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局容易成为别人仰慕的中心而归附于你,是接纳还是拒绝,历史上正反面的例子都有不少。如果能体察实情,就会敞开胸怀,让附局者充分愁受到温暖。
平定准部叛乱之后,西北边疆局势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吸引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故土。
土尔扈特本是西北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之一,游牧于塔尔巴哈台所属额什尔努拉一带,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到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斯姆河一带。相传,他们是元朝大臣翁罕后代,至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至1644年),其十传首领是和鄂尔勒克。正是这一时期,土尔扈特部举族西迁,离开故土。其迁徙原因,是迫于内外压力。
内部压力,指的是土尔扈特部受准噶尔部威胁。时准噶尔部首领马图尔浑台吉,“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土尔扈特不甘受其欺凌。外部压力是来自沙俄威胁。16世纪末17世纪初,沙皇俄国势力已渗透我国西北边疆,不断派出所谓“外交使团”,到厄鲁特蒙古各部,包括土尔扈特部,要求他们“转入俄国国籍”,定期纳税,“效忠沙皇,否则不允土尔扈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
为使土尔扈特摆脱被吞并的命运,大约在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和鄂尔勒克汗率本部及和硕特、杜尔伯特的部分牧民共5万余帐向西南方移去。他们沿托波河上游挺进,途经诺盖草原,击溃企图阻止他们西进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地区,渡乌拉尔河,抵达还未完全被俄国开发的伏尔加河下游。他们虽身处异域,却保持厄鲁特蒙古本色,生活上“习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管理上“置鄂拓克,设宰桑”,信仰上“重佛教,敬达赖喇嘛”,完全是独立于沙俄的一个游牧部落。
土尔扈特西迁后,一直不忘故土,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保持着联系。和鄂尔勒克汗曾将女儿嫁给准部马图尔浑台吉,马图尔浑又把女儿嫁给土尔扈特的朋楚克,朋楚克将女儿嫁给和硕特的鄂齐尔图车臣汗;尔后土尔扈特汗阿玉奇的女儿则嫁给策妄阿拉布坦,和硕特车臣汗之女又嫁给阿玉奇长子沙克都尔扎布,噶尔丹策零之女嫁给土尔扈特的马图尔乌巴什。这些婚姻关系,表明土尔扈特部一直视自己为厄鲁特蒙古家族的一员。
身居异域的土尔扈特,与清朝同样往来不绝。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和鄂尔勒克汗长子书库尔岱青遣使向清朝“奉表贡”。因“蒙古俗最重喇嘛”,书库尔岱青还亲自入藏“熬茶、供佛、谒达赖喇嘛”。康熙年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之嫂携子阿喇布珠尔入藏礼佛,归途“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到京师,请内属”。当康熙出兵西北时,土尔扈特部在军事上和道义上支持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平定噶尔丹的战役中,阿玉奇汗闻讯派宰桑率1000余人赴阿尔泰的土鲁图地方协助清军。战争结束后,他又派人向清朝“入贡祝捷”。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叛乱,清廷命和硕特部派兵扼守准部通青海、西藏的要隘噶斯。阿玉奇汗的侄子阿喇布珠尔时在青海,主动请命效力,率300人屯守噶斯。
清朝对土尔扈特的忠诚也给予积极回报。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曾派使团到伏尔加河流域探望他们。五十三年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厄鲁特人舒哥、米斯等组成的使团抵马怒托海附近时,阿玉奇汗得知消息,命土尔扈特全部台吉、喇嘛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远来迎接”。阿玉奇汗对使臣说:“满州、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而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话中表示土尔扈特人对于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认同。继这次访问之后,雍正帝又曾两次派人探访他们。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土尔扈特台吉乌巴什多尔济赴藏,皇帝派人护送,并赏给他们大量财物。
