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船和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流（工业化）大小决定着船只（城市化）吨位，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遗憾的是，目前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现象，这种相互掣肘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一节　城市发展的四大模式

要谈过度城市化，首先要看城市化发展都有哪些模式。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不外乎以下四种模式：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逆城市化[1]。

所谓同步城市化，是指这种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相一致，这在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表现得最明显。数据表明，高收入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关系数非常高，总体来看高达0.997，如1841年到1931年间的英国为0.985；1866年到1946年间的法国为0.970；1870年到1940年间的瑞典为0.967；等等。

所谓过度城市化，也叫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按理说，城市化明显超过工业化并不太现实，否则这种城市化的基础在哪里呢？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这里的“空隙”被传统的第三产业填补了。也就是说，在这种城市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的。

发展到极致，在有些中小城市，甚至基本没有像样的工业；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完全是靠传统第三产业支撑这种城市化发展，从而导致城市建设步伐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一大堆城市病。

这就是有人形容的那种“大村庄”：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既不像爹又不像妈”。这种所谓城市化，当然并不是我们追求的。

所谓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发展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了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发展。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又会使得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得不到最优化，并且还可能会引发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的发生。

就好比说，这种滞后相当于一个人吃不饱肚子。之所以吃不饱，不是因为他家里没吃的，而是想减肥、怕得肥胖病，所以故意不吃饱。可是这样一来，却又会因此患上诸如“营养不良”等疾病。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滞后城市化也不值得提倡，至少这种城市化模式是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回想当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发展模式，就属于这种情形。甚至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我国一直都处于滞后城市化阶段，并且这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滞后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从本质上看这是我国工业化过于追求GDP的结果。过于重视工业产值了，就会忽略就业结构变化，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从现实看，我国是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并存。在探讨过度城市化的同时，研究滞后城市化时主要要纠正片面追求工业产值带来的工业化发展过快，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快。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消除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相互制肘的两难格局。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滞后城市化现象正在逐步消失，过度城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所谓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这里的“逆”并不是说城市居民变成了农民，更不是指城市生活方式像农村一样了，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开始向郊区迁移、向卫星城镇迁移这样一种发展趋势。这种情形在我国特大城市中比较多见。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主要在于市区人口过于密集，从而引发就业困难、环境恶化、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相比而言这时候城市郊区在这些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人们更喜欢在郊区、卫星城镇而不是市中心工作和生活，纷纷外迁。尤其是在交通和通讯越来越发达、产业空间布局越来越分散的今天，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容易看出，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一种倒退，相反却标志着城市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高层次阶段。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形20世纪50~70年代在高收入国家中最为常见。

第二节　城市化的基础是产业化

前面提到，过度城市化也叫超前城市化，表明这种城市化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模式的要求。简单地说，过度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发展得有点“过分”了。

过分不过分，关键是看城市化与产业化发展相比，谁更超前、谁落在后面。这是因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化，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主要通过产业化来实现的，所以按道理两者之间应该相辅相成，不能相差太大；相差太大了就会出问题。

换个角度看，产业化的发展会推动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会带动产业化。如果两者相差过大就不正常：产业化发展过快、城市化发展落后，就是滞后城市化；城市化发展过快、产业化发展落后，甚至没有工业产业尽是传统的第三产业作支撑，这就叫过度城市化。

从我国目前的情形看，虽然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并存，但主要问题是过度城市化，将来依然会如此。简单推算一下：根据现代化标准规定的城市人口至少要达到60%才能算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即使按照这样的最低标准来测算，我国未来也将面临着几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重大任务[2]。由于我国目前城市人均土地面积小，未来我国的城市化究竟会有多大的增长空间，非常令人怀疑。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人口由农村转入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过程、缺少渐进的过程。所以，我国的过度城市化造成的问题与其它国家有所不同，最突出的表现是我国城乡差异十分明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还是1958年制定的。50多年过去后，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上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必须打破重构。否则，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我国过度城市化的方向必然是人口高度密集，由此造成的城市病很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本身是个过程，是指人类社会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历史过程。表现在直观方面看到的是，不断有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然后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质量不断提高。

