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有其历史特殊性。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十分相近的两个国家，最终却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命运，关键就看它们能不能有效战胜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所以，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原因很有必要。

第一节　经济原因：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其经济原因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创新力度不够。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是需要各种要素如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来支撑的，如果这些要素供应不上或成本增加，就会导致要素投入边际报酬率下降、经济比较优势减少，就会使一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在目前的我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实际上就表明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正在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在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般认为，之所以会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原因虽然很多，如大致上可以分为社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障碍、过度依赖外需市场、经济对外开放造成的外部风险等，但在这些原因中，因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察的，所以首先应当从经济方面找原因。而从经济方面找原因，主要地又表现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不够。如果进一步深究下去，这又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造成的。[1]道理很简单：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应当具有各自不同的动力源泉。换句话说，社会发展阶段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在这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不同造成的。如果原有的动力源泉逐渐失效，无法形成新的动力源泉，白白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移良机，社会发展就会掉入某种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其中之一。

从本质上看，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的接替、动力机制转换方面存在问题，以至于到最后无法克服技术创新瓶颈，经济发展速度不是提不起来就是起伏很大。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低收入阶段依靠的可能主要是禀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外资等资源，这些资源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争取而来的；可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仍然依靠这些所谓的优势和经验，就可能变得慢慢靠不住了。

具体地说是，在经济发展之初的低收入阶段，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对投资驱动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外资的引入，又会与本国资源条件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都已经在一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初发展阶段中得到证实。

可是当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这时候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已经得到充分利用，这时候如果不知道或者做不到路径依赖改变，而是继续躺在过去的“成功经验”上自我陶醉，就可能会因为可以依赖的优势资源越来越少，导致可以选择的发展路径也越来越少。

这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就是要改变原来的那套做法，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资本产业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同时，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把原来的出口导向、外需拉动型经济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内生增长型模式。这方面工作做好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比较容易被跨越。关于这一点，从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仔细探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所以会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错失了转换发展模式的最好时机，以至于后来追悔莫及。

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就没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资本品的进口替代。

以其中最典型的阿根廷为例。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仍然维持“举债增长”，从而使得这种进口替代战略竟然延续了半个世纪。再看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小，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结果只能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很容易受国际市场冲击[2]。

由于错失经济转换发展模式的最佳良机，使得这些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屡屡无法突破。

究其原因在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随着低成本优势的逐步消失，这些国家在低端国际市场已经难以与其他低收入国家进行竞争，所以这时候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在中高端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相抗衡。

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及时抓住机会，技术创新上有新的突破，就能在技术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相抗争；否则，就只能夹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腹背受敌，很容易失去经济增长动力，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这种经济高增长上看出来。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所以只好始终处于一种上下挤压的经济竞争环境中，慢慢失去自我。

第二节　社会原因：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原因，主要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没有公平可言，从而导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怨言四起，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例如我国目前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城镇化加速发展形成的“超常城市化”，表现为贫困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各种犯罪行为滋生等，阻碍社会和谐进步。

不用说，这个社会原因与前面所说的经济原因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增长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创造性，又带有摧毁性。具体地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阶层和阶层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会不断加剧；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可能会阻碍今后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负效应”。而经济增长负效应必定会阻碍经济快速发展，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

从以上容易看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提高不快或起伏很大，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没有公平可言，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和社会想发展也发展不了。

以贫富差距太大为例。当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人人都感到这个社会“勤劳”已经不可能“致富”，得“拼爹”；当富人人人自危，尤其是穷人以及穷人的孩子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致富时，最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其他方式如“革命”、“暴动”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个社会还会安定、经济还会稳定增长吗？

再以没有公平可言为例。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对社会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也可能是有意为之，想“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故意拉大收入差距来刺激经济发展。殊不知，这一观点本来没错，可任何事情总有个度，当突破了这个“度”后，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最典型的是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原来的贫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从而频频引发社会动乱，更不用说大大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了。

就好比有两匹马（穷人和富人）同时拉动一辆马车（经济发展），同心协力，马车当然会被拉得很快。可现在的问题是，其中有一匹大马（任何国家中低收入人群总是占大多数）因为动力不足不起作用了，甚至还在形成阻力，这时候小马即使跑得再欢，马车的速度也上不去。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70年代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44到0.66，其中的巴西直到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如此之高的贫富差距，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直至造成政权更迭频繁，这当然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强调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加均衡的发展条件，还非常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句话，有助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了，“家和万事兴”，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稳步向前。

