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农产品炒作，信息透明要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

俗话说“天灾人祸”，“天灾”之后“人祸”就在附近徘徊了。具体到这次农产品炒作来说，甲型H1N1流感、西南地区旱情、北方持续低温等等当然都是“天灾”，但这却给游资选择炒作方向（人祸）提供了契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加强信息公开、交流、沟通，就会非常有助于打击游资炒作。

所以容易看到，这次游资之所以能轮番炒作大蒜、绿豆、辣椒、三七、土豆、玉米等农产品，就是这些炒家把它们当作一种金融“玩具”来看待的。通过制造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陷阱来低吸高抛，从中大赚特赚；而可气的是，生产这些“玩具”的种植户根本就辨不清这些信息是真是假，不知道这究竟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还是有人在进行操纵，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信息在流传，难怪他们玩不起这个游戏了。

1　价格战的实质是信息战

价格战的实质信息战。换句话说，游资的这轮农产品炒作之所以能“阴谋得逞”，主要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帮了他们的大忙。

山东省金乡县有一位大蒜经纪人叫李兆芳，曾经当过村长，在他看来，一个人活在大蒜之乡，最关键的是要学会使用和利用媒体，这是多年前村里曾经住过的一位老干部告诉他的，他说这句话让他受用终生　1。

李兆芳的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着传真、手机、QQ号，甚至还有一个他自己创办的大蒜网网址。他说，他曾经仔细观察过他的一个客户，她是来自温州的60多岁的老太太，虽然每次只来金乡十几天，并且连大蒜的好坏也搞不懂，可是每次来都能赚钱，从来没有赔过钱。更牛的是温州市某县的一位县委书记，他自己从来不来金乡，而是打个电话在李兆芳这里存500吨大蒜，一转手就赚了10倍。

在李兆芳眼中，这一切都归功于对信息的把握。“东北人哪年来金乡哪年赔钱，南方人哪年来哪年赚钱，”关键在于“南方电脑先进”，而电脑则是媒体的一部分。

李兆芳介绍说，上面这位温州老太太来了后整天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从来不做别的事。而她所看的电视频道永远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经济频道，于是他也照着做，回家后把家里的电视永远锁定在这两个频道上，除此以外床边上还放着一台永不关机的笔记本电脑。

李兆芳平时在家里经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有的问他要农民工，有的要大学生，他则非常乐意免费提供这些服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年来经过他介绍出去的人有几万人。

他把这种“学雷锋”提高到数据库营销的高度来认识。他说，遇到大蒜行情好的时候，当接到这些来电问他要人的电话时，他只要随便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双方就可以谈合作了，“这就是信息的价值”。

西方有句谚语叫“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在农产品炒作中，公正、透明的农产品信息是遏制炒作的有效办法。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农产品信息的交流和传播渠道非常缺乏，并且还经常受到歪曲。

具体地说是，一方面，农产品种植户和经营户所获得的价格信息非常不对称，与游资炒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农产品本身的特点是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低，产品的品种、规格、价位很难有效对应起来，所以即使得到了价格信息其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很难形成良好的价格机制。

例如同样是大蒜、绿豆、白菜，如果你仅仅得到一个农村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或者平均价，可是却不知道具体品种、规格、产地、消费地区，这样的价格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相比而言，工业品价格虽然同样涉及到品种、规格、产地、消费地区等因素，其价格信息的参考作用就要有用得多。

顺便一提的是，有些“乐观派”认为，这轮农产品炒作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实物流通和价格信息的透明度，是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游资炒作和农产品充分市场化完全是两码事。具体地说是：

游资以炒高价格为目的，是短期行为，暴涨之后是暴跌。缺乏资金、信息、技术的农民如果以炒高的价格为信号去扩大种植面积，种植风险无疑将大大增加，一旦游资迅速撤离，农产品价格暴跌，受伤的还是农民。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主产地的农民也是“受害者”　2。

信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农民种植户看到的价格只是“现在”的价格，无法正确判断“以后”的价格走势。

以大蒜种植为例，决定他们扩大或缩小种植面积的依据，一是市场价格，二是从众心理。这两者之间密切相关。例如，由于大家一致看好“现在”的市场价格，而采取同一举措去扩大或缩小种植面积，那么到了下一季，“将来”的大蒜价格就会和“现在”相比有很大差异，甚至天壤之别。从历史上看，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很难避免这种矛盾，这也是农产品价格炒作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的原因。