可是，这种城市化并不是简单地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从而在城乡人口结构上发生改变。它的深刻内涵在于，要在产业、产业空间分布上发生转化，从而带动传统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一起发生改变。表现为，农村要为城市提供足够的食物（粮食和蔬菜）、原料（工业原料）、市场（城市生产的工业品有相当一部分要销往农村，而农村市场要能接纳得了）、人力资源（劳动力）、资金（农民花钱买城镇户口，进城投资）、土地（供应城市开发）。

只有有了这样的产业基础，并且这些方面缺一不可，城市发展才会有推进器；相反，如果没有这些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这个城市的发展就必然会缺乏造血功能、缺乏发展动力，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这时候这个城市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村庄而已；甚至连村庄都不如，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人口太多，所以在人口就业、生活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种种问题。说到底，这是因为没有产业化支撑，居民收入缺乏保障，最终导致无力消费。

这里既谈到城市化的基础是产业化，又谈到这种产业化主要不能指望依靠传统第三产业作支撑。怎么来理解这一点呢？这里要避免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第三产业不重要，甚至把第三产业看作是过度城市化的罪魁祸首。

完整的观点是，第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后续动力，但在城市化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时，工业化才是城市化的坚实基础。

反过来也可以说，城市化虽然离不开工业化，可是当城市化发展到一个较高层次（后工业化）时，依然必须依靠发达的第三产业来继续刺激、完善城市化发展，缺少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关于这一点，高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提供有力佐证。

究其原因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表明社会分工已经发展到了哪个程度。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你到了一个城市后看看某些文娱场所的网点布局、档次高低，基本上就能判断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了哪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第三产业并不是仅仅指衣食住行，更包括政府服务、社会团体等软环境在内。如果这些方面跟不上去，城市经济发展的接力棒就可能很难从工业化顺利转交到第三产业上去。不用说，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过度城市化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切切实实地就摆在面前。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国一些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生活消费、文化娱乐、政府管理等方面的落后状况，这实际上就表明这些方面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制约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

第三节　过度城市化是这样形成的

既然过度城市化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那么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了解这一点，不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过度城市化了吗？

本书认为，这主要是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冒进行为造成的。

从发展阶段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地掀起一股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许多城市发展超出正常轨道，城市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状态，城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今天已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危害。

从具体数据看，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的过程，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和日本都是30年，而我国只有22年。这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冒进误区，有100多个城市甚至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宏伟蓝图”，人口和产业规模要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两倍、三倍、四倍！这可能吗？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在《人民论坛》杂志举行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中，会有高达32%的人认为过度城市化将成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被排在第四位了[3]。

正因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多次上书中央最高领导，指出我国这种过度城市化存在的问题，批评这是一种冒进式的造城运动。对于老百姓来说，看到最多的是各种劳民伤财的政府形象工程、各种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各种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4]，以至于出现了“鬼城”。

结合本书前面提到的城市化的基础是工业化，而这种过度城市化从本质上看并不是工业化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地农民、失业人口造成的，所以它属于一种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是没有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两者之间关系造成的。

要知道，城市化发展的基础虽然是工业化，可是它与整个国家的农业化发展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并不是你想建多少城市、搞多大规模的城市都行。归根到底，城市化的发展要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有那么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其前提条件必须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否则，如果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又怎么去实现这种所谓城市化呢？

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学家沃伊廷斯基（Woytinsky）认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界限，一般总是由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5]。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超过了这个界限，就体现为过度城市化了。

说到这里，读者就明白了：过度城市化实际上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不平衡，而政府又没能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加以控制或没有控制住，最终导致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

容易看出，这里的推力要大于拉力。也就是说，城市虽然也在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可归根到底还是农村人自己想进入城市，并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能够支撑这种人口转移（可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城市如果能容纳他们安居乐业，这种城市化就是适当的；如果容纳不了，就表现为过度城市化。

