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道，在于得人才。得人才，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乾隆则认为：“识人用人之道最难”，这不是说他不会用人，而是说识人之难，因为人才难径大事的历炼，要看准一个人、用好一个人等于事业取胜了一半。

清朝历代皇帝都说，治国要务莫过于得人，而乾隆大帝欲以文治武功而使大清强盛，自然更是要借助于人才才能得以实现。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而言，要推行新政，辉煌大业，都必须有一批能人志士来助其成功。如刘备有诸葛孔明、张飞、关羽，刘邦有张良、萧何、韩信，李世民更有魏征、房玄龄、李靖辅佐，才得以成就大业。

作为一代明君，乾隆也非常重视人才和人才的培养，但是乾隆又是一个从不放权于臣的独裁之君。乾隆自己说：“我朝列圣祖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总未至擅权枉法，能移主柄也。”正是这种“太阿在握，威柄不移”的施政手段，乾隆才保证使大清国驶于全盛之途，只是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要管亿万人民，他还得靠其他臣子。

乾隆非常重视人治，在“用人”与“行政”问题上认为“用人”更为重要，即是指国家制定的法律是用之于民的，地方的政绩如何，多在于官吏如何，得到人才则得法，利用庸人则乱政。

纵观乾隆时期的用人，其中不乏贤臣能人为大清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乾隆的用人方略也功不可没。乾隆大帝执政前期，朝中只有雍正帝留下来的遗老遗少，像张廷玉、鄂尔泰等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迅速培植自己的信臣，乾隆不拘一格，特殊提拔了年轻的讷亲、傅恒等官僚取代了张、鄂等老臣。这正好与乾隆初政时调整政策、开拓进取、急于建立自己的功绩相迎合，而他所启用的年轻人也正是急功近名之士，正是依靠这些年轻有国，追求功名的人材，乾隆才逐步开创了繁荣的局面。

乾隆大帝鼓励中央和地方官员密折保举，他曾下令要求：“在京官大学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各将平日深知灼见之人，品行端正而才可办事者，不拘品级资格，或现任职官或放废闲员，俱准备据实保举，密封奏闻，候朕酌量选用。”

乾隆六年，乾隆大帝还对密荐“守身方正办事诚实”人才的江苏巡抚徐士林予以表彰。还说：“为国求贤乃人臣要务。”但他坚决反对用无德之人。他要求高级官吏保荐人才，“当引见时，其人未必遽见出色，但人之材具不齐，或非可一览而尽。在督抚等试看有年，自必知之甚悉，此内如有真知灼见，信其可胜知府之任者，不妨声明，仍列荐剡，以付奖掖人才之意。”又说“三年大计之外，别令各督密奏属员贤否，……此等清折，朕皆留中，时时披览。”

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谕令大臣们可保举胜任尚书、巡抚、侍郎之人，因为在清官制中，尚书属一品，而侍郎和巡抚属二品，职高任重，人才很难得，所以乾隆大帝才下此谕求才。可惜有的大臣并没把此当成事，反倒认为机会难得，赶紧趁此机“滥举非人”以讨个人心，落个人情，于是，纷纷上书举荐。大学士陈世倌保举了十个人，赵宏思也保举十人，而史贻直一个人竟荐举了十四个人，其他的大臣们也如此效仿。

如此一来，国中似有无数贤人能士，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了，乾隆大帝对此一是高兴，二是感觉其中定有隐情。为此，乾隆采取了“精挑细选，各个好汉”这一才智。他虽爱才，但不偏信人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亲自指出了这些被举荐人中的滥竽充数之人，并训了举荐大臣一番。大学士查郎阿保举德龄时，说他能胜任尚书一职，但事实上德龄却是一个嗜酒如命之徒，终日饮酒为乐。为此乾隆大帝把他调至护军统领，而德龄却不懂带兵之术，又让他任工部侍郎，照旧每日嗜酒。大学士史贻直举荐吴应枚为侍郎，而此人在担任奉天府尹时庸碌无能，办事草率。盛安保荐金溶作侍郎，而金溶在当御史时就曾被免职，被乾隆又一次任用后，仍毫无业绩。

举荐人才本应以政绩为主，而大臣们却推举一些碌碌之辈来滥竽充数，着实让乾隆气不打一处来。

一次，贵州总督张广泗向乾隆大帝推荐说，云南迤东道员王廷琬有才有能，可以任用，而乾隆大帝一了解就发现王廷琬曾因贪污而被革过职，并且从档案中还了解到王廷琬在任职期间收散铜归为己有，数量较大，还应判处重罪，只是因乾隆大帝大赦而脱了罪责，另外，他已被予以“永不叙用”的处分。乾隆大帝知道了这些，一方面下令让吏部拒绝用王廷琬，亲自写谕，训斥了张广泗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还有陕西巡抚陈宏谋，在荐举属官王乔林的评语中写道：“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内还寓慈祥。”乾隆大帝看后又亲自调来王乔林的档案阅看，结果竟发现他在江南镇江府内，以错拟罪名曾被革职，后来在西安任知府时，又因滥用刑罚而被革职。看完这些，乾隆大帝忍不住提笔讽刺陈宏谋，说：“天下焉有存心慈祥之人，而错拟罪名滥用刑若乎？可将此询问陈宏谋，令其回奏。”这样一来，可给举荐官吏的大臣们提了个醒：乾隆皇帝岂是盲听众言之人，再这样以言蒙上，我便对不起了。

不偏信荐官之言，是乾隆为选好国家栋梁之才，禁止大臣以权谋私的防患之措，对选优汰劣有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