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马世奇还向皇上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专门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而“贼”进一步发放钱粮赈饥，结果老百姓把“贼”当成了归宿[76]。形势发展到这个份上，剿匪已经没有“剿兵”的旗号吸引人了，漂亮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漂亮话本来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拎着大棒子出门。所以林彪元帅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漂亮话确实可以当枪用。

皇上听说了“剿兵”之类的事，会有什么感想呢？李清记载了崇祯和蒋德璟等内阁大学士的一段对话。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固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77]。

在明朝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崇祯想要的“巧媳妇”究竟能不能选到，选到后如何做出无米之炊，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想说的还是崇祯死弯，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现，对崇祯死弯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响。

没有李自成，谷底会比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时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得天下的可能，这时候入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低了。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预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辈将大批官军吸引过去，闹得全国各地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这种时刻，当然不必等到快饿死的时候再造反。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对于一无所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民来说，答案是很明白的。对于躲在城里的良民来说，跟谁走的利弊恐怕还要算算清楚。这时候，李自成散布的歌谣给出了一个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来说，对于那些即将被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逼得倾家**产的人们来说，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几顿饱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给狗日的纳粮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