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作品零零星星地被译成中文。最初是陈独秀的四首五言古体译文《赞歌》，选自《吉檀迦利》。之后是刘半农的白话译文四首，选自《新月集》。“五四”以后，他作品的不少英译本，被转译成汉语与中国读者见面，第一部中文诗集是西谛（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此后各种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评述不断出现。那些清新隽永、韵味深远的小诗，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早期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中国读者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壮生长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称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铎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泰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此后，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的短诗流行了起来，如冰心的《繁星》《春水》等。其中许多富有哲理、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几乎影响了一代诗风。

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邀请泰戈尔访华，他因忙于筹办国际大学未能成行。1922年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邀请泰戈尔访问中国。接到邀请后，泰戈尔很高兴，但因身体状况不好，将访问推迟到1924年的春天。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由才女林徽因作陪，徐志摩做翻译，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

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科学界正处于科学与玄学的论证中。泰戈尔热爱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热心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势。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做派也与当时中国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因此知识界对泰戈尔访华确有两种态度：一种欢迎，一种怀疑和批评。持欢迎态度的多是新月派的作家，如郑振铎、徐志摩、王统照等，他们大多崇拜泰戈尔，并把他的作品译介到中国。持怀疑批评态度的多是左翼文学家，他们觉得泰戈尔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会对中国的革命青年产生不利影响。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夫妇与泰戈尔结成异国的莫逆之交。泰戈尔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犹如膝下儿女，陆小曼曾自称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父爱和温暖。泰戈尔亲自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苏绍玛”（susoma），意为“英俊潇洒的青年”。此后，徐志摩在与泰戈尔的通信中，常以“苏绍玛”自称，同时又称泰戈尔为“罗宾爹爹”（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讲学社在协和礼堂为他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400余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中国朋友给他穿上了中国服装。胡适作主席，梁启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并献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梁启超引经据典，说明这三个字的出处：“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的含义，可引申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时意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印度称呼中华的名字。中国人也称印度为“天竺”。按中国姓名的习惯，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以本名为名，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梁氏这一番博古通今、融汇中外的解释，博得全场的掌声。泰戈尔激动地离席起立，双手合十，欣然接受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印章。

当晚，朋友们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创作的名剧《齐德拉》。在剧中，林徽因饰齐德拉，徐志摩扮爱神。两个年轻人语音纯正，配合默契。泰戈尔对他们的演出非常满意。临行前他送了林徽因一首小诗：

蔚蓝的天空

俯瞰苍翠的森林，

它们中间

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

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

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中国之行成为泰戈尔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直到晚年都还念念不忘。1941年，他口授了一首诗，怀念他在中国的往事：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的前额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