目的。

每次南巡，乾隆大帝总是从多方面地笼络江南士大夫，这是因为江南多出才子，并且江浙一带也是文化极其发达的地区。在乾隆皇帝编辑《四库全书》时，江苏浙一带的士子就献出大批珍贵的图书文集。其中献书最多的人就有浙江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的马裕四个人，他们每人各献书五百或七百多种，为表彰他们的此举，乾隆大帝赏给他们珍贵的《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在这次献书活动中，贡献一百种以上的人还有江苏的周厚、蒋曾蓥，浙江的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等人。乾隆皇帝又赏给他们《佩文韵府》各一部，以示鼓励。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大帝第五次南巡不久，《四库全书》编成，到了他第六次南巡时，便下令将三套《四库全书》分别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供江南文士阅读使用。为使士子们真正能看到此书，乾隆皇帝还特别命令地方官不得拒绝士子们借出“观摩誊录”。不能让《四库全书》“徒为插驾之供”，“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意”。这样做，自然让江南士子们深感皇恩无边，从心理和思想上认同他的统治。

在南巡中，对于休致或因故居家的沿途文武官员，乾隆皇帝大都根据具体情况或重新起用，或进行嘉奖。第一次南巡时，就下谕起用浙江人陈世倌复为大学士，原礼部侍郎沈德潜按原官赏给本俸，原被革职的提督杨凯被补授为河南河北镇总兵。

凡是在南巡途中献诗的文人学士，乾隆大帝都规定通过考试来授予官职和科举功名。因为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文人在朝廷做官的人太多，不得不采取“应试之人多而入学则有定额”的办法来限制，现在因为献诗，乾隆大帝又特命适当扩大这里的录取名额。乾隆皇帝还参观书院，颁赐书籍。这样的考试是皇帝特别加恩加试的，称为恩科。在南巡恩科中，乾隆皇帝出的试题比较活。如当时浙江海塘需要修筑，乾隆皇帝便以《海塘得失策》以试题，不仅是考诗文功夫，而且考经济对策。

在二次南巡时，江苏、安徽两省进献诗文的人经过恩科考试，列为一等的王昶已中了进士，被乾隆皇帝授为内阁中书；另有曹仁虎、韦谦恒、吴省钦、褚廷璋、吴宽、徐曰琏特赐为举人，授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列为二等的刘潢等十四人各赏给缎二匹，以示鼓励。

在江浙之中，乾隆皇帝最为推崇的文人就是以诗文著称的沈德潜和钱陈群。作为至尊天子，乾隆皇帝并不羞于与文人墨客为伍，为了写诗，也常找诗友联句唱和，所以，他和诗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尤其是沈德潜，乾隆皇帝早年就很赞赏他，说：“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还戏称沈德潜为“江南老名士”。沈德潜以诗发迹，官至礼部尚书，辞官回籍时，乾隆皇帝赐给他人参，并赋诗褒奖。

另有浙江人钱陈群。在乾隆南巡时，钱陈群于吴江迎驾献诗，后来官至刑部侍郎，他的儿子也被赐为举人。乾隆皇帝每年都写上百篇诗寄给钱陈群唱和，并夸赞说：“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

对沈、钱二人，乾隆皇帝诗曰：“东南有二老，曰钱沈则继。并以受恩眷，佳话艺林志……。”

看到乾隆大帝如此优容士人，江南的士子文人“群黎十庶，踊跃趋近，就瞻前恐后，绅士以文字献颂者载道接踵”。尽管时隔二三百年，这种竞相向皇上献诗作应景诗文的情状，现在想来确是别有趣味，体现了封建文人的可怜相。

由于江浙一带一直是明朝遗民活动的中心，所以为了缓和清朝统治者与汉族士子之间的矛盾，乾隆皇帝在南巡时，只要是御道30里以内的历代名人名臣祠墓，就亲往祭祀或者是遣官致祭。乾隆皇帝四次到明孝陵朱元璋墓前祭奠，还传谕地方政府对陵墓加以保护，并为明陵题写匾联：“开基定制。戡乱安民得统正还符汉祖，立纳陈纪遗模远更胜唐宗。”

明孝陵乃是汉族士人的精神寄托，乾隆皇帝不记前嫌，对明陵如此礼遇，自然会得到汉族士人的拥护和叹赞。其实雍正朝时期，雍正帝对此已有明确表态，要保护明陵。在南巡中，受到乾隆皇帝祭祀的人还有范仲淹、岳飞、方孝孺、于谦等多位名臣名将。在岳飞祠堂，乾隆皇帝亲题“伟烈纯忠”四字匾额，并写《岳武穆墓》诗：

“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宰树拱侍城。

莫须有狱何须恨，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镇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相对余杭气未平。”

诗中赞颂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并通过这些祭奠活动，增强大清汉族官员们精忠报国的思想观念。

乾隆皇帝加恩于江南文人士子，并亲往明陵祭奠等行动，使江南人无不感到皇帝开明，皇恩浩**，因而尽忠尽力于大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