过度城市化正在把我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主要表现在：许多城市化步伐快的地区，采用人为的办法加速城市化，使得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尤其是我国在宏观上对农民工流动有一种歧视，歧视农民工、让失地进城农民处于边缘化状态等，已经导致农村和城市两败俱伤；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我国从1996年以后农业增加值增长就呈下降趋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倍以上，十分令人担忧[6]。

可以预见，如果我们继续漠视这种农业发展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条件，继续通过“圈地运动”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很快就会掉入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节　过度城市化是中等国家通病

过度城市化是当今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通病；城市病在中等收入国家大中城市非常普遍，即使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的大中城市中，也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所以，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尽可能减少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扫除前进障碍。

可以说，过度城市化之所以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通病，并进一步成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发作造成的。从城市发展模式的四个阶段看，城市病尤其是在这第一个阶段（城市化阶段）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从我国的现状看，目前主要处于这个阶段，所以要特别警惕过度城市化固有的城市病破坏健康肌体。

总体来看，过度城市化之所以成为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通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7]

人口膨胀

人口的快速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没有人口哪里还有城市及其发展呢？可是，如果这种集聚速度超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就会导致各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滞后，从而引发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

交通拥堵

人口的快速集聚必然会使得城市的交通需求和供给矛盾日益扩大，并由此引发出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问题。尤其是当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全都集中在市中心时，这种交通拥堵矛盾几乎不可避免，并且必定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英国某机构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城市交通拥堵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约占GDP的2%，再加上交通事故代价占1.5%~2%、交通噪音污染代价占0.3%、汽车空气污染代价占0.4%、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汽车空气污染代价占1%到10%，总体来看，交通拥堵对经济的破坏作用相当于这个城市GDP的6%到15%，基本上抵消了经济发展成果。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不用说，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过快、人口集聚过多，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会更加严重。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环境污染对城市市民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损失相当于当地GDP的1%到5%。

资源短缺

城市资源短缺中最突出的是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在我国目前大中城市中，最突出的是水资源短缺，如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已经被联合国相关机构提出警告过。

城市贫困

大量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必定会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而无家可归，只好栖身在贫民窟里。这种贫民窟既无法享受当地市民应该享受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又会因此与当地市民造成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和感情隔阂，还容易成为黑社会控制的犯罪据点。

贫民窟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大中城市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印度孟买，全市1600万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贫民窟里，成为该市的最大“特色”。

总体看，以上这些城市病主要是过度城市化造成的，并且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比较普遍。如果不能消除这一普遍问题，必然会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

例如在墨西哥，墨西哥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可是墨西哥1993年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高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60%、奥地利55%、芬兰62%、意大利67%的城市化水平，从而引发出一大堆城市病[8]。

比如：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建设跟不上人口增长，城市无法为这些新市民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必要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这些新市民也没有能力、没有岗位来实现职业转换。就好比说，你满大街看到的都是“外来工”（农民工），即使他们的户籍已经加入本市，也一眼就能看出是“外地人”，根本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和经济氛围。

再看我国，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末已达51.27%[9]，但包括1亿多农民工在内，由于这些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即使拿着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工资，也不敢像城市居民一样消费。因为在我国，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社会保障，就意味着工作不稳。这样一来，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就要和城市居民相差一倍多。如果不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就根本无法显著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

有人说，城市可以创造条件让他们转为城市户口呀。可是，如果因此就要剥夺他们在农村拥有的土地，依然会遭到他们的唾弃。归根到底，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比一本城镇户口簿重要得多。

这样看来，如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把城镇化和户籍非农化结合起来，就又成为我国当前的紧迫任务，这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1]陈柳钦：《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价值中国网，2008年5月11日。下同。

[2]李强：《中国预计到2010年城乡人口将各占一半》，《人民日报》，2006年12月8日。

[3]高源：《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0年第13期。

[4]陆大道：《还没摆脱城市化冒进误区》，《人民论坛》，2010年第19期。

[5]向德平：《城市社会学》，1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6]陈柳钦：《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价值中国网，2008年5月11日。

[7]陶纪明：《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导致的资源过度集中后遗症》，东方网，2011年2月22日。

[8]陈柳钦：《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价值中国网，2008年5月11日。

[9]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国际城市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