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有各的表现。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的特殊表现，主要在于国际环境更复杂，需要进行一次次反围剿战争。当中等收入陷阱和“超二赶一”陷阱重叠时，要集中精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一节　“超二赶一”最容易掉入陷阱

所谓“超二赶一”，是指前些年我国经济总量的目标一直是超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追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这关键时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定会遇到更多复杂、棘手的外部环境，这会加大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从实质上说，由于大部分国家都是在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才出现长期徘徊不前的，所以严格地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叫“高中等收入陷阱”才对。而高中等收入与低中等收入的界限，目前的标准大体上是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2000年，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我国实际上就已经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国目前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超二赶一陷阱”或称“追赶陷阱”[1]。

这就是说，摆在我国面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其特殊性。我国目前对这种特殊性虽然已有察觉，但仍然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经济总量就已经先后超越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当初超越英国、法国、德国时，这些国家就都出现对我国的非理性和情绪化反应。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但无论如何，都会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最典型的是，2008年在我国举办奥运会时，这些国家就都曾表现出极端不友好态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我国2010年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从人均GDP来看还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说，这种“超二”行为对我们来说更多的只有统计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国际上并不这么看，他们自然会从我国的这种“超二”行为联想到“赶一”预期，从而引发包括当事国日本、美国等在内的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消极反映，包括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冲击。

所以设想，今后我国如果要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定会遭到全球更多国家的阻挠和围剿。并且可以相信，虽然一般认为我国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时间表应该在2020年以后，但不容否定，届时被赶超对象（美国）的情绪化反应一定会非常强烈；并且，或许也等不到“届时”，这种强烈的情绪化反应就会提前出现，从而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重重阻力。

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本身就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挑战第一，或者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平起平坐，这样的成功概率就更低。

具体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苏联和日本，都曾经挑战过美国的龙头老大地位，但最终都没能取得成功。尤其是时间较近的日本挑战美国，情形与我国更为接近，更可以给我国起借鉴作用。

日本的经济总量是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不用说，接下来日本就进入了“赶一”冲刺期。虽然日本很顺利地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从此昼夜不停地在追赶美国，但始终都没能赶上美国。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这种追赶中，美国感到了日本的威胁，使出种种羁绊，使得日本的这种追赶目的无法得逞。

例如，20世纪70年代全球出现两次石油危机。表面上看，两次石油危机都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但有许多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正是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崛起“下的药”。虽然这一观点无从考证，很难证明是真是假，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但接下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连遭遇的挑战和严重后果，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尤其是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总量也一度接近美国。就在这时候，全球不约而同地流传着“日本可以说不”的论调，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提高了对日本崛起的警惕，千方百计要阻挠日本崛起。

果不其然，伴随着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通过签订“广场协议”[2]的办法，逼迫日元急剧升值；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的同时，日本手忙脚乱地推出一系列经济对策，结果“病急乱投医”：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失当导致泡沫经济横行，长期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到此为止，从此就掉入所谓“失去的10年”或“失去的二十年”时期。而实际上，这就是日本掉入了“追赶陷阱”。

正是这种“追赶陷阱”在起作用，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出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从具体数据看，1956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1%，可是1974年到1990年间就下降到4.2%，1991年到2000年间更是只有0.9%了。

不用说，我国在刚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奋力追赶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日本的前车之鉴。因为日本当年的情形与我国目前的形势极为相似，所以不要轻言追赶或超越美国，而是首先要注重如何避免日本式的经济萧条和停滞，这才是更重要的。

要知道，虽然世界银行预测我国经济总量会在2020年后超越美国，但即使如此，如果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5000美元左右；如果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在内，也不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且人均水平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更麻烦的是，如果说当年日本追赶美国，好比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较量的话；那么目前我国赶超美国，就好比是青少年和中年人之间的较量——目前我国的实力显然还比不上当年的日本。

更何况，我国目前的这种追赶行为已经过早暴露出来，具体地说就是，我国在目前人均GDP还非常低的时候就被美国看作是“竞争者”，这并不是什么好事；相反，却会因为这种过早被关注、被防范，给我国造成被堵截、被遏制局面。这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不利。