2　规范信息发布可治恶意炒作

规范信息发布，非常有助于抑制恶意的农产品炒作。除此以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也是一条可取之路，至少要比一味打压农产品价格或者用道德谴责游资炒家强多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在游资炒家中，除了极少数不法商人外，大多数还是依法经营的，至少是没有违法经营，至多属于钻政策空子的一类。他们在流通环节中同样付出了相应劳动，承担了相应风险，理应得到合理的回报，只要他们的劳动是合法付出的就无可厚非。

更不用说，单纯道德上的谴责并不能解决农民种植户实际问题。政府真正能够帮助种植户的，是协助农民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农民分享价格上涨的能力、有效增加收入的能力。

例如在江苏省大丰市裕华镇，就有这样一家大蒜生产专业合作社，它集贮藏、加工、科研、营销、基地于一体，信息共享，农民种植户没有技术和市场后顾之忧，只要专注于标准化栽种就行了。

蒜民们都知道，收蒜是最辛苦的活，但这个合作社有专门的“收割班”，30多名收割熟练工随叫随到。除了收割大蒜外，其他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业服务队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只要“一个电话，合作社就可以叫过来几十个人，从收割到装车，服务一条龙。”与此同时，他们的大蒜价格平均还会比别的产地高出10%左右　3。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稍微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就知道，市场只有在信息完全公开透明、市场参与者能够进行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如果市场上形成了垄断，囤积居奇者就会释放出错误的价格信息来进行误导，这样的市场就是“失灵”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发布这样的公开、透明信息呢？当然应该是政府。如果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好，信息面前人人平等，游资炒作也就失去了最大优势；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缺位或不作为，那么游资就会欢欣鼓舞地从中挖掘“机会”，肆意嘲弄政府和人民，并从中渔利。

所以，政府在严厉打击股市庄家炒作、楼市炒房团、农产品市场炒作的同时，更应当亡羊补牢，建立起一套有效、公开、公正的市场信息发布体系，并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发布，这才是既有利于投资者，更有利于股民、购房者和农产品种植户的举措。

农产品炒作出现在市场流通环节，而市场流通的主体是中间商和零售商，他们依靠自己掌握的信息，前瞻性地预测未来价格走势，从而据此作出相应决策。

农民种植户和中间商、零售商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信息不对称，在获得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克服这一点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分享个体农民种植户零散的价格信息，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种植户的议价能力。

在这方面，本章前面介绍的江苏省大丰市裕华镇的“三方会谈”定价模式是比较科学和理想的。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省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提醒说：

多年来，农户小规模经营，分散决策，导致大蒜种植面积不稳定，市场需求也不断变化，从而造成供需脱节，导致价格大幅度起伏。而作为生产者的蒜农，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价格低时，可能血本无归；价格高时，又被精明的中间商提前收购，因此获益不多。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4。

怎么办？政府虽然有引导农民种植的职能，可是却不能强迫农民种什么。解决这个矛盾，最理想的办法是政府尽量为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供求信息，对市场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让这些信息进村入户，然后让农民自己作出判断。做到了这一点，人民政府就真的是“为人民（农民种植户）服务”了。

毫无疑问，在信息公开、传播方面媒体应当负起相应的责任来。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及时、准确地报道相关信息，二是不能延缓、歪曲信息，误导农民种植户和农产品市场。

因为从过去的经验看，游资在选择农产品炒作时机时，一般总是在前一轮价格暴跌、产量也随之减少的情况下开始大量囤积，然后再利用市场上的一些信息、社会心理，比如吃大蒜预防甲流、绿豆养生等传言进行炒作，之后随着市场价格的上涨会有更多媒体跟进报道、夸大其词，进一步放大社会预期和影响，再度抬高农产品价格，如此循环。

媒体炒作对游资炒作农产品的进程、策略、效果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相关媒体在报道农产品价格问题时一定要力求慎重、客观。

1　王宏宇：《山东金乡打大蒜信息战，央视称蒜价暴涨蒜商不满》，2009年12月4日南都周刊。下同。

2　胡彦殊、李毅：《游资“烦恼”何以疏解》，2010年6月2日四川日报。

3　王世停：《抱团协作：大丰裕华镇蒜农拒绝“蒜你狠”》，2010年7月28日新华报业网。

4　刘成友：《农民如何跳出大蒜“大涨大跌、时赚时赔”怪圈》，2009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