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货币超发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总闸门。而要控制好这个总闸门，最重要的是赋予中央银行制定政策的独立性，不受政治、经济干预。与此同时，要着手治理现有货币流动性泛滥。

本书前面反复指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而不在于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要想控制通货膨胀，根本办法是控制货币发行，同时着手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货币流动性泛滥。不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拒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但无法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甚至会坐失良机。

这就像你看到浴缸里的水在泛出来，首先会走上一步去关掉水龙头一样。在水龙头没关掉之前，你想处理这脏水横溢就基本上是徒劳的，并且会贻笑大方。只有先把水龙头关掉，然后才能接下来收拾残局。这样一个浅显道理是谁都会想到的。

既然如此，治理通货膨胀还有什么理由不从这里着手呢？

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控制住货币发行的牛鼻子，这毫无疑问。但这个牛鼻子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也就是说，既然货币超发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就应该探讨过去我国货币为什么会超发这么多的原因。根据“存在就是合理”的逻辑，其中必定存在着各种主客观因素。

我国过去的货币为什么会超发这么多？这个问题问得好，却很难回答。一般认为，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我国的通货紧缩之忧造成的。这当然是一大原因，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原因；从更深层次上去进行挖掘，还在于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够。

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中央银行只是国家财政部的一个“出纳会计”角色相比，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推行30多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还显得远远不够，还没有“长大”。

正如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注释1]

当然，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般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全球公认的最具独立性、最能抵御“所有”政治压力的中央银行。但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传记里看到，他认为这种认识是把因果关系给颠倒过来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它能够抵御政治压力，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长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受到过政治压力，所以才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注释2]。

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树立起来的，更主要的是需要方方面面去悉心呵护，放手让它去独立。只有中央银行真正掌握货币发行权，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被降到最低程度。

正如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所说：“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情况也并不容易。”意思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就设想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了，只不过后来这种刺激力度过大了一些[注释3]。例如，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是“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结果最终的增长率达到27.7%，整整超出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中央银行自身调控技术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有政策调控不到位的问题，还与中央银行操作独立性不够有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一直抱着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有思维有关。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可能有独立性，因为这些官员是内阁成员；当然，如果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具有更大独立性，调控起来可能会好一些。

她认为，虽然过去我国超量发行的货币已经被新增资源如土地等商品市场化所吸纳，但她仍然不认为这种超高货币供给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如果我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的GDP年增长速度下调到7.5%到8%之间，与此同时把CPI年增长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到14%以下，这样才能应对货币流动性泛滥[注释4]。

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究竟应该怎么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国情决定了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和银行资产构成是银行信贷，所以信贷波动是银行体系顺周期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有鉴于此，今后我国要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把它作为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工作重点[注释5]。

简单地说，这种逆周期信贷调控，就是要根据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的资本缓冲，来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而这里的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资本要求、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等概念，这样才不致于引起各种歧义。

[注释1]《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第86页。

[注释2]徐以升、李彬：《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第一要务》，2010年4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释3]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43万亿，周其仁建议加快市场化改革》，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注释4]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43万亿，周其仁建议加快市场化改革》，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注释5]苗燕：《周小川：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上升》，2010年10月22日上海证券报。

着手消化过去超发货币的流动性

一方面是要控制以后的货币超发，另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的是过去我国已经超发的这些货币怎么来进行消化？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令人头疼，却又是回避不了的。

根据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观点，超量发行的货币必定会带来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所以要坚持“货币准则高于权威”的防范原则。说穿了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要像电脑计算一样，把美国的货币供给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到4%的样子，严格执行，拒绝其他任何外来压力包括经济、政治压力，以免发生通货膨胀[注释1]。

对此，我国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这个方法在我国行不通。这倒并不是说我国不适用货币主义，更不是说我国没有货币超发，而是因为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增长等，都需要“额外的”货币需求。

正因如此，1978年到1992年间，我国的现金和广义货币数量分别增长了20倍，可是真实的国民民生产总值（GNP）却只增加2.3倍，并且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有分别增长1.25倍和1.41倍。说到底，就是因为这些超量发行的货币在这些地方被吸纳、沉淀下来了。否则，就怎么也无法解释我国这么大的货币超发最终不是同步引起通货膨胀上涨几十倍了。

从中容易看出，要减少我国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当务之急是要投放资源来吸收、沉淀这些业已泛滥的货币流通。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只有投入更多的海绵，才能吸收这些汪汪之水。

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治理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方面必然要求能清晰地看到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稳健，注重对通货膨胀加以引导。

这就是读者看到的，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频繁推出加息政策，并且推出的多是非对称加息措施，目的就是要以此为主要应对办法，来吸收市场上的货币流动性。

当然，除此以外，更要注意配合使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也就是说，要通过总量对冲办法，来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降低国际热钱的流入动力，减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

做到这一点，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要知道，在我国不断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国际热钱更多流入，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操作上更困难。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银行在推出加息政策时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就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

除了从国内考虑吸纳货币流动性泛滥外，有人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民币流出国门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货币流动性。

这种观点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是似是而非。因为人民币作为我国主权货币，只能根据我国国内需求量来计算供应量，以我国国内通货膨胀目标为主。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还会根据其它国家的需要量来计算供应的。要调控我国国内的人民币供应量，只能通过促进我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来实现。

所以说，人民币发行量应该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即使出口到国外并且沉淀在国外，货币与资源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相互对等的。人民币是这样，其它国家的主权货币也是这样。就像美元进入我国一样，如果你能得到美元，就说明必定付出了代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就会从天上掉下美元来。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人民币流通到国外后，反而会给我国中央银行调控广义货币带来更大困难。所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减少国内的流通、化解我国国内货币超发，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很容易误导舆论和百姓，至少在短期内还看不到有别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就明白了：正如俗话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或者“水多了加面”，要解决我国过去的货币超发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从我国国内出发，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市场，吸收已经超发的货币，同时从现在开始要严格控制货币超发。

[注释1]周其仁：《中国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达180%，居全球之冠》，2010年9月20日财经网。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