关于这一点，同样可以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得到证实。日本和韩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都很好地控制住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的“新社区运动”等，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平整初次分配，为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政治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原因，是指有这样一条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也就是说，一开始进行改革的时候，改革的推动者总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制定改革措施，从而使得自己从这种改革模式中最先获益或获益最多，成为既得利益群体；而一旦当他们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后，就会反过来阻碍以后的改革，以确保自身利益能得到进一步扩大至少不会被削弱。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改革并不是万能的，也不会一往无前。一旦原来的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滞后，甚至停滞不前、倒退。根据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原理，这时候的政治体制就会阻挠经济发展，在推出宏观政策方面昏招迭出。

所以说，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与这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体制等密切相关。如果宏观政策有误，并且体制改革滞后，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会难上加难。遗憾的是，这种情形还非常普遍。

例如依然从拉丁美洲国家看，由于过去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的作用被削弱到极点，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经常出现不稳定性，再加上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迟迟无法消除。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很容易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发展起伏很大。

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它们都对所在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并且还波及到其他国家。

本书前面提到，阿根廷在1963年到2002年的45年间一共出现16年经济负增长，这主要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3]。

可见，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波动，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很可能会多年连续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有误，往往与体制改革滞后分不开。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迟迟无法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呢？

说穿了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改革很难开展下去。因为只有维持现状，这些利益集团才能一如既往、不动脑筋地得到既得利益，寻租、投机、贪污受贿。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损害，哪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是不是还会正常发挥作用呢？

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极力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改革；或者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时，会把这种改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必须改革的拖延着改。从而使得体制改革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消弥于无形之中。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

相反，从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它们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很好地抓住时机、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尤其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把“别人的”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以打击贪污腐败、推进民主政治为主线的政治改革，把这两个改革的效用共同发挥到极致。

例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创造的“汉江奇迹”，就是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来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接下来韩国又在1986年颁布《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和《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规划（1989—1993）》，明确提出企业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从而使得韩国的产业竞争力有一个较大提高。

正是这一“汉江奇迹”，使得韩国这样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就从原来带有严重殖民地性质的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高收入国家，刹那间越过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韩国GDP总量实际增长3.6%，人均国民收入（GNI）2.25万美元[4]。

所有这些奇迹，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步步跟进的背景下实现的。离开了后者的保障，这些经济成就就可能会失之一旦了。

第四节　国际原因：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

任何国家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会努力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形看，来势汹汹的“中国威胁论”必将在以后对我国形成更大的包围圈，阻挠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这本身也是形成我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和国际原因。

我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举一动都令人瞩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这种“北京共识”（西方国家眼里的中国发展模式）让西方国家既惊又怕。不用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历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攻剿灭的对象；仅仅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考量，任何崛起举措，都会使得其他各国担惊受怕。“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在这小小地球上，无论是当年的前苏联，还是今天的中国，要想让其他国家“熟视无睹”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就必然会形成“中国威胁论”，不管它实际上存在不存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向阳分析认为，近年来西方涉华舆论的两大基调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2011年这两种论调又出现新嬗变，总的来看是“中国威胁论”明显反弹，“中国责任论”相对回落。由此可以推断，今后5到10年中这两种论调仍然会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影响。

专家指出，众说纷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背后，实际上是“中国被威胁论”。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通过这种话语霸权左右中国未来走向。“中国责任论”的背后，强调的则是与中国的合作。这些西方国家非常清楚，无论是本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中国经济的互动。

看上去这两种观点前后矛盾，但这正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用苦良心。其中的共同点，以美国的霸权逻辑最为典型：从来或很少反思自己，一有问题就怪罪于中国。不用说，这就是我国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5]。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是普遍抱着一种怀疑态度的，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年后西方国家猛然醒悟，认识到我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地步了，所以改而发出“中国威胁论”论调。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种论调并没有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有所减弱，反而各种经济贸易限制措施层出不穷，“西风压倒东风”的国际舆论环境还有进一步恶化趋势。

所有这些，都构成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接下来的经济全球化风险会越来越大，必须眼睛向内，以内需经济发展为着力点，降低受制于人的风险。

[1]宋立：《跨越“超二赶一”与“中上等收入”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4日。

[2]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下同。

[3]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

[4]《2011年韩国GDP同比增长3.6%》，韩联社，2012年3月30日。

[5]陈向阳：《专家论“中国威胁论”新嬗变：反映西方霸权逻辑》，《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