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局需要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布局者对全局的控制力，二是以体系化管理把控制力的触角伸展到每一个角落。

康熙帝对军事网络的精心组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军队作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暴力工具，具有对外抵御侵略、对内实行镇压的双重功能，而其镇压功能又是通过威慑预防叛乱和征讨叛乱实现的，因而派遣军队驻扎各地历来成为统治者的要务。在此方面，康熙也不例外，这就是派遣八旗驻防各地，组成完善的军事镇压网。

实际上，八旗驻防之制并非始自康熙，早在清入关前即已开始实行。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即在宁古塔设置了驻防八旗，作为统治东北地区的据点。顺治帝迁都北京之前，又于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在盛京设置驻防八旗，命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总管，率左右两翼兵驻守盛京，并于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新宾）、义州、牛庄、辽阳、海城等地设城守官及满汉章京率兵驻守。迁都北京后，又在京畿地区及陆续占领的西安、南京、太原、镇江、德州、杭州等形胜要地派八旗驻防。但当时的驻防只是重点防守，远没有在全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康熙帝对八旗驻防至少有两个重大的改进，一是增加新的驻防地，使八旗驻防在全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是利用兄弟民族增强北部和东北地区的防务，以达到永戍该地的目的。当时八旗驻防遍及全国各地，从北到南形成多条防线。

一是东北三省驻防线。如盛京驻防在顺治初年已奠定基础，康熙元年改其昂帮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后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陆续增设开原、金州等新的驻防点，充实了锦州等驻防地的兵力。吉林宁古塔驻防昂帮章京也于康熙元年升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城后，又陆续在伯都讷（扶余）、三姓（依兰）等地增设驻防点，充实原驻防地的兵力。为达到永戍黑龙江的目的，康熙于十三年移吉林水师分驻黑龙江瑷珲城，设水师营总管统辖。二十二年又以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增设副都统二人及一系列官兵，随后又于齐齐哈尔、瑷珲（原驻军队移墨尔根）等地设官派兵驻防。

京畿、长城驻防线，康熙亲政后，于长城沿线增设归化城（呼和浩特）、喜峰口、冷口、罗文峪、山海关和山西右卫驻防点。山海关和张家口也提高规格，各设总管，各口普遍增加防御数额，充实了兵力。在京畿地区则增设了滦州、霸州、玉田、宝抵、雄县、永平府等驻防点。

沿运河、黄河驻防线。从北京经德州、京口至杭州的运河驻防线在顺治年间已完成，目的在于保障漕运路线的畅通，康熙年间进一步加强。从德州经开封至西安的黄河驻防线完成较晚，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康熙鉴于河南地接六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动提出派兵驻防问题，始由兵部等衙门研究决定，派八旗满洲、蒙古马兵六百人、鸟枪兵二百名驻扎开封，设城守尉一人，满洲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人，蒙古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二人。

长江驻防线是在军事征伐过程中完成的。顺治年间曾于南京、镇江设将军率兵驻防，长江中上游则没有设防，顺治十二年曾考虑设武昌驻防，终因扰驿累民作罢。康熙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曾建议在荆州设满洲驻防，认为驻防的优势在于“无事则控扼形势，以销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但被部议否决。“三藩”叛乱平定后，荆州的地位受到康熙的重视，乃于二十年十二月决定设置荆州驻防，二十二年任命了将军、副都统，调拨官兵，完成驻防布置。同时对江宁驻防也充实了力量。康熙六十年六月西藏军务结束后，又根据五十七年设置成都驻防的决定，命法喀为副都统，率满洲兵1600名常驻成都。

东南沿海驻防线。清廷于顺治四年在杭州设副都统率兵驻防，后改为都统和总管。康熙二年改为杭州将军，设兵1400名。平定“三藩”叛乱结束前，于康熙十九年设福州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参领、防御、骁骑等官，拨杭州驻防汉军等两千名驻守该地。同年还迁江南提督王永誉为广州将军，从京师拣选八旗汉军三千人携眷至广州驻防。

将北方少数民族编入八旗，为八旗补充新鲜血液，增强驻防兵源，可以说是康熙的一大创举。除编组东三省新满洲和布哈特八旗外，还对锡伯、巴尔虎和口外蒙古各部进行了编旗驻防工作。

居住伯都讷（扶余）一带的锡伯人原属内蒙古科尔沁部，康熙于十九年从宾图郡王旗下抽出锡伯人莫奇塔特等人移住吉林乌拉，归入正白旗乌达察牛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阿玉西台吉“进献”锡伯人鄂勒锥等三十五丁，清廷于是将原编入乌达察牛录的莫奇塔特等人抽出，合编为一独立牛录。此后，由于噶尔丹侵扰漠北漠南蒙古诸部，东北地区形势危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建议于齐齐哈尔和嫩江、松花江汇合处筑城驻兵，因无兵可调，康熙遂考虑进一步编组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入八旗，驻防要地，而原属科尔沁等蒙古王公的锡伯人可资利用，便下谕号召科尔沁王公等献出披甲。至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部共献出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丁一万四千多名，清廷厚赏原主，每名补偿银80两，随后将其分入上三旗，共编84牛录，以其中24牛录驻齐齐哈尔，令副都统玛尔岱管束；40牛录驻于伯都讷，以副都统巴尔达统率，下设协领二人、防御八人；以20牛录驻吉林乌拉，归宁古塔将军佟保管辖。每牛录以三分之一壮丁披甲当差，三分之二为附丁，开荒种地，供养披甲，并交纳五金斗官粮。这样既解决了驻防兵源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军粮供应困难问题，实为一举两得的办法。

