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一个繁荣的社会压榨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我想用田地价格的走向作为这项工程进度的浮标。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这就像开饭馆一样，除了交纳各项税费之外，三天两头来几个穿官服的横吃横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还得陪笑脸，不然就给你撕一张罚款单，这样的饭馆很难赚钱，自然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说，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政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赋税也不太重，田地的价格达到高峰，每亩能卖到五十两到一百两银子。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一两万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三万元左右。后来，富于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顽童儿子正德皇上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72]。当然这不是常规，南方土地每亩一般还可以卖十两八两银子，但是政治状况对地价的影响已经很显然了。

嘉靖是在顽童正德之后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骂皇帝著称，他骂嘉靖帝，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与此相近，崇祯即位后老百姓中也传开了一句话，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我没有替崇祯辩护的意思，但我得老实承认，这个数字实在太离谱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可能。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粮价涨疯了，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怎么可能收十两的饷？后来，我看到明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设身处地进入他所描绘的地方，我就得承认顾炎武说的十两并非不可能。孙承泽这样描绘地方官吏的处境：-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几千束草，若干头健骡，若干条口袋，若干口铜锅，若干匹战马，送到某某部队驻地交纳。-州县没有办法，就先借用正饷送上去。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赋要多。[73]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这才是要害。由此我也再一次长了教训，就是我恶习不改，经常对统治者存有幻想。说到这里，我干脆就一并承认了吧：尽管我自称没有替皇上辩护的意思，但我内心深处潜伏着对崇祯的同情。这位年轻人当了十七年皇上，满心焦虑，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没完没了地批阅文件，处理他难以胜任、恐怕也没人能够胜任的天下特大号难题，动不动还要下一道罪己诏作自我批评。十七年如一日，简直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换了我当皇上，被那许多**包围着，我能像他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吗？说话要凭良心，皇上可不是坏人，我愿意相信皇上，也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种种明文规定。可是，我这样是要犯错误的。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

我们还是接着说税收摊派和土地价格。公派私派和明税暗税征到十两银子的份上，地还能要么？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就意味着，在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流民的出现。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伍的后备军，他们的出现又可以更多地制造荒地和流民，进一步压低田价。 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每亩田价不过一二两银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没人要的[74]。如果一个饭馆白送也没人要了，或者便宜得一塌糊涂，我们当然可以推测，这时候不会再有人开饭馆了，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也要大规模失业了。事实上这正是明末农民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户口（纳税单位）“逃亡过半”，流民遍天下的记载。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他们总要穿衣吃饭。这就要求我们的父母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逼跑。（明）杨士聪在《玉堂荟记》卷四里痛骂杨嗣昌，说他服毒自杀活该，不死也要建议砍了他的脑袋，砍了脑袋仍然死有余辜。如此痛骂就是因为杨嗣昌建议加派。他加派的兵饷，只能加于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广、河南、陕西、四川这些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而未乱的地方，“一日未乱，则加派一日未已。”最后闹到天下全乱，无处加派拉倒。杨士聪描述的大体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崇祯死弯最后阶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说的都是农村和农业，没有涉及工商业。实际上，工商业的财富更集中，敲诈勒索起来也比较省事，而官场与乡绅联系密切，与工商业的联系却弱得多，敲诈起来的内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农村发生危机的时候，工商业的失业大军也出现了。据统计，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被迫倒闭关门。北京门头沟的矿工曾在1603年进城示威。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75]。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锐得多，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工商业的崩溃导致农产品市场萎缩，又会加剧农村的危机。这方面的内容讲起来另是一大篇文章，在此暂且从略。

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踹了社会一脚。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公平地说，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好歹还能打仗，这总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抱头鼠窜的家伙管点用。另外，官军抢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负多一半的责任。尽管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军官们也就不敢真管——已经有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这个意义上，官军的抢劫等于一次刮地三尺的极其凶残的高额征税，过度和违法之处，则相当于政府摊派和收税时免不了的“腐败税”，当时的正式称呼叫“陋规”，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规矩必定落入贪官污吏腰包的黑钱。

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这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在计算崇祯死弯及其谷底的时候无法忽略。