与清朝态度相反,沙俄对来自中国西北这一支民族,进行残酷的掠夺与迫害。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悲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沙俄通过威胁利诱,逐步控制了土尔扈特部。降至18世纪中叶,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动对土耳其战争,土尔扈特人被大批征调,“十六岁以上者尽数赴敌”,仅伤亡就达七、八万人。沙皇以大批土尔扈特人当炮灰,还包含着借征战“欲歼灭土尔扈特”的罪恶阴谋。为了胁迫土尔扈特人去打仗,沙俄甚至把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的儿子拘留在彼得堡当人质,从而搞得“土尔扈特人人忧惧”。被派往土尔扈特部的沙皇特使更是傲慢无礼,竟指着渥巴锡汗说:“你只是用链子拴住的一只熊,赶到哪儿就是哪儿,而不是想到哪儿就去哪儿”。
备受沙俄欺压的土尔扈特人,格外怀念自己的故土,回归的愿望日趋强烈。正如此后渥巴锡汗在写给哈萨克汗努尔阿里的信中所说:“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如今这样负担苛捐杂税。由于繁重的负担,全体人民陷入波动与不安。这就是不愿接受俄国统治的原因,而希望到自己的众所爱戴的法定人和自己的故土,所以离开俄国去游牧”。
东返故土,是土尔扈特几代人的梦想。从17世纪中叶书库尔岱青汗和18世纪初阿玉奇汗等,都作过回归的尝试,均未成功。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绕道俄罗斯,千里迢迢到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明确表示他们身在俄罗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及至平定准噶尔,西北局势平稳的消息传到土尔扈特部,更是上下一心,坚决要求东返。
三十五年,渥巴锡汗与策伯克多尔济等商量东返事宜。随后,从伊犁来的厄鲁特台吉舍楞及大喇嘛洛桑丹等也力主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渥巴锡汗还召集土尔扈特部首领们会议,讨论详细回归计划。是年冬天,渥巴锡汗带领土尔扈特部3.3万户,16.9万人动身返国。他把队伍编成三路。妇孺老弱居中,舍楞率骑兵开路,自己则殿后保护掉队者。一位西方史学家描述当时动人场面:“整个部落异口同声发出惊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沙皇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的密报后,出动大批正规军追击,并通知哥萨克人在途中拦截,又唆使哈萨克人、巴什基尔人乘机抢劫。在经过白雪皑皑的哈萨克草原时,土尔扈特部与哥萨克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三十六年五月,大队人马抵达伊尔吉兹河流域,面临战斗减员、疾病威胁、饥荒侵袭,有些人意志消沉。渥巴锡及时召开“扎尔固”会议,策伯克多尔济说:“俄国是奴隶国土,中国是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六月,他们陆续进入清朝辖区伊犁河畔。至此土尔扈特部仅存1.5万户,7万余人,只及起程时的一半。土尔扈特人付出沉重代价,终于实现祖祖辈辈的梦想。
对土尔扈特部不畏艰辛返清的义举,乾隆表现了故国君主悯惜的情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关怀备至。
土尔扈特的返清行动和清政府对土尔扈特族的体贴照顾,使沙俄政府恼羞成怒。沙俄竟然致函清政府,称土尔扈特的首领渥巴锡等人是匪徒,不应当被收留,并用恫吓的口吻称,如果清政府果真敢收留他们,那就是同沙俄过不去,就别怪沙俄启动兵戈,造成中原大地人无宁居的局面。
针对沙俄政府的无理要求,乾隆采用了“强硬立场”的才智,维护了大清的尊严和正义。
乾隆义正辞严地答复:“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人,与你们是两个部落的人,原本就不是相属的关系。你国征调频繁而又苛刻,使他们不堪其苦,不得已率众来投。这种返归的壮义之举,朝廷岂有拒而不纳之理?”
对于沙俄的武力恐吓,乾隆表明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俄国武力威吓的严正立场。他明确地说:“或者以兵戈相见,或者仍修旧好,我完全看你们的态度,如此而已。”
事实上,俄国政府也不可能因此就同清政府开战,他只有加紧监视尚留在伏尔加河彼岸的1万多户土尔扈特族余部,防止他们效法逃逸。除此之外,沙俄也无可奈何。乾隆大帝所阐明的两种态度起了作用。沙俄就土尔扈特回归一事所进行的恫吓,由于乾隆所持的强硬立场,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