巴尔虎蒙古族又称巴尔呼、巴尔忽，亦即巴尔忽真，游牧于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古津河一带，原为喀尔蒙古属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攻扰漠北蒙古，巴尔虎部长不愿依附噶尔丹，遂杀其使，率部南下游牧张家口外。康熙三十一年，经王大臣商议，将巴尔虎蒙古拣选编成佐领，以其中十佐领分驻沈阳、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八地，分管当差；八佐领巴尔虎壮士奉命驻防吉林乌拉。另有一部巴尔虎来归后编入布哈特八旗，曾在黑龙江瑷珲、齐齐哈尔等地驻防，雍正十年（1732年）迁至呼伦贝尔（海拉尔），归呼伦贝尔统领管辖，分设有索伦、巴尔虎总管二人分领。

口外察哈尔、归化、绥远等地蒙古编旗驻防始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当年康熙镇压哈尔亲王布尔尼叛乱之后，将其部众迁移至古北口、宣府、大同附近驻牧，编为八旗，每旗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参领三人，照内八旗惯例按人数设佐领、骁骑校等，隶理藩院典属司，分驻京师西北和口外察哈尔地区。

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为明代顺义王俺答汗之后裔，先灭于察哈尔，皇太极时降于清，被编为二旗，以贝勒统领驻守该城。康熙三十三年，根据征讨噶尔丹叛乱的需要，扩大编制，增设副都统二人，下设参领五人，佐领二十四五人，建制品级均与京师八旗相同。

总之，康熙时期，除西北甘肃、新疆等地因战争尚未结束，仅派兵出征尚未驻防外，遍布全国的驻防点和驻防线基本形成，对于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抵御外敌入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八旗兵驻防全国各地，对其本身也具有极强的约束。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清廷在驻防地都为旗人筑城别居，或在城内划出一角领旗人居住，称之“满城”或“满营”。驻防旗兵除有军事行动或差遣之外，春秋二季各进行二三月的集中操练，平时要负责看守城门、哨卡和仓库等重要地点，并在各级衙门服役，未得告假，不得离城二十里，擅离营地便以逃离论处。旗丁的家眷、余丁等也不能自由行动。如果驻防旗人及弟子因考试、袭职、承荫、赴选、奔丧、省亲等需外出，必须先由该管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等取具本人三代年貌造具清册咨送该旗，再将本人年貌等注明，出具印文，由本人递呈该旗，以凭查对。事毕仍回原驻地时，也须同样复杂的手续。如私自来京及潜住他处者，有职衔革去职衔，无职衔的闲散人员鞭一百。因驻防官兵为差遣性质，他们解职后必须携家眷返回北京，死后灵柩也要运回北京安葬。只是后来因京师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才有所放松，准已故兵丁子弟于原地披甲驻留。

但各地驻防官兵欺压商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驻防浙江副都统高国相就曾“夺民居室，放债取利，擅派民夫，干预民词”，福州驻防官兵也侵占廛市，擅放私债，多买人口“至盈千百”。因此康熙除要求各地驻防将领严行约束外，为调节和处理军民纠纷，还先后在江宁、杭州、西安、荆州、镇江、福州、广州等地设置了理事厅官专理此事。

总体上看，康熙在全国遍设八旗驻防，对维护国家统一、抗击外来侵略和保卫边疆、控制地方形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操纵以及民族融合。

建立一套四通八达的网络，让网络去发挥操纵功能，这是历代统治者巩固的重要手段，康熙帝十分重视这种网络的作用，他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网络，但主要的有两套，除了军事网之外，还有一套行政网。有了这两套网，康熙如虎添翼，触角无所不在，大清统治严严实实。

康熙从顺治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大烂摊：内政上，明末战乱的创伤还未医治，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朝廷内辅政大臣专权，随时威胁皇帝地位。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势力渐大，正酝酿着新的危机；边境上，一些少数民族趁大局未稳，叛乱频起，北部边境沙俄虎视眈眈，连有战事……。这成堆的问题，必须迅速妥善解决，而且这些问题都互相纠缠，解决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操纵这样一个大烂摊，对年轻的康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康熙帝不愧是一代名君圣主，从他亲政开始，就在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实施了强有力的操纵手段，经过二三十年持续的努力，大清王朝终于显露出强盛的景象。康熙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屈指可数的杰出帝王之一。综观康熙帝的操纵方略，最值得称道借鉴的是他的群策观，即重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整体作用，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发挥群体的合力。

精锐点评：一种放眼天下的致胜能力

康熙的致胜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他有两个目标：平定天下，安抚百姓，发展经济，强化文化。因此康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都是大动作。广听意见，精选人才，强化吏治，清除特权，这些都是他操纵业绩的充分体现。

一个人只有有了不变的目标，动作才能大，操纵才能大，才能发生质的变化。〗重拳出击，风云变化全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