当然，不仅是美国，那些过去已经被我国超越了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也都会形成合力，共同对我国进行围追堵截。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最主要的是要首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以此来防止掉入“超二赶一”陷阱，最终实现“超二赶一”。

第二节　一个陷阱套着另一个陷阱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乃至根本区别。这既给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又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机遇和挑战[3]。

例如，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虽然经过了出口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变的阵痛，并且在挑战龙头老大美国时，与美国发生了持续的激烈摩擦；但从长远看，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躺在美国怀抱里实现的，也就是说，它得到了美国的许多帮助。韩国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也是同样的情形。

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日本、韩国和美国同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间的矛盾属于一种狗咬狗斗争。所以美国当年在遏制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依然给出了一种相对友好、宽松的环境；只要你承认它是主子，不去侵犯它的利益，更别想去超越它，你有困难它还是愿意出面帮忙的。

可是我国目前以及将来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国际环境了。中美两国之间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信任鸿沟，这可以从目前美国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其他一系列无意或有意的摩擦、遏制手段中看出来。

也就是说，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遇到的国际环境，会比日本、韩国当年复杂得多。

再例如，日本当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面临的是从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并且是在成为高收入国家后GDP总量才接近并赶超美国的。可是我国恰恰相反。目前我国在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实际上人均GDP还只有4382美元水平，位居全球第94位，依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首先接近并赶超美国的不可能是人均GDP，而是GDP总量。这样一来，就过早暴露了我国赶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计划、路线。

这种“招摇过市”，必定会因为过早被美国看作是竞争者和挑战者，遭到美国更多的打压和阻挠。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不让中国超越自己，会千方百计使出各种手段，对我国不断制造摩擦和麻烦，尽可能把我国锁定在“二流”国家行列。

所以，我国以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除了要克服日本、韩国过去面临的困难，还必须腾出精力来“专门”应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使坏，而不是仅仅专注于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等“常规”手段就行了。

国际观察表明，过去几年中被我国刚刚赶超过去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它们的情绪化反应不但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消逝，而且完全有可能重新慢慢积聚，在“十二五”期间达到顶峰。

也就是说，我国必须提高警惕，充分预料到“十二五”规划期间的特殊性：一方面，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敏感冲刺期”，要想赶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是最关键的攻坚阶段；另一方面，这又是我国体制转型最为关键的攻坚期，是奠定今后十到二十年间我国能否顺利从GDP总量上超越美国、顺利进入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最为关键的基础。

话已至此，容易看出，我国如果要想最大程度上减少跨越阻力和障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弱化“追赶陷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上来，抓住主要矛盾。

也就是说，我国不要过于渲染并憧憬什么时候GDP总量能超越美国，实际上这没多大意思，因为即使到了那一天，我国的人均GDP与美国仍然相差太远；并且还会引发节外生枝。

最理想的情形是，用合作而不是竞争、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态度对待美国和西方国家，既不用迎合它们，也不要去过于刺激它们。

在表明心态时，我们要多多强调我们的超越主要是超越自己，是要不断提高人均GDP水平，而不是主要为超越美国。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自己超越自己太多了时，就必定会赶超美国的，可是嘴上别这么说，不要呈一时口舌之快，用言语去刺激美国、自找麻烦。

第三节　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掣肘

中等收入陷阱都有哪些表现呢？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把两类不同国家和地区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对比研究，将会看得非常清楚。

例如，前者以韩国为例，后者以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为例，就能看出它们在以下各方面有着巨大差异性[4]。

经济增长稳定性差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并且往往会出现很大的起伏。即使在短期内取得了高增长态势，这种高增长也很难继续下去。否则一路高增长下去，马不停蹄，也就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了。

这在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明显。例如阿根廷，1963年到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的人均GDP是负增长；同期，马来西亚人均GDP负增长的期限是5年，而韩国只有2年。受此影响，其间阿根廷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而马来西亚高达4.0%，韩国更是高达6.3%。

1963年时阿根廷的人均GDP为842美元，已经进入当时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的韩国只有142美元，还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可是45年过去后，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8236美元，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期的马来西亚，则从原来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期的韩国，则从原来的低收入国家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19115美元。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稳定性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与“迈小步、不停步”，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研发能力薄弱、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快，这和它们的研发能力不够、劳动力素质不高有关。

