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虚名者是取得不了大胜的人生，因为虚名误事，不少有权有势之人就是因为好大喜功而落到身败名裂的境地，敢于直言的魏征不图虚名，追求为百姓办实事，出实效，切实为大家的利益考虑，因而办起事来就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唐初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政策，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军事上实行“府兵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太宗多次下令免除百姓的赋税劳身。他还特别注意减轻刑罚，让老百姓在比较缓和的社会气氛中生活。这在古代称作为“慎刑”。
隋朝立国之初，文帝制定的法律是比较宽平的。到炀帝时则使用严刑峻法强化统治，结果弄得“民不堪命”，四处起来造反。唐高祖在位时制定的法律，基本恢复了隋初的宽平。唐太宗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下令对法律再加修订，有些条文进一步改重为轻，原来规定判处绞刑的某些罪，改为流放服劳役；判处斩首的罪人，要由宰相和六部尚书讨论决定，须经过五次复奏才可执行，以免出现错杀冤狱。“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这是太宗规定的立法和执法原则。
但是，李唐皇族本乃世代武臣，太宗本人年少时长于骑射而不精学业，带兵打仗恃勇斗狠，英武过人，称帝后也还是容易激动使气，常因一时喜怒而滥行赏罚。他也自知这样做的后果，因而多次要求大臣注意向他提醒。
贞观初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追赃和解职处分。他因自己是秦王府旧人，就向太宗求情，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太宗派人传话说：“你是朕的旧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迫，朕送你100匹绢，你继续当刺史，今后自己可要检点才好。这显然是越法而徇私情。魏征知道此事后，立即进谏批评道：“庞相寿贪污违法，不加追究，还要加以厚赏，留任原职，就因为他是陛下的旧人。而他也并不以自己贪污为罪过。陛下为秦王时旧人众多，如果他们都学这个样子贪赃枉法，就会使廉洁的官员感到害怕，影响吏治的清明。”太宗看过奏章，不得不改正对庞相寿的宽纵处理。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太宗行幸九成宫。返回时，随从的宫女先行，住在围川县（今陕西扶风）的官舍中。仆射李靖和侍中王随后到达，地方官员让宫女移住别处，腾出官舍让李靖等人住宿。太宗知道后生了气：“难道让这些人作威作福，为何轻视朕的宫人！”下令要查办地方官员。魏征劝阻道：“李靖和王都是陛下的亲信大臣，宫人不过是皇家的奴仆。大臣到地方府县，官员要向他们请教朝廷的法度；大臣回到京城，要向陛下奏告百姓疾苦。官舍本来就是大臣会见地方官员的处所，地方官员也不能不去拜见大臣。至于宫人，她们除了供役之外，并不接待来访者。如果因此而查办县中官吏，就会使天下人感到惊讶。”太宗一扣，立即省悟，就按下这件事不再过问。
不久，长乐公主要成婚，太宗因她是长孙皇后所生，准备办一份丰厚的嫁妆，比当年他的妹妹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增加一倍。魏征知道后又进谏道：“这不可以。当年汉明帝封皇子时说，我的儿子怎能跟先帝的儿子比。封的县数比光武帝的儿子，明帝自己的弟弟少一半。史书上将这事当作美谈。当今皇上的女儿称公主，姐妹称长公主，既然加了一个‘长’，字，就是表示尊崇的意思。感情尽可以有深有浅，但礼法却不能超越。陛下现在这样的做法，与汉明帝比起来，恐怕是大大的不如吧！”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长孙皇后也表示同意，并派人送钱40万、绢400匹，作为对魏征的赏赐。
曾在隋朝任官的郑仁基有个女儿，容貌美丽又富有才学，长孙皇后奏请把她聘为充华（后妃名号之一），太宗同意后，下了册封的诏书。魏征知道郑家小姐已经许配了夫家，就进谏劝阻道：“陛下身居楼阁之中，就应希望天下百姓有安身之屋；陛下吃着精美食物，就应希望百姓也饱食不饥；陛下看看左右妃嫔，就应希望天下男女及时婚配。现在，郑家女儿已经和人订婚，陛下却要将她纳入宫中，就难道合乎为人父母的心意吗？”太宗一听，立即表示自责，决定停止册封。但有人提出，郑家小姐并未出嫁，而且诏书已下，不宜中止。和郑家姑娘订婚的陆爽本人也上表说：他和郑家并无婚约，是别人不清楚在乱讲。太宗再次征求魏征的意见。魏征如实指出：“这是陆爽心里害怕陛下以后会找他的麻烦，才违心上表的。”于是，太宗重又下了一道敕令：“今闻郑家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未详审事实。此乃朕的不是。”果断地收回册封诏命。
瀛州刺史卢祖尚被改任交州（今越南北部）都督，受命后又反悔，以身体有病不愿前往。太宗派人去劝说，又亲自面谈动员，卢祖尚仍不肯赴任。太宗一怒之下，将其处死。事后太宗感到后悔，觉得没有依法处置，太过分了。后来，他与大臣议论北齐皇帝高洋，魏征借此话题批评太宗说：“高洋嗜酒昏狂，残暴**，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也有一点长处，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如果自觉理亏，也还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太宗听出其中话意，自责道：“卢祖尚抗旨固然有罪，但依法不至于处死。朕一时发怒便杀了他，看来连高洋也不如了。”
知错能改，这是唐太宗被后世称颂为“明君”的一大优点。不过，明君还须“贤相”辅佐。唐朝时的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是正式的宰相，是替皇帝出谋划策，协助处理国政的关键性人物。
贞观六年（632年）五月，魏征检校（非正式任命）侍中，并进封郡公（爵位第四等）。第二年三月，他正式升任侍中。这是中书省的长官，掌管审查诏令和国家大典的礼仪等政务。这时，尚书省积压了一些久未解决的案件，太宗让魏征去负责处理。魏征对于法律条文不甚熟悉，但他注意从案情事实出发，按情理办案。结果，大臣们都认为处理得当，表示满意。
一天，太宗与大臣议论司法审狱，魏征说道：“隋朝时曾有盗贼发生，炀帝命于士澄去办案。于士澄一下子抓了两千多人，有一点嫌疑就严刑拷问，屈打成招。炀帝下令全部斩首。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其中有问题，就详查案情，结果发现只有五个人是真正的盗贼，其余都是安分百姓。但是害怕炀帝的暴虐，不敢如实上奏。”太宗听了说：“这不光是炀帝无道，臣下也没有尽忠守职。君臣如此，何能不亡国家。诸公应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