国际上常用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衡量某个特定企业的竞争实力。所以，从R&D占GDP比重能大致判断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活动规模和水平。2003年的数据是，韩国的R&D占GDP比重为2.64%，居全球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只有0.69%和0.41%，排在全球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研发人员占4.8人，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差距不小。再从劳动力素质看，2007年韩国的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比重为35%，马来西亚、阿根廷的比重分别为20.3%、29.5%，差距也是很明显的。

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不公，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之一。城市各行各业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悬殊，必定会导致“增长性贫困”。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21世纪初，拉丁美洲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后退5到10年，贫困人口陡增2000多万，总数达到2.27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1亿，占总人口的20%[5]。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主要是通过基尼系数来得到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在0.45左右，90年代末上升到0.5以上。可是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就降到0.36，90年代末更是降到0.31，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再从全国10%的最高收入组和10%的最低收入组收入对比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分别为40.9%、22.1%，远远高于韩国7.8%的比例。

收入分配不公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阻碍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社会发展指标相对落后

例如，从人均预期寿命看，1960年韩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54.2岁，到2008年就提高到79.8岁。1960年时马来西亚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韩国差不多，可是到2008年时只有75.3岁，明显低于韩国。1960年时阿根廷人均预期寿命为65岁，可是到2008年时依然只有74.4岁。不用说，人均预期寿命长短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社会是否和谐、人民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是否有切实保障。

再看婴儿死亡率。1960年时韩国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96，2008年下跌到千分之4.7。可是同期阿根廷的婴儿死亡率虽然也在下降，幅度却要小得多，只是从千分之59.9下降到千分之14.6；同期马来西亚的婴儿死亡率也只从千分之66.1下降到千分之5.9，都落后于韩国。

还有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也能反映国民素质高低。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3年，大大高于阿根廷的8.9年和马来西亚的9.7年。

从这些方面看，都能看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亟待去解决。

对外经济依赖程度高

在一般人眼里，总以为越是高收入国家，经济全球化程度就越高，对外经济的依赖程度也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换个角度看，对外经济依赖程度高，说明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地方就越多，经济发展不可控因素就越多，外部威胁就越大。

例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要明显高于韩国，这说明两国的对外经济依赖程度也要明显高于韩国。尤其是阿根廷，2002年到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一度超过GDP，更是令人吃惊。

第四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特色

在了解了全球各国共有的中等收入陷阱特点后，接下来探讨一下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都有哪些“中国特色”。了解这些特色，对更好地理解我国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方式会有很大帮助。

总体来看，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以下特点[6]：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各群体收入绝对值在增加

也就是说，从绝对值看，我国各群体的收入是在不断增加的；可是相对而言，不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看，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先下降、后扩大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是各群体收入都在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差距扩大所造成的社会风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的突出程度

一方面，颇受诟病的户籍制度限制，拖延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变得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正是因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城市问题还不显得那么突出，没有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出现许多城市贫民窟。

也就是说，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一些机会，另一方面又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具有更多可持续性，甚至还会因为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一种潜在的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不用说，这一特点使得我国的城市化问题造成的风险被大大削弱了。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众所周知，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但这是从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的。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这种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结构，必然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资源价格的上涨要求升级。

然而现实情况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我国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最大风险。如果产业结构升级迟迟无法实现，就会拖累我国尽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外经济依存度高，受国际经济冲击影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既是一件好事，也存在着某种隐忧。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加深，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要想改变或削弱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已经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然会遭遇全球其他国家的阻挠和抵抗，从而产生各种贸易摩擦，而这又会给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新的要求、增加新的难度。

[1]宋立：《跨越“超二赶一”与“中上等收入”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4日。

[2]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迫切希望能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帮助美国通过美元汇率贬值渡过经济难关，史称“广场协议”。在不到3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1倍，日本经济受到致命打击。实际上，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击日本经济的一大阴谋。

[3]宋立：《跨越“超二赶一”与“中上等收入”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4日。

[4]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

[5]刘方棫、李振明：《中国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吗》，《人民日报》，2010年9月6日。

[6]乔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光明日报》，2010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